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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煽动和策划了对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揪斗。江青面对法庭的质问，不得不低头认罪。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会后，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经报请周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但“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煽动他们造反：“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是在抗日年代，他终日奔走在田园村庄、青纱帐，太阳和风雨把他的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变成了黑红色，加上他常用化名，用过几十个，谁也叫不准他，便习惯叫他“红张”，冀南的老百姓这样叫他，伪军衙役也这样称他。
“红张”是张霖之独特性格的反映，是张霖之红色经历的证明。
在矿院一号楼313房间——经济系六四（2）班废弃的学生宿舍里，4个红卫兵的小头头开始审讯他们的部长，之后便监管他的行动。
24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北京矿业学院的教学楼前，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顿时，等候的人群中响起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中央文革’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口号声，走在前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他目不旁视，径直走向会议室主席台中间的软椅：“同志们，我和××同志是奉江青同志之命来的，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动好得很！”等着一阵“欢呼”的声浪退去，他扶扶眼镜接着说：“不过，现在你们的火力还不够，还要集中轰，狠狠地轰。煤炭部在北京饭店对面，那里发生点什么外国人都可以看见。你们搞得热闹了，在那里、在大门口造反，可以震动全世界！”
事隔两天，12月26日，张霖之的房门被“嗵”的一声踢开了。一群学生拥了进来，没等他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侧，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两眼生泪，头晕眼黑，应声倒在地上。他愤怒地抬起头，喝道：“不许胡来，不能武斗！”话音未落，一个人扑上来，揪着他的头发狠命地拖扯，另一个人把一块写着“彭贼死党张霖之”并在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挂在他头上。混乱中，张霖之的半边头发被连扯带剪地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红了上面贴的纸，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押上了楼外的大卡车，开始了第一次游斗。
就在这持续3个小时折磨的同时，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更残忍的迫害。
12月2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一场丧失理智的人性的悲剧发生了。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写的日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穿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子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特制的60多斤重的铁帽子。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
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却公然上演着只有蛮荒时代才会出现的惨剧。
此时，张霖之的女儿正设法见他一面，她老远就听见那边传来吆喝声、嘲骂声和口号声。她惊呆了，十几天不见，父亲的形色枯槁憔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曳。“阴阳头”上的一半头发散落在脸上，胸前、背后各挂着一块用细铁丝吊着的大木牌。因为重，铁丝已经深深嵌入肉里，周围全是黑紫的血痂，手里还拿着个代替铜锣的破洗脸盆。她看着，一阵昏眩，几乎跌倒。
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他在桌子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功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这就是他在被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回来后，他又遭到造反派的审讯、殴打，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倒在地上。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