1961年3月20日，在格雷姆·索恩被绑架并被杀害8个月之后，也就是史蒂夫被引渡回悉尼4个月之后，本案庭审开始了。开庭首日，由法庭大法官和控辩双方的（知名）大律师共同参与选出的陪审团，十二名成员全部为男性。（那时候，女性到庭参加陪审团候选的本来就少得可怜，很难被抽签抽中。）等陪审团筛选程序结束，陪审员宣誓完毕，一一就座后，法庭书记员才开门放客，允许公众进入公众席旁听。
由于本案案情实在是史无前例，致使公众关注度非同一般地高涨，当法庭前门一开时，早已等候在外的人群便呼啦啦地朝里拥，抢占位置。庭内公众席已经坐满站满了，外面还有更多的人没能挤进去。大家都想亲眼目睹一下史蒂夫的尊容。这个就差没将小格雷姆扔进海里喂鲨鱼的，这样没天理的事都下得了手的，杀人凶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好奇心。
具体的庭审程序，并不是我重点要讲的内容。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想必大家也都对法庭内可能发生的，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想象力。比如，索恩夫妇（巴希尔和弗丽达）作证的重点，将包括指认被告史蒂夫，就是那个在案发前去过他们家确认电话号码的东欧人。辩方律师要质疑杰克和道尔两位警长的，就是他们在审讯被告时拿拘押玛格达对其进行了威胁，迫使史蒂夫屈招了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而控方，则会摆出一系列科学鉴识物证，来说明被告有作案动机，作案时间，对小格雷姆下了毒手，和最后抛尸，逃亡。（专案组甚至做过实验，在那福特车后备箱里，人是不会被闷死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控方的80来个证人都下去了，轮到辩方的证人开始被提堂（出庭作证）的时候，不同寻常的一幕拉开了。
一般来说，越是重大刑事案件，被告人越是血债累累，便越是不敢冒然成为证人，出庭（宣誓）作证。因为辩方总是有放心不下的地方，怕被告人陈词有不实，漏洞百出，经不住控方律师犀利的当庭质问。但如果被告人实在是（对陪审团）有话要说，但又想绕过控方律师的严厉盘问，一招损招就是，安排被告人，不上证人席，而是原地呆在被告席里，在不用宣誓的情况下，向法庭做（被告人）当庭陈述。（英文叫 Dock Statement）那意思也就是：话我可说完了，但对不起，我对我所说的是否属实，不对天发誓，也不负任何责任。你们（控方）也不用想尽一切办法来戳穿我，没那个机会，因为我并非法庭意义上的证人。做当庭陈述，只是想好好利用一下（西方司法体系）给予（被告人）我的权利。
而格雷姆绑票案，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曾想到的是，史蒂夫作为被告，不但向法庭做了当庭陈述，并且，在做完陈述后，还又步入了证人席，接受控方质疑，把刚才当庭陈述的内容，在宣誓属实的情况下，又过一遍。
分明全是谎言，可史蒂夫哪儿来的自信，胆敢挑战控方？答案还是我之前说的：性格使然。史蒂夫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自己有半点过错。落到今天这一步，成立谋杀罪的被告人，史蒂夫心有不甘。但在他脑子里，很快便把责任推到了他人身上。因此，这些谎言，他早已在脑海里默念了千百遍，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口封，自认为绝不会在陪审团面前露出任何破绽。想反，他觉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要好好利用司法程序，将撒谎进行到底，，，
史蒂夫确实是把他所想要说的，在法庭上说了三遍不止。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讲到这里，就有必要向各位（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同胞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英美法系里，庭审证据辩论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
大体上，开庭之后的举证顺序，都是由控方先传呼本方证人出庭作证。然后才轮到辩方。在本方证人进入到证人席，宣誓完毕后，首先也是由本方律师起身，引导证人做陈述，展开证据。（法律上叫主体举证。evidence in chief）然后，由对方律师起身，对证人进行提问，质疑。（英文叫 cross examine）对方律师质疑完毕后，本方律师还可以就质疑当中出现的问题，再引导证人进行必要的补充。如此，一个证人接一个证人地辩论下去。
所以说，史蒂夫把他要（向陪审团）说的，说了三遍。第一遍，以被告人当庭陈述的形式，第二遍，以证人资格做主体陈述的形式，第三遍，则是在回答控方律师提问和本方律师引导做补充的时候。
我有一个直觉，类似像史蒂夫这样的罪犯，美国FBI惯用的测谎器对他是不起作用的。就算上了测谎器，他也一定会Pass，测不出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英美虽源出于同一司法体系，但在英联邦国家比如英格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警察都一概不使用测谎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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