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之前的中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树立自信？
总有人信誓旦旦，说1976年之前的中国如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何自尊自重，自强自信，言下之意，是今天的中国，太注意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似乎从前的中国，毫不理会外国人的观感，更不会刻意去取悦外国人似的。
但如果看看下面的这些史实，
这样的印象或许不尽不实。
真正的自信，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之上，
若是只靠虚假的宣传与刻意的造作来瞒天过海，
恐怕是很难树立真正的、能持续的、无愧怍的、坦荡的自信的吧。
鲁迅怎么说：
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在当时的时代，各种刻意营造的自信不一而足，如今回头再看，不仅令人五味杂陈，而且让人啼笑皆非。
1、
丁东在《一次五味杂陈的出访》提到：１９７６年，中国科学院根据与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协议，派分子生物学代表团赴英法两国访问。
出国要先在北京集中进行培训，规定了各种规矩，
比如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至少要三人同行。
比如外国人若问起唐山地震，要说死伤人数约七万人，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自救，不需要外援。
唐山地震的死伤人数，今天已经不是不可让外国人知晓的国家机密，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此次地震共死亡24. 2万多人，重伤16. 4万多人
笼统而言，说死亡25万左右，重伤约16万以上也可。
何以这样因天灾造成的死伤数目也必须保密？
也许是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依然在作祟吧？
2、
文革时期，个别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有特殊的海外关系，于是被指定为可以接待外宾以宣传党之政策的重点接待户。
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即是这样的接待户，从1970年开始，他陆续在家里接待了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宾，曾凭周恩来的一张条子，使其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日常生活起居也相对不再那样寒酸。
此外如邓稼先、冯友兰等也都享受过类似的待遇。
3、
尼克松1972年去参观长城，有关部门为了制造社会主义中国歌舞升平、物阜民丰的景象，不惜组织大量人力上演了了一出漏洞百出的真人秀，可这出拙劣的真人秀当即就被狡黠的美国人识破，
周恩来得悉此事，也向美国贵宾承认有人造了假，并批评了这一做法。
可这样的造假何能杜绝，只要来了外宾，有关方面基本都是会对所到之处做一番修饰化妆的，丝毫不做准备，完全素颜以对，那是很少的。
西哈努克访问四川，当地最高长官李井泉，竟在亲王所经沿途两侧砌了一道墙，上有窗户，以此伪装已竣工的楼房。
4、
牟新艇在《1972年假扮游客陪尼克松游长城冰天雪地打扑克》里回忆：
1972年初，我在一个街道小工厂担任政工干部。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挑选十名“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当我们来到街道革委会大 会议室时（现在叫街道办事处），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工厂的、学校的、幼儿园的老师。听了动员报告后，才知道这次重要的“外事任务”是扮作游客参加接 待尼克松访华时游览长城和定陵的活动。
大家既兴奋又紧张。紧张的是：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间握手言和，人们一时在心理上和认识上还转不过弯 来，生怕在行动中说错话、办错事、犯政治错误！
依稀记得军管会李代表在动员报告中接待工作几条原则里，有“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样的话。怎样才是“不卑不亢”呢？于是暗自商议：行动上远离，不说话为 佳———游览时远离美国人，问话时装作听不懂。许多任务是怎样布置的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说不要穿工作服，因为是去“游览”，尽量随意些。其实那时的衣服不 外兰灰黄几色，也随意不到哪儿去。
一个多星期后，几辆大轿车把我们近百人拉到了长城和定陵进行“游览演习”。我这才发现车上还有不少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由于是“演习”，没有美国人 来，大家的心情都是轻松的。我们近百人开始攀登，渐行渐散地按要求相对固定在某一地域内“游览”。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又集中到出发地登车，开赴十三陵。 在十三陵的“游览”活动中，人们比在长城时更少了些拘谨，一些人在散步中交谈说笑，一些人开始认真观看文物，更有一些人干脆在石桌石凳上打起扑克牌来，全 然忘记了这是一次“政治活动演习”。
谁都没有想到，这种随意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在“演习”后的第三天，我们近百“游客”又被集中到街道大会议室，军管会李代表在总结中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还要再随意些，还要再像游客些。他还表扬了打扑克牌的几位同志很自然等等。
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游览演练”。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加上有些作法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因此这一次的“效果”比上次更好、更“像” 了。一些人，特别是女同志，把家里压箱子底的花棉袄穿了起来，还有些人把带些色彩的毛线手套、围脖及帽子都戴了起来。除了服装有了显著的改变外，“游览活 动”的随意性也增强了，有人带了羽毛球在稍微空旷的地方打了起来，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那几个扎着蝴蝶结的女孩子了，她们在一些人的围观中，跳起了橡皮筋！ （这就是开始让您读到的外国记者报道中提到的“三个胖胖的又红红脸蛋的小女孩”，不过他把跳皮筋误写成了“跳绳”！）
1972年2月23日夜，一场大雪降落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集中到了几辆大轿车上，但不知为何汽车迟迟没有出发。十多分钟后，我们又都 被召唤下了车，集中到了空场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大声地说：大家都看到了，昨夜下了一场大雪，长城上的雪比城里更大些。上级领导认为，这样的大雪天长城上 不应有太多的游客，因此决定至少减去一半人。这样，前面几辆车继续出发，而后面几辆车的同志们今天就不去了！他马上接着说到：不去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 上级领导感谢你们！今后如有同样的活动，还会请你们参加的！（这位领导真的没有食言，在随后马耳它总统明托夫访华时，我们又一次去扮游客陪游长城、十三 陵。）
我们很幸运地被安排在前面车上。但是这次真实的“陪游”却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我不论在长城还是在十三陵所分配到的“游览”的区域，尼克松总统夫妇都没有 去，甚至连经过都没有！后来的总结会上有几个“花絮”倒还可说上几句。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当美国客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石桌上打扑克时，好奇地走 过去围看，而那几个兄弟居然照打不误，对美国客人置之不理，为此被批评为“不礼貌”！二是法新社记者在报道那几个跳皮筋的女孩“红红的脸蛋”时说“显然是 擦了胭脂”！（涂脂抹粉那时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还了得！）李代表在总结会上笑着“正名”：经查实，这几个女孩本来就是红脸蛋，再加上天冷受冻就更红 了，没有抹什么胭脂！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 作者：牟新艇)
5、
基辛格的回忆录里谈了这段经历。尼克松一行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游客”在欢快的跳舞，听收音机；等他们到长城参观，又看到同样的人扮作“游客”。
尼克松他们其实当时就看出这都是“托”，但出于礼貌，他本人自然不肯轻易点破，但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这样揶揄中国人：“长城下，古道边，草木在寒冷的天 气里一派萧索，儿童的脸上却涂着红胭脂，一边唱歌，一边奔跑。田野上有全家人野餐，穿着崭新的衣服，他们一边吃，一边听半导体。青年人穿着新衣服在寒冷的 大地上打扑克。”
对一个当年曾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展开过厨房辩论的老牌政客而言，中国人这样苦心孤诣的安排能瞒得了他吗？但尼克松还是厚道或曰狡黠的，他只是用怜悯的口气说：（中国人）在田野里打扑克，对这样的天气显然有些不适宜。
他不忍亲口说破这样拙笨的活剧，但是接下来还是忍不住讲述了自己的发现，
手下向他报告：当他们这些美国人撤离长城以后，立即有人用大口袋把人们手里的半导体收走了。
6、、
陈若曦《大青鱼》，也是当时很让国人闹心的作品，小说里蒯师傅卧病的老伴，只“想喝一口鱼汤”，蒯师傅死马当活马医，走进菜市场踅摸，不想这天鱼池真有青 鱼，于是“满心欢喜”地买到一条，“美滋滋的”准备拿回家熬汤。可当他就快走出市场时，“肩膀上给人拍了一下”，干部要他赶紧“把鱼送回去”，因为外宾走 了，不需要蒯师傅再继续表演下去了。
网上还有许多类似的回忆，如
文革时期为接待外宾闹出的笑话
7、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
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 才选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后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 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 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另外，由于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当时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 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 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 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8、
北京居民要熟背“规定”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 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 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有一条规定，如 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的是显示“一片繁荣”，这时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 台将货退还。
规定中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肉递 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肥皂、火柴……全 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
只有一条“可如实回答”
“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 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 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好多人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