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伯伯黄胜白（药学家、本草学家）和他的三弟黄鸣驹（毒物化学专家、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四弟黄鸣龙（有机〈甾体〉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合称“扬州黄氏三杰“，在《扬州市志》及多部人物辞典都有关于他们的篇章。三兄弟的下一代中也有不少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黄氏一门可谓是人才辈出。
伯伯的两个儿子，七个孙子孙女都在各自专业领域中获得一定成就。其中他们的孙女黄明和孙子黄惇受他们爷爷的熏陶教导最多。黄明写过十篇纪念祖父的回忆录，黄惇也准备写《黄胜白传》。虽然他们已经将伯伯伯母的生平写了很多了，却不能完全代替我对伯伯伯母那份怀念之情。尽管我们在国外接受了西洋教育，汉语水平不很高，还是决定尽我的能力将记忆中关于伯伯伯母的种种故事的片段写出来，以寄托我对他们的深切哀思。
在扬州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扬州黄氏三杰》中，有关我伯父黄胜白（1888-1982）的材料很少。我的父亲黄鸣龙生前常说：“他们三兄弟中，最聪明的是他们的小哥哥（即黄胜白，因大哥早逝，二哥便成了众弟妹口中的‘小哥哥’。）学问最高的也是他们的小哥哥。”然而，在三兄弟中伯伯的学术地位、级别和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那是由于伯伯为了照顾全家，为了培养弟妹及他们下一代的子女，几乎终生操劳，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做出了太大的牺牲。黄氏一门能有今天的地步，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我们的伯伯黄胜白，归功于他的那博大胸怀及对弟妹侄子们无私的付出。我们作为他的侄子侄女，对这一点的感受尤其深刻。
从贫困中崛起的带头人
根据《光绪句容县志》记载，我们的曾祖父黄积庆是前清举人，曾任句容县教谕（类似县教育局长），做得很成功因此很受学子爱戴。然而他治家却异常严历，他若坐在厅堂上，儿孙佣人们不敢大摇大摆地穿厅而过，只能背靠着墙，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到他的目光看不到时才撒腿飞奔。祖父黄云章只是个秀才，他想外出读书，不敢征得严父的同意，而私自溜走。曾祖父知道后大怒，在儿媳房外跳来跳去地骂，骂后仍不解气，还端起一盆水泼进门去，睡在摇篮里的婴儿被浇了一头的水（这个婴儿便是我们的伯父黄胜白）。祖父外出求学没有什么结果，只能奉严父之命为庶母生的几个弟弟教读。曾祖父去世后，祖父没有什么谋生技能，生活陷入困境。他的儿女们―黄胜白，黄鸣驹，黄鸣龙，黄瑛以及后来继祖母生的黄鸣鹍和黄鸣皋—都是由我的伯伯黄胜白领头从贫困中奋斗而重新崛起的。
祖母对伯伯的影响
我们的祖母出身书香门弟，是个贤妻良母，虽然家庭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她却毫无怨言。她十分好学，众多的儿女，繁重的家务，都不能麿灭她学习的热情。伯伯告诉我们，她坐在马桶上都要用功读书。这一切深深影响了她的子女们。她的一大爱好是收集民间的俗字、奇字，探讨其发音及用途。伯伯继承了她的爱好，对文字学、音韵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并在后来将之运用到本草学的研究考证中。伯伯的孙女黄明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一次她和爷爷走在街上，看到几个女工正在制绳（她们使用一件木制的有孔工具，将绳子的三股从一头穿进，从另一头拽出來，便绞成了有小孩手臂粗的绳索）。伯伯驻足观看许久，突然问她们：“那个木制工具叫什么？”她们答说：“羊头。”又问：“未绞成的散股叫什么？”答说“叫振（音）。”伯伯听了十分高兴，立刻赶回家去查书。并吿诉黄明说她们解决了一个他长期苦思不解的疑难问题——原来在《说文解字》中，“敬”字属羊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个羊头，下有一根绳索，“敬、振”一声之转，为什么搓绳子的“振”要和羊头连起来？——这次可找到答案了。他当时就说要收集一些论据，最好同出土文物联系起来，准备写篇文章。
十年动乱中，又是大批判，又是闹革命，又是下乡受教育，耗费了他许多光阴。他曾感叹地说：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能给我五个人，让我把我想写的东西写下来呢？（说这话时他已84岁高龄！已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他要写的东西几辈子也写不完。然而在他的遗作中，有很多却是组织上要求他交代的“罪恶材料”！
传奇式的定亲
伯伯和伯母本是姑表兄妹，伯母杨兢安，从小父母双亡，由伯母的舅公公别出心裁地召集一群男孩子做作文来为幼小的外甥孙女选夫君。这群孩子中有富家公子，也有像我们的伯伯那样的穷孩子。当时伯伯土里土气，在院子里玩得满头大汗，坐下来提笔就写。结果，他的作文最好，舅公公就决定了他和伯母的亲事。那时伯伯才十一岁，我们的伯母才五岁。伯母的奶妈本来对这门亲事很不满意：按世俗观点我伯母杨家是个大家，和当时已陷入困境的黄家，门不当户不对。她指着树上的“野孩子”厌恶地对伯母说，“你看他又黑、又脏、又穷！你到他家连半个缸其子（一种极大众化的小面点，上海亦称老虎脚爪）都吃不上”。不料，幼小的伯母已看到了伯伯内在的本质，她立刻反驳道：“他脸黑心白呀！”十一年后她嫁给伯伯时,果然连半个缸其子都吃不上！
嘴对嘴回窝喂小鸟
这位爬在树上又脏、又黑的小哥哥由于家贫上不起学校,便独自去南京就读于免费的江南陆军小学。他聪敏过人，从不温习功课成绩却总是得优。发给他的讲稿他在回宿舍的路上边走边看，看完以后就一张张随风飘走，德国顾问们非常器重这个聪明异常的中国孩子。在那里他练就了一个好身体，一口好德文，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论是在陆军学校，或是后来在同济大学读书时，他一有机会就溜回家把在校学到的知识教给弟弟妹妹们，就像大鸟回窝嘴对嘴喂小鸟一样。
风先生的影响
风先生（吉亮工，由于他晚号叫疯先生，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风先生），是扬州名士，晚清举人，性情狂放不羁，善诗文书画。一生奇事无数，至今仍为扬州人口头传奇。现扬州博物馆副馆长介绍扬州书画历史时，称风先生为扬州八怪后的第一人。伯伯拜风先生为师，一生受风先生的影响甚深，伯伯的家中除了风先生的字画没有任何别的字画。在我们杭州家里的葡萄棚下有块木匾，上面刻着风先生手书“一窝风”三个大字。似乎是风先生的灵魂一直萦绕在我们家的上空，给我们家一种特殊的风格。
风先生很喜欢我们年轻的伯母，他收了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她为义女。伯母从他学诗，她虽写诗不多，但常有佳句的灵感。她写过一句诗：“明月焉能夺我心。”风先生见了大为赞赏，并用辘轳体写了好几首七律，把“明月焉能夺我心” 一句分别嵌入其中。伯母自署“风绪”（绪，意为“绪馀”，亦即残馀，《庄子.让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也泛指主体以外的零散部分。）伯母自称“风绪”，伯伯是风先生的门徒兼爱婿自然署上“风婿”。在后来的六十多年中，他俩无数的来往书信中都以“风绪”、“风婿”相称。
长嫂如母
伯母十六岁时和她的表哥——我的伯伯结婚。婚后不久，祖母便去世了。这位小哥哥和年轻的妻子按照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原则，担负起全家上至他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下至他们的弟妹（包括后来继祖母生的两个弟弟）的生活和学习。我伯母小时没有进过厨房，祖母去世后，她给一大家子做饭，往往等她坐下来吃时，菜已经被和她同年或比她小几岁，不太懂事的表弟、表妹们吃完了。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把他年轻的表姐（嫂嫂）逗哭了，他才满意。祖母去世后祖父曾宣誓不再结婚，然而不久后他又想再婚。考虑到家境已经异常困难，我伯伯不赞成父亲续弦，但是善良的伯母变卖了陪嫁带来所剩无几的首饰，为她的舅父（即她的公公）操办了婚事。伯母告诉过我，她的姨妈（即她的婆婆，我的祖母）一辈子生活坎坷，经济情况稍微好些就感到害怕。伯母和她的婆婆一样，似乎认为坎坷的生活是永恒的，幸福只是没有痛苦的片刻。
相异恩爱无间
应用黄明的话：“奶奶和爷爷，是性格很不相同的两类人:奶奶酷爱清洁，爷爷却不甚注重小节；奶奶生性较严肃，爷爷却喜好戏谑；奶奶条理分明，爷爷率性而行。俗话说“严父慈母”,但在爷爷家里却正好倒了个个儿。 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上，他们恩爱无间，对于爷爷来说奶奶是他生命夜空中一轮皎洁的月亮，而对于奶奶来说爷爷是她生命中炽热的太阳，以至于对其他发光的天体都不屑一顾了。伯伯经常戏称她为“杨安我”，并开玩笑说：“一般人介绍自己的夫人时说：‘这是我的内人’，将‘内’和‘人’合并起来就是‘这是我的肉’。” 伯伯宣称男人应该怕老婆，因为女人比男人有条理，男人往往太任性。
关于他俩的性格差异，我的小妹妹黄兰洁丫丫学语时就已经很明白了。她喜欢光脚走路，伯母对她说：“赤脚走路罚西瓜。”一天，她一面光着脚走路，一面高高兴兴地、不断地、用带她保姆的绍兴话唱道：“赤脚走路罚西瓜”，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我告诉姆妈去”（姆妈是上海杭州一带对母亲的称谓）。小妹妹回答说：“不要告诉姆妈，告诉伯伯。”她知道伯伯是不会罚她的。
穷孩子上了洋大学
1907年十八岁的伯伯从陆军中学毕业，正值德国政府为了推销西药培养西医人才，在上海创办了同济医科大学。早期中国的西药都来自德国，英美派是后来才进入中国的。阔少爷们看不起德日派学校，时兴上英美派大学。同济大学没有生源，于是德国人便把部分陆军中学的毕业生，官费保送到同济大学，伯伯便是被保送的学生之一。伯伯能上到大学靠的是洋人，然而他看透了外国人在中国趾高气扬、侵略掠夺的行为。在他九十三岁同济大学校庆时，副院长率队去看望这位当时唯一健在的第一届老校友，他们说伯伯是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们带来的材料中描述了他如何改名黄胜白、如何带领学生集会游行等……。这些事伯伯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在他后来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中,也从未提起过。他从不吹嘘自己的任何成就。
医学救国
当时的中国国弱民贫、病流行，被蔑称为“东亚病夫”。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想要走“卫生救国”之路，伯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几乎一生都在普及医药学。同济大学毕业后不久，他赤手创办了《医药学》（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医药学刊物之一，在民国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据说，北京图书馆现仍存有完整的一套。四十年代我父亲在美国时还经常给《医药学》寄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医药方面最新的材料。）几乎和创办《医药学》同时，伯伯和几个同仁创办了同德医专（后来发展成上海第二医学院），还创办了卫生学校，助产科学校，培养现代化的助产士。家属亲友中许多人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伯伯的二儿媳黃榴便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她告诉我们：一进该校的校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块大石头，上面有我们的伯父用红漆写下的“喫苦”二字。这就意味着学生为了事业,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她们学成之后将被派去郊区或农村为平民老百姓服务。为了创办平民产院，伯伯利用他能说会道的本事，到处游说乡村开明绅士，支持他办平民产院。从助产士训练班到助产学校，白衣战士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滚大了，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伯伯已在筹办江苏六十一县平民产院，让平民能在医院生孩子。抗日战争期间他带着卫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医药器材逃难，沿途一面为居民群众看病，一面招收学员。许多只身逃难的青年学生纷纷前来报名应考，不断壮大了这支医疗卫生队伍。
送弟弟妹妹出国留学
伯伯一生豪爽好交友，宾客上门，无不尽力热情招待。在陆军中学就读时，他曾经邀请学弟黃Z.X回家吃饭，可当时的黄家，除了盐水冬瓜汤之外就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来待客了，祖母为此深感羞愧。同济大学毕业后不久，伯伯在上海的宝隆医院找到了工作，生活条件开始好转。可是伯伯首先想到的不是和伯母两人过温馨的小日子，而是把弟弟妹妹从扬州接出来让他们也过好日子。我们的父亲在伯伯工作的医院里第一次吃到黄油面包，高兴地说像鸡汤一样好吃。三伯伯黄鸣驹和我父亲黄鸣龙一样，都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但他们在小哥哥尽心教育下，实力并不比持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差。我父亲考上了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现在的浙江省医科大学）攻读药科，三伯伯也进了药房当学徒。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遣送德侨回国的船上需要一名随船药剂师，伯伯看到机会来了，正好利用这个时机送弟妹出国留学。当时父亲不到二十一岁，学的是药科，伯伯又教过他德语，便立即被录用了。
三伯伯也随船前往，在船上当小工以抵船资。由于三伯伯没有中学文凭，到德国后难以被大学录取，伯伯特地买了一张空白的毕业证书，填上了一个假想的中学校名,加上“校长黄胜白”的签字，就这样把他们送出了国。伯伯每月给他们各寄五块钱，就够他们在德国吃上一个月的黑面包。但是就是这几个五元钱，也是伯伯姆妈省吃俭用硬挤出来的。二十多年后伯伯给我看了一封未寄出的信，信里表示他非常遗憾，因生活拮据，不能再给他们寄钱了。然而，伯伯姆妈最后还是克服了困难，没有寄出这封信，硬是让弟弟妹妹学成归国。
唯一幸存的妹妹
伯伯有三个妹妹，三姑黄瑛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二十年代她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妇产科专家。她编著的《妇产学》是妇产学校的必读教材。伯伯非常爱他的妹妹，为她骄傲。不幸的是，黄瑛一生的命运非常坎坷，她年轻的时候就迷恋上了她的表哥汪元臣，伯伯深知汪元臣的为人，没有同意这个婚姻，后来他们在德国留学时就结了婚，婚后不久汪元臣就对她不忠，造成三姑终生的婚姻不幸。1957年，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三姑又被糊里糊涂打成右派，后死于胰腺癌。黄明在文章中提到“爷爷谈往事时，一点都不提三姑太太…三姑太太的逝世，是爷爷心头永远的痛，以致他不愿提到她”。
黄 杨 楼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父亲和三伯父从德国学成回来。有了三个人的工资，伯伯便向他的姑夫（我的外祖父）汪夷白借了钱，在杭州西湖边我外祖父住宅旁买了四十亩地，建起了他们三兄弟自己的住宅，也是我们世世代代唯一自己的家。伯伯以他的姓（黄）和伯母的姓（杨）命名这所住宅为“黄杨楼”。伯伯用他丰富的想象力点缀了三兄弟的新居（他找了几十张水鸟的画片，请来一位民间巧匠，用水泥雕塑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大水鸟，栖息在湖边住宅前的铁丝网的石柱上。）从西湖上岸，右边有一个周围有栏杆的圆形水泥台子，中秋可以赏月，夏天可以乘凉,我们称它为“月台”。（我们小时经常在月台栏杆上玩“过家家”。）去过黄杨楼的人，总会赋予它种种神奇的色彩，传说黄杨楼有个在月光下跳舞的大圆台。的确，聪明的伯伯凭他丰富的想象力使得黄杨楼成了人间仙境。（上岸通向住宅的小径两旁种着两排小黄杨树，树名是由伯伯的姓和伯母的姓组成，黄杨楼内一年四季都有鲜花。）一无所有的三兄弟，在杭州西湖边有了自己的住宅，把美丽的梦幻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伯伯有许多朋友，而且经常是朋友来访他，他还带领全家去爬山，带回大把大把的野花、野草，有时还划船到西湖对面去看电影。对此伯母又有一句佳句“勤访湖山懒访人”,伯伯依风先生前例把它写入辘轳体律诗中，接下去写道“贤妻语我远风尘…”一口气写了八首七律，把“勤访湖山懒访人”依次嵌在七律的首句，次句直至末句。
我外祖父的住宅就在黄杨楼旁边，他为我的母亲汪琪在院子里修建了一个网球场。在我们的记忆中除了我父亲，母亲和一些经常来打网球的客人外，我姆妈也是经常奔跑在球场上的妇女之一。姆妈那一辈的妇女大多缠足，她却是个例外。（其实她小时候也曾经纒过一次脚，因为受不了那份痛苦，她哭闹得她的祖母不得不为她放脚。）
汪家和黄家的住宅之间只隔一道小红木桥，小桥底下是从西湖引入我们池塘的小渠，西湖的鱼可以穿过一个网进入我们的池塘，而进入我们池塘的鱼却回不了西湖了。家里自备船只，有时伯伯用船去迎接远道来访的亲友，予以热情的招待。有一次，送客的船在大风中翻了，第二天报纸上便有一篇《送客送入西湖中》的报道。黄杨楼不是公园，但是每天都有游客上岸，来观赏黄杨楼的奇花异草、优美景致。
黄明在华东师范大学遇见过一个中文系教授徐震堮，是她爷爷的诗友之一。徐教授去世后，他的弟子们整理出版的《梦松风阁诗集》中，有如下一段:“久别湖南黃处士，西风忽堕过江书，。绿扬城郭寒初甚，可有吟情入荷锄？”（注：胜白有别墅在表忠观旁，与罗苑隔湖相望，杭人称为小黄庄。黄胜白（1888－1982），原名鸣鹄，扬州人，治医有声。能诗。晚年任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小黄庄即“黄杨楼”。）注中,除了黄杨楼不是别墅外，徐教授诗中给了黄杨楼那么详细的地理位置和别号相当真实可信。
发现千人洞
在杭州的那几年生活，借用伯母的一句诗“勤访湖山懒访人”可以概括。每逢节假日，伯伯就带着全家大小浩浩荡荡出发去登山探险。他们登过南北高峰，探索过紫来洞。有一回伯伯阅读西湖方志，从中了解到西湖群山中有一个大型溶洞，可坐千人，名为“千人洞”。可惜年深日久，早已无人知晓洞口在何方。伯伯于是到处寻找，不断向山上樵夫和采药人探询。大约在1936年他们终于找到了洞口，但是测试洞的深浅时，用最亮的电筒也照不到底。到洞口尚有一段很难往下爬的山坡，伯伯和一些爱冒险的朋友，他们最后想到一个办法，用一根长绳子拴着我当时不到十二岁的堂哥哥黃兰谷，把他缒下去，带着电筒照明，伯伯和他几个同济大学的朋友终于进入了千人洞。千人洞广阔深邃，通道曲折难行，伯伯他们找到一个满地软绵绵的蝙蝠粪的洞厅，伯伯戏比作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铺着地毯的前厅。在洞的一壁，他用白油漆刷上“同济堂”三个大字。他们还发现了洞中一些其他的奇景，比如有个冷气逼人的洞，简直可以当作盛夏季节的冰箱。（后来日军侵华时有个日本士兵发现了这个冷气洞窟，因此而受奖提升一级）。伯伯还在一处洞壁上题写了“黄胜白到此一游”的字样，底下开玩笑地署上了南宋间的年号，也不知道这两处题记还在不在？（在此黄明加注说：“1974年我们全家去杭州时，在水乐洞、满觉陇一带曾见到一块去千人洞的指路牌。”）
无拘无束的人生
伯伯的学弟、好友Z.X.毕业后不久挂牌行医，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名医，他和他的几个儿子在上海医界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上海黄金地段的一条小马路上，有过他们的私产—一栋漂亮的三层花园小洋房。以伯伯的聪明才智，要做到像Z.X那样名利双收想必也不难,可他却没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拜耳医药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医药市场的半壁江山，拜耳公司提出聘请伯伯为公司中国总代理（这是个肥缺），然而伯伯拒绝了，他不愿意呆在十里洋场和做生意的人打交道。他只同意当拜耳公司的顾问兼翻译，提出的条件就是不坐班。他不愿意让办公室白领的生活拘束了他崇向自由的天性，他更喜欢的是亲近大自然，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在杭州时浙江省图书馆曾应他的请求，每星期给他送一小车的书藉，读完再换。因此伯伯的知识极为渊博，横跨多个学科，是个名符其实的杂家，这对他后来研究本草学时广泛引用文史、诸子、文字、训诂、音韵材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乐 于 助 人
伯伯和伯母一个属牛一个属马，他们为家族做了一辈子的牛马。而且不仅仅限于自己的亲人，他们永远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伯伯和Z.X一辈子都是好朋友，他们曾多次帮助过我，我一直把他们当作我们家的恩人。直到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 Z.X.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松江挂牌行医时,伯伯给过他很大的帮助。伯伯自己也才毕业不久，不顾自己身上沉重的家庭负担，前去协助他。Z.X.和情人及父母聘定的未婚妻三人间闹出的感情风波，也是伯伯帮他处理善后的。后来伯母从扬州去松江看伯伯，暂住在Z.X.的诊所里。Z.X.的新婚妻子竟把伯伯伯母当作到他们诊所里骗吃骗住的无赖，骂我年轻的伯母“江北猪猡”。（一般上海人侮辱扬州人最厉害的话也只是“江北佬”。）为了维护丈夫和Z.X.的友谊，年轻的伯母一口口地吞下这不堪入耳的侮辱。直到数十年后伯母去世，我们才知道她年轻时还受了那样的委屈。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也受过很多委屈，但她总为了大局宽容下来。
有时伯伯伯母甚至于热心过头帮了倒忙。黄杨楼附近有个渔民捡到好多美金，问我伯伯是否可以用它买条渔船，我伯伯劝他还给美国兵，结果当我堂哥哥去美国兵营时，门外站岗的美国兵拿走了钱，粗鲁地赶走了我堂哥哥。伯伯深感内疚，自责竟把美国大兵当作绅士。他向渔民道了歉，并把我们黄杨楼的船送给了他。
黄杨楼曾有一个工人叫和尚，抗战爆发伯伯带全家离开杭州，委托和尚照看房屋。抗战胜利后，伯伯和姆妈听说和尚遭到不幸，腿跛了，伯伯和姆妈定期给和尚寄钱。文革中，伯伯被扣发工资，靠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过日子，可是他们还惦记着：和尚怎么办？
1953年伯伯调到北京中华医学会担任副秘书长。那时我从美国回来，一时找不到工作，便跟着伯伯去了北京。伯伯找到的房子是一座四合院里三间永远见不到太阳的“北屋”。当中一间算是客厅，伯伯姆妈住了一间，让我住另一间，竟让他们心爱的、患有气喘病的小孙女黄明和保姆朱奶奶长期住在后面又潮湿又黑暗的厕所里。伯伯和姆妈就是这样一直舍己为人的。
伯伯另外帮助过的一个很大群体就是他的学生。伯伯长期从事医药卫生的普及工作，开办了很多助产士训练班、助产学校、卫生学校，学员大多是家境贫寒的女青年。在那个社会里，她们本来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嫁人，生儿育女，一辈子围着锅台转。从助产学校出来，他们有了一技之长，可以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伯伯非常关心她们的成长，彼此间的感情都很深厚。文革前，伯伯每年夏天到上海避暑，行李中还把当年助产学校的学生名册带着，以供回忆。
1935年左右希特勒备战，迫切需要外汇，订了“登记马克”的条例，凡带到德国的外国货币可按比官方汇率低一倍的汇率换马克。我们家有两个人考上了官费，两个人的官费省省可以四、五个人用。于是我三伯父带着三伯母和他们的小儿子黄兰成、我父亲和继母王晓麟，伯父母的长子黄兰孙去了德国，留下了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和三伯父母的两个孩子给我伯母看管。她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担。而当时她没有预测到将要发生抗日，更想不到还要带着五个不满十二岁的孩子和三房的行李逃难所遇的艰难险阻。
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便不再需要天天上学了，都非常高兴。为了管住我们，伯伯命令我们五个孩子在黄杨楼院子里检地上红色、黄色的落叶，钉在客厅的一面墙上，待伯母出院时，楼下客厅里贴满了秋天美丽的落叶。离开黄杨楼时，一反平时对我们节约用电的教导，伯伯命令我们打开黄杨楼所有房间的电灯，排好队一二一，士气高昂地走过红桥。快到大门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看黄杨楼的房子。在清早的薄雾中，每个窗子都闪烁着明亮的灯光，我们仿佛进入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谁也没有想到从此‘小鸟儿’就再也回不了窝。
伯伯和姆妈带着我们，千辛万苦离开杭州，先到南溪，再到丽水、温州，最后避到上海租界。即使在逃难的路上，伯伯还带我们大家从温州坐船去了雁荡山，观赏那天下奇绝的美丽风光。我们当时正处淘气的年龄，会做出各种各样出格的事，例如在兰溪，我们不知道晚上打更的老头为什么敲锣，便一拥而上抢了他的锣乱敲一阵，急煞了老头；在上海，有一次我弟弟和小表叔玩斗剑，小表叔故意让他后退，让他掉进了后院的粪坑，我弟弟身上滴着大粪进屋找伯母说：“姆妈，我掉到粪坑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伯母还戏称我们为“五颗金刚钻”！她就是以非凡的爱心爱抚着我们五个远离父母的孩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秋季，杭州人纷纷逃离了杭州，而我们家却稳坐泰山。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没有逃离杭州是因为我的伯母在医院做人工流产。那时伯伯伯母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伯母曾生育过两个女儿，好像叫“叶叶”和“秀秀”，但两个婴儿接连去世了。当第二个女儿也得肺炎时，伯伯特意请来一个德国儿科专家。白白胖胖的秀秀一把抓住大夫的听筒，大夫笑着说，“她身体这么好，能挺得住。”然而伯母最后还是失去了秀秀。伯伯为了安慰伯母帶她去无锡玩，但是伯母两眼毫无表情地凝视着前方。这次伯母是因抗日战争被迫做了人工流产。（1972年伯母病危时，同病房的病友曾经说：“可惜她没有女儿”，姆妈轻轻地、无限伤感地哼了一句：“我有两个女儿唉！”）
在上海时伯伯似乎已经失去了拜耳药厂的工作，以伯伯一个人的工资，不够应付飞涨的物价，伯伯不得不去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教学。他说外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物质文明，他偏要教中华物质文明史，而且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1942年我们的父母回国，在昆明伪中央研究院工作，便陆续接走了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我伯母总算把“五颗金刚钻”胜利地还给了他们各自的父母。
在昆明我们呆了一年，蒋介石政府不重视研究工作，既不给研究经费，又不给足够的化学试剂。虽然在这期间父亲对从普通药店里买来的驱蛔虫的山道年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可喜的成果，向全世界报告了有机化学上的重要发现，然而工作上的失意迫使父亲写信给国外各研究单位，提出去做研究工作。1944年我父亲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全家去了美国。
黄色名片的作用
我伯父在圣约翰的许多学生受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纷纷表示想去延安。伯伯用他印有“黄胜白”三个大字的黄色名片，为这些学生去延安壮壮胆。日本人从我们内地寄往上海的信件中发现了问题，便带着许多大兵气势汹汹地冲进伯伯家要抄家。伯伯的思想异常敏捷，他不慌不忙地取出他的黄色名片，手指不断来回地指“黄胜白”三字。不久日本鬼子笑了（他认为伯伯赞同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拍拍我伯父的肩膀，不抄家了。即使如此，伯伯还是从上海逃到了江西。
生活在贫穷中
伯父的才能很受德国人欣赏。抗日战争前，拜耳药厂曾经要他在上海当拜耳药厂的中国总代理。这虽是个肥缺，但我伯伯断然拒绝了。他可以为学弟、为普及医药学到处游说，但是他不愿意在十里洋场和做生意的人打交道。他要求拜耳让他翻译资料，工资虽低但能呆在家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伯伯伯母从江西回到杭州，生活越来越紧张。我们在国外经常听说伯伯在某某中学教古文，某某地方教德文，如何想办法卖当初为拜耳药房写的《家医》维持生活。
说服父亲回国
我父亲曾在昆明警报频催的防空洞里得出了有关山道年的立体化学可喜的成就。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除继续发表有关甾体以及山道年的论文外，还有一个科研成果便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如今已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的“黄鸣龙还原法”。在默克制药公司又协助合成了可的松。解放后，伯父不断地劝说我父亲回国，1952年我父亲准备从美国回国，到中国科学院继续做甾体化学的研究。没有想到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为了拉我父亲到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阻止他去中国科学院工作，派我继母的妹夫黄锡镛去香港接船，派我伯父去深圳接我父亲。深圳太热，伯伯脱去了外衣，里面是一件破旧的、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毛衣。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他的小哥哥会在深圳接他，当他认出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满头白发的老人是他的小哥哥时，竟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解放后伯伯虽然生活有了保障，但是他的生活质量、他的工资始终与他的学问、他的贡献不成正比。黄明引用了台湾作家慕容美写的武侠小说《一线悬肝胆》中算命先生对主角说的一段对话：“功名利禄、富贵寿考都与你无缘。公子是天生的劳碌命，凡是接近你的人都能得到好处，公子自己却一无所有。”黄明说：“用来概括爷爷，倒是再好不过了。”
自得其乐
伯伯一向对大自然的花草植物感兴趣，特别是药用植物，他认为中药是个广大的宝库，并孜孜不倦的作了好多研究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我父亲第二次去德国时带了中药“延胡索”和“细辛”，研究了它们的化学成份和分子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发明了新药，这奠定了他此后成为国内甾体化学创始人之一的基础。1953年朝鲜战争急需解决新鲜蔬菜难运的问题，当时卫生部组织了一批人编了一本《可以吃的野菜》，伯伯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还为它写了前言。是年，伯伯调往北京中华医学会工作。伯伯伯母都期盼着去首都，但是到北京后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找到一个四合院里三间朝北，永远见不到太阳的“南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伯伯和伯母亦能自得其乐。伯伯利用业余时间，在那“三间”破屋前开荒，种了好多他最喜爱的两种花——凤仙和牵牛（两者都是普普通通的草花，在古籍记载的36种花品中凤仙居下品，而牵牛根本不入选。），可是这两种花在他的庭院里开得那样灿烂，那样美好！这也许正是他们夫妇人品的写照。晚间他和伯母总到房前庭院里欣赏亮晶晶的“月光花”。
终于有了他最称职的工作
1957年伯伯又调往南京植物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伯伯的研究重点是本草学。他使用文字、音韵的资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到1964年，伯伯写的《本草纲目译名考订》已积稿40多篇，每一篇都广征博引，论据精密，指出致误的原因，令人十分信服。英国学者李约瑟写作《中国科技史》时，曾到中国来收集资料。当他问及某一问题时，有人回答说：“这件事只有黄胜白能给你解答。”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和李约瑟见面，这是他一直引以为憾的。
遭遇文革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两派革命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催促下，学生们又走进了课堂。这一年的秋夏之交，黄明和他的弟弟黄丘去南京看我的伯伯伯母，这时伯伯伯母的处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停发的工資又恢复了，甚至还补发了一些。。令黄明吃惊的是，她爷爷往昔光溜溜的下颏，竟留了两三寸长的白须。黄明问她为什么要留胡子，他笑着说：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以示“老而不用”，希望他们能让他退休。
当时黄明觉得伯父太幼稚，太天真了。运动方兴未艾，《十六条》中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植物所亦是如此。她叔祖父黄鸣龙所在的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她爷爷所在的寄生虫病研究所，哪个单位的头头会因为伯父留了胡子，轻易让他退休，从而让运动的目标跑掉？后来黄明回想这一切，才知道伯父并不是不明白这些，只是想尽他最大的努力抓住流逝的时光，继续进行他的研究。
接受再教育
1969年初我去南方探亲路过南京，我想去植物所给伯伯一个惊喜。我吃力地走山路到了植物所，惊奇地发现年过80的伯父身上穿着深灰色的长大衣一头稀疏的白发躺在冰冷的泥地上拔草。我坐了半小时，他一直一面和我聊天一面认真地躺着拔草。他很坦然地告诉我：他不用像别人那样劳动，组织上照顾他让他拔草，他弯不下腰，所以躺在地上。他还很“骄傲”地告诉我，姆妈给他做了好几身新衣服，他穿的大衣，料子是“开司米”。大概就是那一年秋冬，伯伯被送往江苏六安县接受再教育。期间有一夜他感到不舒服，第二天一大早上去县城买药,想在集体劳动前赶回来，摸黑走上一条较明亮的“大路”，不料那不是大路，而是一条河。很难想象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不会游泳，在秋末冬初的季节掉入没顶的河里，求生的本能使他手抓住岸边的湿泥块拼命地往上爬，艰难地将沉重的身体一寸一寸地爬上了岸，在寒风中穿着湿透的衣服走回宿舍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
就在我探亲经过南京时，发现人们都称我伯母为“杨主席”。原来她从50年代起一直从事居民工作，调纠解份，努力助人。黄明写道：“爷爷戏称她可比周公的‘一饭吐三哺，一沐三握发’，常常饭吃到一半就被人叫走。”70岁以后，精衰力微的她才慢慢退出。七一年下半年伯母的健康开始恶化，那时南京很冷，三轮车也很难找，也没有出租汽车，而且根据医院当时的制度病人必须出示身份证，证明你不是“阶级敌人”才能接受治疗。好不容易通过在鼓楼医院工作的儿媳才住进医院。1972年伯母病危需要输血浆，医院要求出示病人不是阶级敌人的身份证明。我伯母没有主管单位，伯伯的单位在农村，医院方面天天催促，并说“同房间三个病人都有证明，怎么唯独你们没有？”我们求她当过“主席”的家属委员会开张证明。不论我和黄明如何哀求,回答总是一句话：“我们不了解这个人，不能开证明。”难道她们忘了为家属委员会忘我地服务多年的“杨主席”了？20余年后黄明回忆起这一段情景时，仍不禁问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如此冷漠，社会上的同情、帮助、爱心都到那里去了？“史无前例”、“触及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命，究竟从阿拉伯渔夫的瓶子里释放出来了一个怎样的魔鬼啊!
经过输血浆姆妈病情似乎有了起色，那时南京梅花山上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那天下午伯伯带我们上山欣赏了梅花。第二天姆妈责怪我们说，（他都）83岁了唉！伯伯像是加足了燃料的蒸汽火车头，整日奔波忙碌，孜孜不倦往返于医院与家中，一面不惜代价要抢救伯母的生命，一面张罗着我和黄明们回家要吃好。
回光返照
姆妈病情有所好转，我和伯伯异常兴奋。伯伯督促钟点工买了个老母鸡，给姆妈炖了浓浓的鸡汤。我们急于让姆妈快点恢复健康，又没有经验，没有撇出鸡汤里的浮油便给姆妈喂了鸡汤、往甜食里放好多葡萄糖。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姆妈能快速痊愈，然而事与愿违，不久姆妈便出现了打呼的声音。伯伯让我赶快找个医院里他认识的大夫，给她吸痰。其实伯伯已知道情况不妙，他用德语告诉我那是海底痰。等我回病房，从我伯伯的表情，我知道伯母已经走了。我摸摸伯母的脸，还是热的，伯伯让我从伯母的枕头底下取出了三元钱。原来她强烈要求回家，要求把钱放在她枕头下，让她随时可以叫车回家！
我们把伯母的骨灰送回扬州，安葬在桃林中，十年后伯伯也来到这里，和她相伴相依永不分离。在等待为姆妈的墓刻碑期间，伯伯不论是外出吃饭或带我们游瘦西湖，总是带着姆妈的骨灰。有一次吃饭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德国滑稽电影，自己带头笑，以表现他很坚强很镇静，然而我们都知道他的笑是一个豪爽男子的血和泪。“他生命中奏响主旋律的弦断了”。从此他再也不提他的“杨安我”这是埋在他心灵深处最大的痛苦。一次我把他和姆妈笑嘻嘻地蹲在地上各自捧着自己的脸的照片，新配好了筐子给伯伯看。他只瞄了一眼，痛苦地哼出三个字：“可怜啊！”我立刻意识到我触痛了他埋在内心深处永远愈合不了的痛处。伯伯在极端孤单中度过了整整十年。最初他还能去上海，找我父亲——他“亲爱的三多子”。后来为了去上海大儿子黄兰孙家住，他在南京包装了他的衣物和书籍，到了上海又忙于整理他的衣物书籍，过分疲劳，突然得了一种病（走路时头的一边总碰到门框上，或马路上的电线杆上，有的字竟看不懂了）,后来一位名医诊断为“失读症”。他唯一的乐趣是每天下午端着一个小板凳，坐电梯到楼下去接他的小曾孙女妞妞。但一上楼，小妞妞便和她的父母，祖父母热热闹闹地谈话，伯伯耳聋，一个字也听不见，只好木呆呆地、毫无表情地坐在躺椅上。
再回到南京后，他继续研究李时珍本草纲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草所记载的部分药用植物已经名不符实，比如本草记载的“党参”，是指山西上党地区出产的紫团参，药用价值在人参之上。但后来上党地区森林植物被破坏，紫团参也随之绝迹。药商便用另一种植物顶换了“党参”的名字。这种“党参”虽也有些滋补益气的功效，但与本草所载“党参|”完全不是一回事。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到1964年，伯父写的《本草刚目释名考订》已积稿40多篇，批出李时珍的种种错失。记得他有一篇文章是论及华陀麻沸汤（《三国志》巻二十九记载）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药进行外科手术的，但“麻沸汤”究竟是何物？许多学者说是曼陀罗花，伯父反驳说曼陀罗是外来植物，宋朝时才引入中国。他使用文字、音韻的资料，证明麻沸的沸字其含义是“鼓起的小包”，也就是指大麻的花蕾。大麻花有麻醉作用，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使用它作手术，而现今世界大麻却成了吸食毒品的重要来源。爷爷这篇文章，解开了两千年来“麻沸汤”之谜。
黄惇为爷爷学问的定位
关于我伯父的学问，引用他孙子黄惇的话：“爷爷学贯中西,尤通经史、诗文、文字学（音韵学），其考证学风来自乾嘉学派，他的《说文》功夫来自风先生……爷爷后来一身精力都用在《植物本草纲目译名考订》上,而这本书的基本功力是文字学、音韵学。他用训诂的方法写植物药物方面的学问,当是历史上第一人以现代学科划分，恐再也不可产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因为今天的科学家已大多没有‘文化’ 素养（指文、史、诗文的修养），而晚清至今日的文史学者，绝大多数又不通科学，这是对爷爷学识的重要定位，不可不加分析。”
在伯母去世后，大夫说当时已八十余岁的伯伯还能活十五年。原来对伯伯姆妈忠心耿耿的保姆在文革中，这个一无所有的寡妇被迫拖儿带女回到她一无所有的家乡，因伯母病重请她回南京伺候伯母。伯母去世后，她几经奔波，设法全家再次回南京。将近九十岁的伯伯经常身边无人伺候，这期间伯伯得了肠癌，动了手术。有一次伯伯站在床上想挂帐子，失去平衡从床上摔下来，从此脖子就歪了。曾经被伯伯形容为忠心到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的寡妇，这次回来面貌竟然完全变了，她为了生存、为了她孩子们的未来、为了重返南京，只能对她自己忠心耿耿了！后来伯伯的孙子黃惇和夫人于戈生精心地照料了老爷爷几年，使老爷爷能继续编写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本草的专著。1980年5月15日新华日报登出了记者施锦昌访问伯父的文章。他报道说：当他一早赶到伯伯家时，伯伯正坐在案前等待着学生来听课。说明他九十二岁时尚然孜孜不倦地培养学生。记者问及：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韧劲？他告诉记者，他改名黄胜白正是因为他决心献身医药学使祖国富强起来，不再受白人欺负。记者写道：“正是为了这个目标鼓舞着他在医药学的道路上奋斗了七十多年；也正是这个目标，刚刚解放，黄老就热情写信动员在美国的弟弟黄鸣龙回国，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智慧；才能几十年如一日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仅《本草纲目译文考订》就有三十万字。他和年青的助手已为八十余种名不副实的植物重新考订了学名。
伯伯伯母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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