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肃托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错案。这一错案的错误、荒谬、残酷程度，与苏区时期的“AB团”事件不相上下。事实上，事后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的罗荣恒元帅也曾多次把它与“AB团”事件相比。近日重读这段历史，除了震惊于这一事件的残酷、惨烈之外，更感到了种种的荒谬之处。其荒谬绝伦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即使是早已熟悉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种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的人也会感到不可思议。
1938年10月，八路军115师685团在团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副团长梁兴初带领下离开山西孝义、经山西长治、陵川、河南濮阳、山东菏泽、定陶、千里跃进，于12月27日到达苏鲁边微山湖西的丰县、单县地区（简称湖西地区）。同时，部队改编为苏鲁豫支队。大队长彭明治、副大队长梁兴初，下辖三个大队。
1939年4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支队调整活动区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带支队主力向陇海路以南挺进，开展皖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梁兴初率二大队和地方武装三个大队回师湖西，巩固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5月初，上级决定，将湖西部队合编为四大队，梁兴初兼任四大队大队长，王凤鸣任大队政委。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到1939年秋，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10000多人，击毁坦克5辆，汽车10辆；缴获大小炮10余门，轻重机枪60余挺，步枪6000余支，汽车40余辆，战马200余匹。方圆400公里的土地，除县城和铁路线外，其余大部分乡镇杰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苏鲁豫皖边区建立起两个地委、三个中心县委领导的22个县政权，有党员4000余人。
正当湖西抗日局面蓬勃发展的时候，不幸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湖西肃反事件。
湖西肃反首先是从湖边地委的干训班搞起来的，主要起因是一些青年学员培训结束后不愿意到新开辟地区去工作，特别是沛县来的学员，不愿意留在湖边新区，要回家乡工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向区党委汇报后，区党委书记受到康生的肃反小册子的影响，认定沛县党内有托派，渗透到党组织中，遂批准王须仁的报告，决定开展肃反斗争。
王须仁就从干训班入手对青年学员大搞逼供信，情况越演越烈，使一些人受刑致死，屈打成招，从而使揭发检举范围越来越大，卷入人员越弄越多，受刑讯干部级别越来越高；在整个四大队范围内，营以上的干部涉及的越来越多。
肃反事件扩大化以后，王须仁害怕受到被无辜肃反人员的报复，向上级报告，要求主力部队对肃反进行保护。这个要求正中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下怀，他当即表示支持“肃托”，并且派保卫科长前往协助。
从此，二王掌握了“肃托”大权，更加推波助澜、为所欲为，肆意妄为。他们将湖西党委的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儒、组织部长郝中士、青年部长孙文意、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及一大批重要干部，相继扣上“托派”帽子，刑审摧残，仅仅一个星期，湖边地委、湖边司令部、鱼台县委、县政府，都被“肃”得支离破碎，基本不存在了。
9月18日，“二王”经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批准，竟在鱼台召开公审大会，在会上谎称：“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将军事部长张如、统战部长王文彬等79名革命干部公开枪决。随后又陆续杀害了宣传部长马霄鹏、社会部长赵万庆、鲁西南地委第一书记戴晓东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先后扣押者五、六百人，被杀害的有二、三百人。
随后，“二王”又将“肃反”的矛头指向主力部队的干部，他们编造了所谓“三次暴动计划”。将苏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的创始人李贞乾打成“托派”份子，刑讯致死。接着将梁兴初逮捕，进行刑讯逼供，他们对梁兴初使用了日本人对付八路军的刑讯手段，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烙铁烫，梁兴初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承认他们的诬陷，也没有交代所谓“同伙”。长时间的非人折磨，梁兴初已经命悬一线，气息奄奄。王凤鸣见拿不到有价值的东西，竟准备对他下毒手。
有一次转移集合，梁兴初偶然碰到了一直避而不见他的王凤鸣，便大声好言规劝：“老王，我们可要接受红军在江西打AB团的教训，不能搞逼供信，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向支队和师首长请示，不能说杀就杀，可不要忘了我们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的呀！”
四大队原本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由于王凤鸣的倒行逆施，搞得士气低沉，指战员心寒自危，不少人恐怕遭到陷害，无奈逃离。
原山东纵队的特务团团长李发，在四大队当副大队长，他的工作能力很强，革命意志很坚定，与大队长梁兴初配合很默契，对四大队的建设有很大的贡献。李发对梁兴初为人很了解，也很钦佩敬重，当他看到梁兴初这样的干部都被“肃反”了，深感湖西党已经没原则可言，于是在一个深夜只身离队寻找山东纵队去了。此人后来1956年在福建的部队当副军长。还有民运股长品英同志，也是由于恐遭迫害，自行离队，后来在山东金乡当了县长。
惊闻梁兴初被关押，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胡作非为，然而王凤鸣已经杀红了眼，不仅不听，反而要抓彭明治。彭明治检无力扭转湖西的局面，只得赶紧向师部罗荣桓、陈光拍电报告急。在济宁北部活动的杨得志，听说梁兴初被捕的消息后，也火急地报告了115师师部。
115师政委罗荣桓获悉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同代师长陈光议定，一面发急电，严令王凤鸣即刻停止杀人，所有现押人员一律不得由他处理；一面安排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一同赴湖西处理问题。
罗荣桓调集了六八六团三营，带上了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全体干部，同郭洪涛、张经武等人刻不容缓地赶到湖西。王凤鸣听说罗荣桓正在向湖西赶来的消息，不仅没有一点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一面封锁消息，一面加紧刑讯，就在罗荣桓到湖西前几个小时，王凤鸣还指使王须仁当着大批关押干部的面，将民运干部陈景文活活打死，并且恶狠狠的说：“再不招供，这就是下场！”。
罗荣桓一行到达四大队驻地附近，为了谨慎起见，没有直接去队部，而是在附近另外一个村子先住下，然后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来汇报工作，待机对他们采取了隔离措施；同时派出干部分成两组进行调查。罗荣桓首先解救出了梁兴初，经过调查核实，又解救了所有被扣押的干部，同时勒令王凤鸣反省自己的错误，听候组织处理。
“二王”在湖西大搞“肃托”，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共逮捕600多人，冤杀300余人，使苏鲁豫根据地的党组织陷于瘫痪，我党建立的有40多万群众的各级组织全部垮掉。
王须仁，河北人，曾自首过，在当时的北京晨报上发表过“反共启事”。“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后混入革命队伍。“肃托”事件后，王须仁在被押往115师师部途中，畏罪自杀于费县白彦村。
如果说王须仁是条狗，那么王凤鸣则是一条恶狼。
王凤鸣，原685团的青年干事，年龄不大，资格不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罗荣桓的警卫员（秘书）。如果说罗荣桓曾任毛泽东的秘书，那么王凤鸣也算是堂堂秘二代。1938年底随115师343旅685团挺进湖西，苏鲁豫支队成立后，王凤鸣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湖西肃反中，王须仁极力奉承吹捧他是什么“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王凤鸣于1940年得知要将其送往延安时，潜逃投敌，改名扬步云，在伪军郝鹏举部任团长，之后下落不明。
在罗荣桓的亲自干预下，纠正了湖西“肃反”错误，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同志，并逐步给予甄别平反；原湖西区党委书记被调离，“二王”另行处理。
在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罗荣桓还打电话把吴法宪叫来，严厉批评他：“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来处理？”吴法宪嗫嚅地说：“王凤鸣连梁兴初都敢抓，我来了恐怕也处理不了。”罗荣桓听了他的解释简直哭笑不得，认为吴法宪不称职，当即撤了他的支队政委职务，降级为支队政治部主任。
湖西肃托事件的影响是长远的，从1940年到1982年，原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委对湖西“肃托”人员进行不停地调查和取证，经查处，没有查出一个所谓“托派”份子。全部平反工作，直到1983年才完全结束，给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平反。
冤有头，债无主
残酷、荒谬的湖西肃托终于被制止了。按说，除了各种善后工作外，应该着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了。但是，这一事件中另一个十分诡谲之处在于：王须仁、王凤鸣和白子明这三个重要的肇事者，几乎全都逃过了追究，最终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湖西肃托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据事后统计，在整个肃托过程中，有600多人被捕，300多人被杀（到底被杀的是多少人，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所有的资料都承认，起码在300人以上。）。这些被杀的人中，大多数是地方区委委员和部队连排以上干部。如王文彬、马霄鹏、张如、赵万庆、袁汝哲、尹夷僧、常俊亭等，都是湖西根据地开创时期的核心和骨干。这些人被杀，使得边区的干部队伍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各级党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陷于瘫痪。而国民党方面和日军则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挤压中共的活动空间。湖西根据地在以后的数年内，一直处于十分艰难、被动的环境之中，难以恢复元气。
如此严重的后果，最终却几乎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湖西肃托被制止后，王须仁被逮捕，由罗荣恒带走，送往八路军115师师部。但实际上，所谓的逮捕，只能算是软禁——王的枪支都没收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1940年春，在去115师师部途中，行至费县白彦村时，王终于畏罪自杀了。王的自杀，给对肃托事件的追查，画上了一个句号——除了无法再追究他的责任之外，肃托事件的内幕也成了一笔难以查清的糊涂帐。
王凤鸣在事后被撤销了职务，调回115师政治部工作。1941年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其中指出：王凤鸣受暗害分子王须仁利用，假冒中央名义，乱杀乱为，既不报告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及115师的制止，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但是，这一决定尚未贯彻，王就得到了消息，随即叛变投敌。他投到伪军郝鹏举的门下，成了汉奸。中共再想追究他的责任也是不可能的了。
白子明在区党委改组后，仍任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在上述决定中指出，对其应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随后，白的职务被撤销，调离边区，由山东分局重新分配了工作。且不说在整个肃托中他所应负的领导责任，单就他亲手活活打死马霄鹏，就应该算是一件人命案。对这样的刑事犯罪，却用党内处分来代替法律判决，这也是中共处理干部的一大特色吧。
历次肃反都有一个特点，客人肃主人，借肃反之名，反客为主。走一路，肃一路，走到哪里肃到哪里。过后，一张薄纸，白纸黑字，“平反，无辜，冤杀”，盖着血红的官方大印。冤有头，债无主，基本上没什么人受到严厉惩戒，真是人命薄如纸。
黄永胜们的儿子们很以他们“双一”的爹们为骄傲，“双一出将军，双一出干部”。问一问历次肃反被杀的冤魂，你们的“双一”的爹们头上的顶戴花翎真的来得那么光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