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毛主席让我们到四川，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搞个典型调查。解剖了一只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他报告反映说，四川省粮食最高亩产上万斤，平均亩产两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学谦和骆文惠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县大风公社，其中骆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来自四川重庆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下来后，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农村调查，又经常回省里开会，没有时间下地。他以前也没有种过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书，没下过地。这次他也没有实验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只是偶尔到他自己的一中队去一下，可搞实验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骆文惠也没有实验田，她是小姑娘，觉得有困难，其实她干农活比我行。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所以，我们五个人，真正实际下去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姥姥是个贫农，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帮姥姥捡麦穗，捡来贴补家用，捡几斤就不得了。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现在，浮夸风没有停止，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调查，我是很高兴的，也愿意搞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万斤粮到底靠不靠谱。劳动是很辛苦的，在稻田里腿泡得黑乎乎，蚂蝗还要爬到腿上吸血。我是下到新繁县崇义乡大丰镇第四中队第六小队。我们是中央来的，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做实验，他们就给了一块最好的。说是一亩，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点一亩。我交代说，这是我的田，你们谁也别动，也别施肥。怎么做，我去找几个老农请教后再说。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虽然小时候在地里帮姥姥捡过麦穗，可真正的农活却一窍不通。我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牵牛、套牛、架犁、扶犁。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比我写文章找材料还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浅，而且田埂边和田中间的泥土硬度还不一样。犁田的时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等于把犁尖翘一翘），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拉不动。我开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来，以为是牛偷懒，就挥动鞭子往它身上甩，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一使劲就往前冲，我嘴里刚还哼着小调，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里，弄个嘴啃泥，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狈。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回来一看，犁断了。犁是农民的宝贝，当时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说我赔。当时我16 级，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还要养家，但挺好的犁，让我弄坏了，还是应该赔。后来公社一个姓罗的领导说，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了农具由公社来赔。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内疚，那个时候公社也难哪。犁是公社赔了，可这个牛会认人，我抽它吓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农民对我说：“你要去弄点嫩草喂它，还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我照做了，一连喂了两天，那牛一面吃我喂的嫩草，还一面看我，之后就又听我使唤了。老农说，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过，那之后，我不怎么犁田，他们也不让我犁了，怕万一再弄坏犁，损失就大了。
耕完田还要养几天、晒几天，再用耙来反复耙，把整块田耙平整了，最后泥块在水里变得细腻稀软了，才能插秧。那时李井泉规定，报上要整天宣传密植，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就说，老戚啊，你要吃了他们的药（‘吃药’是方言，就是上当的意思），你的实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是听宣传已经吃了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
了，秧苗长起来了还倒伏。农民讲种地的书本学问，讲不过教授、博导，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层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密植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要根据具体情况。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田头地老有哲学是一点不假啊。我跟老农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关于密植的问题，我后来按农民的方法，把各种情况汇总，给中央写过一个专门报告。
老农还告诉我，想增产，就到城里去拉人粪，人粪是最好的，工作队要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我找了几个年轻人拉板车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20 多公里路，有时候路上遇到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守门的警卫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一起去的农民就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但人家还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一个电话，他们打了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工作队”，才接待了我们，还嘱咐我们换衣服，把粪车拉到后面去。第二天我们回新繁都早晨8、9 点了。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烦人家的。其实，田家英常到省里开会，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要住打他的名义找招待所内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号了，影响不好。即使其他场合出现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办法，顶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不用中央名义。我们老祖宗种地，没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现在城里的人粪都到水里去了，浪费了，还污染环境，可惜了。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学名紫云英，可打种子，嫩叶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里烂了就是肥料。报上登，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想增产，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用上。老农就叫我不要贪心，说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长不好，弄不好还死庄稼。不信，拿几棵秧苗做实验就知道了。我按照老农教的办法试验，结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没两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太肥了，根烧死了。
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间苗，把弱苗去掉。我说，去掉不是少苗了吗？老农就说，这个苗不好，长大了要争肥，要影响好苗的收成。老农还教我什么样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听他们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农民学了自己来做的。农民真好，只要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那位一直教我的农民叫宋德成，后来当了大队书记，现在还健在，前两年我去四川见了他，他居然也还认识我，也不把我当坏人看。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个楼房说：“都盖楼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变成了工业区，耕地已经没有了。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 多斤，不到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注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版页82 有一篇《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点名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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