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1952年底，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鸦片毒品，在此后直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时间里，新中国以无毒国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方，堪称世界一大奇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名人由于毒瘾难以戒掉，而新中国对他们还要多方倚重，于是就采取政府“特供”的方式，使这些名人可以继续抽鸦片烟。
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京剧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然而收效不大。无奈之下，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继续“抽”，不过，量小了而且要严格控制。
马连良特供鸦片
这些大师在长期的演出生涯中，把鸦片烟当成了现在的兴奋剂，靠它们起提神作用。想想也是，大师们的演出异常繁忙，一天日场夜场加一块起码有4、5个小时的戏，而且还是唱念做打并存，很费体力。第二天不管身体允不允许必须还要登台。舞台演出其实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大师们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这时候，“抽”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不支，心情如何不好，抽上几口，刚才可能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这恐怕就是从前的梨园行盛行“抽”的主要原因了。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连良——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大烟既对马连良的京剧表演事业带来了正面作用，同时也给他解放后的新生活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九四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就动了心，也为此而前往参加了演出。抗战胜利以后，有人检举这件事情，马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虽然出来了，家里却为此负了不少债。
从表面看，章士钊和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挚友，杨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毛和章在1920年见过一面，以后几乎没有接触，1945年两人在重庆还有过一次见面，那时毛正参加和国民党和谈。1949年以后章士钊就受到了毛泽东的特殊礼遇，其中原因在毛认识章的养女章含之后，才由毛透露给章含之（1962年，毛泽东邀请章和养女章含之出席宴请宣统皇帝，席后毛对章含之大感兴趣，请仍在读书的章含之当自己英文教师，自此毛与章老师来往密切），由章在她书中说出，原因是章士钊曾给了年轻的毛润之一大笔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毛泽东为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勤工俭学，急需筹集一笔数额较大的经费。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给自己的好友章士钊写了信，毛泽东到上海找章士钊，章士钊筹钱的方式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找到大资本家穆藕初，穆筹集了一万块钱，经章士钊给了毛泽东；另一种说法是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努力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集了两万银元。毛泽东拿到这一大笔款子后，十分之八做了好多人去欧洲的路费，留下两千元搞自己的《湘江评论》。1963年毛泽东开始还债，尽管章士钊说这钱不是自己的，坚持不要，但毛泽东就是坚持要还，并称这是自己稿费给章的生活补贴，以后每年春节，毛泽东必定让秘书送2000元，一送十年。
正因为章士钊早年对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有雪中送炭的义举，所以毛泽东才对章士钊特别关照。章士钊在民国教育总长任上，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建国后只是把罪行全推到段祺瑞身上，其本人安然无恙，无人再敢提及此事；章士钊抽鸦片烟的爱好戒不掉，毛泽东就特批恩人可以继续抽，没有鸦片烟不要紧，“特供”维持。“文革”中，“革命小将”们不理解毛主席的一片苦心，抄家把章士钊的烟枪也抄走了，这可要了老人家的命根子。章士钊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被送回，章家也被特别保护了起来。
马连良和章士钊都是靠“特供”抽鸦片烟的名人，但结果大不一样，即使“文革”来了，有毛主席的大力保护，章士钊还可以一直抽下去；而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革命小将”抄家后没有几个月，就遽然长逝了。
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京剧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然而收效不大。无奈之下，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继续“抽”，不过，量小了而且要严格控制。
马连良特供鸦片
这些大师在长期的演出生涯中，把鸦片烟当成了现在的兴奋剂，靠它们起提神作用。想想也是，大师们的演出异常繁忙，一天日场夜场加一块起码有4、5个小时的戏，而且还是唱念做打并存，很费体力。第二天不管身体允不允许必须还要登台。舞台演出其实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大师们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这时候，“抽”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不支，心情如何不好，抽上几口，刚才可能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这恐怕就是从前的梨园行盛行“抽”的主要原因了。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连良——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大烟既对马连良的京剧表演事业带来了正面作用，同时也给他解放后的新生活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九四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就动了心，也为此而前往参加了演出。抗战胜利以后，有人检举这件事情，马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虽然出来了，家里却为此负了不少债。
从表面看，章士钊和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挚友，杨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毛和章在1920年见过一面，以后几乎没有接触，1945年两人在重庆还有过一次见面，那时毛正参加和国民党和谈。1949年以后章士钊就受到了毛泽东的特殊礼遇，其中原因在毛认识章的养女章含之后，才由毛透露给章含之（1962年，毛泽东邀请章和养女章含之出席宴请宣统皇帝，席后毛对章含之大感兴趣，请仍在读书的章含之当自己英文教师，自此毛与章老师来往密切），由章在她书中说出，原因是章士钊曾给了年轻的毛润之一大笔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毛泽东为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勤工俭学，急需筹集一笔数额较大的经费。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给自己的好友章士钊写了信，毛泽东到上海找章士钊，章士钊筹钱的方式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找到大资本家穆藕初，穆筹集了一万块钱，经章士钊给了毛泽东；另一种说法是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努力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集了两万银元。毛泽东拿到这一大笔款子后，十分之八做了好多人去欧洲的路费，留下两千元搞自己的《湘江评论》。1963年毛泽东开始还债，尽管章士钊说这钱不是自己的，坚持不要，但毛泽东就是坚持要还，并称这是自己稿费给章的生活补贴，以后每年春节，毛泽东必定让秘书送2000元，一送十年。
正因为章士钊早年对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有雪中送炭的义举，所以毛泽东才对章士钊特别关照。章士钊在民国教育总长任上，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建国后只是把罪行全推到段祺瑞身上，其本人安然无恙，无人再敢提及此事；章士钊抽鸦片烟的爱好戒不掉，毛泽东就特批恩人可以继续抽，没有鸦片烟不要紧，“特供”维持。“文革”中，“革命小将”们不理解毛主席的一片苦心，抄家把章士钊的烟枪也抄走了，这可要了老人家的命根子。章士钊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被送回，章家也被特别保护了起来。
马连良和章士钊都是靠“特供”抽鸦片烟的名人，但结果大不一样，即使“文革”来了，有毛主席的大力保护，章士钊还可以一直抽下去；而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革命小将”抄家后没有几个月，就遽然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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