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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絡續貼上其他篇章，記敘本人在新疆的改造生涯，共30篇。
我1964年9月進新疆，正值林彪得寵於毛澤東，代替彭德懷主管軍委，推行 “政治思想工作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我所在的農七師銀行，由四名轉業軍人把持 (支部書記初中畢業，另三位小學生)，我成為他們 “抓活思想” 的典型，這是個僅兩萬人口的小地方，銀行和郵局同屬一個黨支部，支部書記拆我和朋友通信，一年中斷章取義記下我的反動言論十幾條。
1965年1月，毛澤東製定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五條”，首次提出 ”整走資派“，實質是文革序幕。
1966年初我單位搞 ”點上社教運動“，我被停職審查 (我21歲生日後第三天)，7月，文革如火如荼，我被農七師黨委判 ”戴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勞動改造“。此後文革中一直養豬種菜受批鬥，九死一生。
我最嚴重的一條 “反黨言論” 是65年給朋友通信中寫道：“現在不要詩，不要貝多芬，隻要雄文四卷，據說讀了就能毛塞頓開。” 文革中，這叫 “矛頭直指紅太陽”，可以判死刑的。
1975年初獲得第一次回上海探親，78年開始申請赴香港，八十年代初，我全家家絡續移居美國 (我父母是51年回國的，我弟弟47年出生紐約)，80年新疆公安局告訴我，我的反革命帽子還在，81年1月獲得 ”撤銷“ (不是平反)。
1981年9月21日，我到香港，恰恰是我初抵新疆烏魯木齊的整整17年 (1964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