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完了干草，我们爷仨向家方向走着，爸爸还让我们兄妹俩坐在车上他拉着我们。我觉得爸爸走累了时，我就替爸爸拉着，只要妹妹坐的地方合适，拉起来很省力。
除了卖干草、吃缸炉烧饼，那天还有料想中的一件美事，就是一块红薯（我们叫白薯）地那天解放，就是说人们可以去里面用镐刨寻生产队收白薯遗漏下来的。我在前一天晚上，专门从姥姥家借来了一个小镐和一个筐子，告诉弟弟第二天如何去捡白薯。
我卖草回来的路上，用我那读到博士后也没有近视的眼看到远处白薯地里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大家都躬着腰用力地刨着（类似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的情景）。我想弟弟必在其中。一会儿后又看到邻居小名叫牛小的一个比我小两岁的男孩子用自行车驮着一大筐大大小小一块半块的白薯送回家，我更放心了，想我弟弟就算笨一些、起的晚一些，他也能拾到一筐底的白薯吧。
带着挣了17块钱的喜悦、带着对缸炉烧饼的渴望（心里面一直嘱咐自己一定要慢慢的吃，细细的品味）、带着对弟弟拾到白薯的企盼，我和爸爸妹妹回到了家。爸爸让我先给爷爷奶奶送了两个缸炉烧饼，又去隔街斜对门的姥姥家送了俩烧饼。老人们都对我们把草卖出去这件事很高兴，他们原来担心卖不出去只好当柴草烧了的。
当我从后院回到家里时，我发现那个小镐、那个筐还是干干净净的放在原来那个地方，看来弟弟是根本没有去拾白薯了。我腮帮子立马鼓了起来，快步进屋问妈妈弟弟去拾白薯了没有。妈妈说：“他那么小（9岁），让他那么早起来？”我那个气呀，脚跳起来好高，放声大哭着，恨不得把已经出去玩的他揪回来揍一顿解气。要是我不去卖草而是去拾白薯，怎么说一早晨加上午，拾上多半筐是可能的，这够一家人吃上几天的。越想越气，越气越想。
那句话怎么说？一岁看大，三岁至老。我这个弟弟，与我和妹妹相比，不说也罢。按我总结的经验公式：上朔祖宗八代，每代都有败家的，而且败家的形式不是唯一的。
我大声不断的哭着，因为我知道再去白薯地也拾不到白薯了，我拒绝再吃那块属于我的缸炉烧饼，也坚决地说弟弟不能吃用我挣得钱买的缸炉烧饼。
人家我们同学，是哥哥带着小两岁的弟弟在前面的一年拔草换了300斤麦子，而我们家呢，那是我一个人拔的草，没有我弟弟的份儿。我从小就知道疼妹妹，就知道保护妹妹，青纱帐一起，我都是一个人包下来给猪挑野菜，给兔子挑野菜，不再让妹妹去地里的，怕她碰上坏人。我还要去拔草。
我在那里“胡闹”时，爸爸走出来，对我说，“我和你妈商量了，去再卖一次草。你把那块缸炉烧饼吃了，我们快走”。
我只得就着眼泪，在妹妹不声不响大眼睛不眨注视下，吃着那不知道是“皮了”（返潮）还是被我泪水打湿了的缸炉烧饼和高粱米粥。至于这次缸炉烧饼什么味道，已经模糊不清了。
生气归生气，活儿还是要干的，想到还能挣这么多钱，精力就慢慢地转移到卖干草上来了。
爸爸、我和妹妹，早晨起来一去一回，已经走了13公里了，所以这次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走起来有些慢，深秋的中午太阳还是很烤人的。
我们再走到那个村子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记得经过县城东关时，我们还多歇了一会儿，爸爸还去商店里面买了一盒烟，记得是大境门牌的，可能是三毛钱一盒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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