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承蒙金宇澄主编抬爱，拙作《我与宝庆路3号》得以披载于2015年3月号《上海文学》。
原文六千余字，遵命增添至八千字，并改名《环园洋房好读书》。
很多朋友想知道，增添了些什么细节，因此，将《上海文学》版的拙文再在微信公众号里发一次。
全文如下：
关于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比较集中的报道是在怀旧风很盛的本世纪初，当时这幢花园老洋房常组织舞会，据说名流荟萃，让怀旧小资的媒体人眼热。
再次成为话题是7年前，宝庆路3号被拍卖，据说拍卖所得的1.8亿元被屋主也就是徐元章外公周宗良的一百多位继承人分走，徐元章不但一分未得，据说还必须迁出他住了50多年的祖屋，住到田林小区仅55平方米的安置房里去云云（注：此节抄自他自己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后来因他上电视等缘故，争取到相对稍好的其他结果。）。
2014年12月3日，徐元章先生仙逝。一时间，有关这位命运多舛的沪上“老克勒”和宝庆路3号这一幢神秘兮兮的花园洋房，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
一晃七八年过去，他竟然远行了。我还是写一写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吧，再不写，有些细节将永远湮没于无形。
由于很特殊的原因，几乎所有关于宝庆路3号的报道我都看过。恕我直言，其中只有程乃珊的文章算是基本准足，这大概是徐元章比较接受程乃珊的缘故。都知道徐元章先生为人谦和，但骨子里，他真正瞧得上的人还真不多。
而且，同为沪上“颜料大王”，程乃珊丈夫的外公吴同文以及他在铜仁路上的“绿屋”，应该不比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和宝庆路3号逊色。
七八年前，我在MSN上开了博客，那时我也曾经想来写一写宝庆路3号，为此还做了不少案头工作。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我妹妹的短信：“赶快打开电视，徐元章上了《心灵花园》。”我内心的感觉，一下子就不好了。我理解他，多半是为了影响舆论，让这幢百年花园洋房有个好的归宿，不惜抛头露面，到那样的平台去游说。
但我还是很生气。当然，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指点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他去了《心灵花园》，将来我再回忆起他来的时候，从小到大，他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就变了呀。
第一次踏进宝庆路3号是1958年，那年我才6岁。我踏进的不是它的正屋和大草坪，是将近五千平方米的大花园的西北角，也就是最靠公安局的那扇小门，再过去就是变电间。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西北角是他家的辅屋，一个一层的花房（或称暖房、温室），一个两层的储藏室，还有一排两间平房，估计以前是下人住的。
一条斜斜的竹廊把这些辅屋以及一个小花园与园中其他建筑隔开，但竹廊的镂空围栏仅一米高，中间还开有矮门。若要穿过去，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之所以那么熟悉，是因为这几间辅屋和小花园就是我的小学，我在那里呆了整整六年。那间只是一面有窗的花房是我的教室，那个储藏室的底楼是另一个教室，装有厚厚百叶窗的楼上堆满了杂物，现在想来，大概是从这几间辅屋里清理出来的似乎还舍不得就扔掉的物品吧。
两间下房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三四个老师，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数学老师还兼班主任，都是大花园隔壁弄堂里读过几年书的居民。另一个数学老师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失业青年，和我同姓，算我本家。就是他，在四年级的时候，带着我战胜了所有公办学校的参赛选手，成为了徐汇区的少年速算冠军。
音乐老师、图画老师和体育老师都没有专门的办公桌，他们只是上课的时候来，还有一个校工。
那个音乐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年轻又漂亮，烫头发，穿旗袍，还涂口红，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弹风琴和唱歌都特别的嗲。
多年后，家母告诉我，几乎所有民办小学的音乐老师都是附近富人家的孩子，民国年代家里请得起私人教师教钢琴，结了婚便安心相夫教子，闲来无事，便到民办小学来兼兼课。
这个当年只招了两个班级的小学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市徐汇区新乐民办中心小学二分校，离我家100米还不到。
1950年代初，政府鼓励“光荣妈妈”，即鼓励多生育，算是对多年战争后人口锐减的补偿。这一政策很快形成了一波生育高潮，我们这一代同龄人里，兄弟姐妹平均就有四五个，弄堂里小六子小七子小九妹比比皆是。
尽管民国时期的上海有全国最充裕的教育资源，但还是不敷使用，1958年，当局想出了一个“鸡毛飞上天”的计划，就是利用民间资源，大办民办小学，解决“就学难”的问题。
所谓“鸡毛飞上天”，就是把进公立小学的孩子比作泰山，而把像我这样进民办小学的孩子比作鸡毛，但民办小学也可以让孩子成才，像鸡毛一样飞上天去，比如速算冠军什么的。
民办小学又称“弄堂小学”，就是因为它们的校舍大多是弄堂里大户人家让出来的。我们的一分校就在淮海大楼后面，教室好像也是原来的花房，只有一个班级。总校则在华亭路的一处花园洋房，有三个班级及校长室、教导处。那里至今还是一个幼儿园。
1957年，徐元章的母亲已去香港奔丧，估计宝庆路3号的这些辅屋是他父亲同意让出的，其间是否遭遇动员、胁迫已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徐家从未谈起过。
十年后，我告诉徐元章，我的小学就是在你家后院读的，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哦，是吗？”
其实，徐元章是1951年他7岁的时候才跟父母一起住进这座花园洋房的。早年她母亲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出走嫁给自己的家庭教师，几乎是断了六亲的。
1940年代末，周宗良举家移居香港时，既没有带着这个任性的女儿，花园洋房也宁可空关而不给她住。
后来，据说是徐元章的母亲写信求他外公，与其空关，不如由她帮着看屋吧。在征得周宗良的同意之后，一家数口才非常低调地入住了宝庆路3号。
六年后，周宗良在香港去世，徐元章母亲去奔丧后再也没回来过，只听说她在法国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这很可能是徐元章没有这座花园洋房继承权的原因。
外公从未说过她母亲可以继承，她母亲更是一句也未向徐元章提及过这房子的归属。
小学天地虽小，却也趣味十足，还有假山和小池塘。花房前面有一块水泥地，我们每天做体操玩游戏都在那里。
还记得我们经常玩的那个游戏叫“香蕉苹果马铃铛”。据说这是民国时沪上外国小朋友的游戏：两个小孩拉手撑起如门，其它孩子鱼贯穿过，一边钻，一边嘴里还要唱呢。音乐停止，做“门”的孩子的手就会突然放下，谁正好被扣住就算输，下一轮去做“门”，赢的孩子则加入边钻边唱的队伍。
那音乐的调如“56 54︱34 5︱23 4︱34 5︱56 54︱34 5︱2 5︱31 1︱”。
一直不明白香蕉、苹果和马铃铛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后来学英文，才知道原歌词应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my fair lady”！
这才叫“神一样的翻译”呢。
印象最深的是北墙那边，当年是徐汇公安分局，再早则是法租界巡捕房，它的看守所正对着我们的操场，每天下午我们可以看到犯人放风的情景。
一进学校，老师就反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穿过那条竹廊，随便打扰人家的生活。
男孩子总有好奇心，有时候下午老师早离校，我们就趁校工不备，穿过竹廊去探个究竟。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是，也许在孩子的眼睛里，这花园实在太大了，每次都不敢太深入就跑回来了，连主人居住的屋子都没正眼瞧过一回。
宝庆路3号的东面连着上方花园的第四条横弄堂，俗称“煤屑路”，因为其他横弄堂都铺了水泥。“煤屑路”比较宽，我们男孩子放了学就经常在那里玩。
路尽头的那段篱笆里面就是宝庆路3号花园，趴在篱笆上往里看，可以看到一排两层楼的平房，灰不溜秋的。后来才知道，周宗良当年很喜欢德国人的做派，像电影《音乐之声》里的那位奥地利上校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实行军事化管理，便特意修了这排兵营式的儿女宿舍。
知道了可以通宝庆路，弄堂里的男孩子当然不会放过，很快那段篱笆就有了个洞，我也钻进去过，因为他们说可以直通学校操场。但每次都是偷偷摸摸，还是一次也没看清过正屋等建筑，园中树木密匝当然是另一个原因了。
我们只知道，这个大花园里没住几个人。经常能够看到的是，放学时分，女仆模样的人牵着一个大孩子的手从大门进来，穿过竹廊，往花园深处走去。那大概就是徐元章了。但他从来不朝这边看，因为那块地方不再属于他们家。
直到1967年，我才第一次从大门进入宝庆路3号，在徐元章的陪同下，穿过竹廊，往花园深处走去。那时候，徐元章成了我大哥的同事，他们同在里弄加工组上班。
我大哥因为身体原因从上海中学退学，一直呆在家里；徐元章则是因为读到初二不想读了而退学在家。“文革”年代，坐在家里吃闲饭是可耻的，人人都要参加劳动，于是他俩都被动员去了里弄加工组，干一天给七毛钱。
我因为是“逍遥派”，哪派也不参加，哪派也不帮，便不大去学校。因从小与大哥走得近，百无聊赖中，便跟着他去上班。里弄加工组也没啥制度，给个小板凳坐在一旁。
那个加工组在新乐路52号，对面就是襄阳公园，斜对面就是著名的东正教教堂。这是一幢联体花园洋房，虽然花园小些，也有三四十平米。主人可能在“文革”初期被扫地出门了，空房子就用来做加工组。
这个加工组开始是绕线圈做方棚的，后来很快就改做玩具了。至少我去的时候已经不绕线圈了，但名称一直没变，叫“新乐线圈组”，所以很多写徐元章的记者都以为他一直在绕线圈。
那玩具叫“六面画”，一个正方体的积木六面都贴上彩纸图案，九块积木翻来翻去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类似后来的魔方。
徐元章真是一个大少爷，连这样剪剪贴贴的简单活也不会干，他做出来的玩具几乎都是次品。他也毫无时间概念，几乎每天“睏失寣”迟到。
但他的人缘真的很不错，加工组的阿姨妈妈们不但不批评他，反过来还去帮助他，一开始帮他返工，后来几乎把他的活全包下来了。他迟到来不及吃早饭，她们还帮他到襄阳北路的大饼摊去买大饼油条。
当然，这大饼油条也不能白吃。吃了大饼油条，他上班的唯一任务就变成了讲故事。他从小博览群书，口才也不错，记性也好，他看过的小说，尤其他喜欢的，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后来我有机会见识了他家的书架，必须承认，这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量的私人藏书。而且每本书都包了封皮，都盖上了自家的藏书章。
他的故事不但阿姨妈妈们爱听，我大哥等一些同龄人也爱听，我也哪儿都不去玩了，每天跟着我大哥上班听故事。很快，加工组的小青年里，我大哥，还有一对程氏姐弟和徐元章成了比较要好的一群人，大家听了故事不算，还缠着问他借书。
他借书很谨慎，而且诸多关照，比如只能摊开看，不要卷，不要折角，哪怕用电车票来当书签，当然更不能在书页上划划写写了。
那些书是绝对不敢带到加工组来的，怕觉悟高的阿姨妈妈会揭发。于是十四五岁的我就有事做了，做通讯员，大家轮流看，都由我居中流转，每个人手里最多停留两天，大家都靠熬通宵赶着看完。
因为他们是大人，我是小孩，所以有的书我也有一两天期限，来不及就把我的时间缩短甚至卡掉，有些书我只能见缝插针地翻翻。
送书还书大多在晚间进行，书也从不拿在手里，怕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发现。都是用报纸包好后，插在前裤腰或后裤腰，再用上衣遮住。有可疑的人靠近，立即撒腿狂奔。
一开始还书，我只是说好时间在宝庆路3号大门外等，徐元章按时出来，见四周无人，便迅速交接，俨然地下党做派。
其他书我没看成，我似乎也不甚懊恼，但那部上中下三册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因为实在太好看了，他们看了还要议论，弄得我心痒痒的，很不好受。
我便鼓起勇气在还书时私下央求徐元章宽限些时间。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说，“算了吧，就算我再给你几天，你看完了，哪怕多出半天，你也会借给你同学的，而我又不好意思老是催，这样的话，这书就得再在外面兜一圈，弄不好就回不来了，我不放心。但是既然你这么想看，我决定成全你。这样吧，你到我家来看。”
那段时间，他正好微恙在身，请着病假呢。
他便叫我每天下午两点钟等他睡好午觉再来。于是，就有了我按门铃，他领我穿过竹廊走向花园深处的一幕。
但我还是没有机会见到正屋。他带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对沙发，长长的百叶窗下有个圆桌，墙根墙角堆着些杂物。他把书从别的屋拿来，交给我，说：“你就坐在沙发上看，我在窗口画画。”
于是，他开始临摹他的静物，我开始看我的《大卫·科波菲尔》。
渐渐地，太阳光斜过去了，沙发放得太靠里面，我坐在那里光线太暗，我就干脆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好日子。梦幻般的下午，阳光懒懒地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却不带进一丝外面的腥味，毕竟，这是“一月革命”后风雨飘摇的1967年啊。
我们几乎不交谈，静得像在另一个世界里。
直到夕阳西下，再也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夹上带来的电车票，把书恭恭敬敬地还到他手里，再沿竹廊走出去，回家，心里总是充满莫名的惆怅。
有时候，他会问，“小爱米雷见到了她的舅舅吗？”“大卫的姑妈还没出现啊？”后来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错过任何一段精彩的篇章，未到时忍不住要提醒我一声，等过了以后又热烈地向我谈论那些精彩。这样的导读真是让我终生受益。
也许是看我孺子可教吧，我后来在他家的那个小屋子里不但读完了三卷本的《大卫·科波菲尔》，还读到了十多本其它世界名著。
徐元章也终于放心地把我带到了正屋，就是后来频频举行舞会的那个面朝大草坪的客厅。其实家具很简单，而且都是他外公离开大陆时留下的，但一看就让人觉得整洁、气派。
我当年最关心的就是那几架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像是几十年没被翻乱过。我曾经为此问过我大哥，覆巢无完卵，何以经历了1966年夏天的狂风暴雨，他家的书能保存下来呢？
大哥说，徐元章的父亲（作家徐兴业，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当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巧在他既是党员，又非当权派，人缘又好，住的又是丈人家，造反派一直师出无名。
宝庆路3号就这样躲过了看似完全躲不过的一劫，也许它是上海在“文革”中唯一没有被查抄过的花园洋房。
那天，徐元章的兴致似乎很高，他打开落地窗，带我走出正屋，沿着篱笆在这个大花园里散了一圈步，谈的当然还是小说里的精彩。花园里也很简朴，好像不记得有什么名贵树木，只是一些冬青、黄杨、无花果、夹竹桃等等。
就是那天，我告诉他，我在他家后院上了六年小学。我还告诉他，东边篱笆上的洞是我们弄堂里的小伙伴们扒开来的。
他突然攥住我的胳膊，瞪着眼说：“原来就是你这个‘野蛮小鬼’啊！”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如此，还是吓得我不轻。
我一直很困惑，徐家放着那么漂亮的正屋不住，却老是住在那几间小屋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开始因为是以看屋的名义入住，也许是怕周宗良留在上海的亲戚来“贼差”，所以不敢贸然放肆。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已无法稽考。
再后来文革来了，徐家又要自觉地表现得艰苦朴素一些。虽然未抄家，群众监督还是真实存在过的。
所以，徐元章在这座花园洋房里真正有了些主人的感觉，可以大办舞会，频繁社交，恣肆风流，还是在本世纪初。而在当年，徐元章几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我的老相册里，有很多我大哥和程氏姐弟的照片，让我想起当年我们经常一起去游园，去拍照，也经常一起去淮海路吃小吃，但就是找不到一张有徐元章的合影。再仔细回想，那些活动，他确实几乎都没有参加。他是那种严格执行“keep your distance”的英国规矩的绅士作派，永远群而不党。
我还记得他为不想和大家一起拍照而找出的一条理由，他说他长得不漂亮，就不要吓人了。他细眼尖鼻薄唇，确实很独特。当年我们都开玩笑说他像林彪，后来林彪摔死了，我们又说，林彪就是因为眼睛太大，破坏了五官的和谐而死于非命，而他五官皆细，应是大福之相。
徐元章就是这点好，拿他开玩笑，他从来不生气，永远只是笑笑。从认识起，大家相互之间都直呼其名，只有他们叫我的小名健健，因为我比他们小六七岁。
由于我们都极其喜欢那部《大卫·科波菲尔》，我们还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就是书中八面玲珑的管家李德默先生。他不但不生气，还补充说，“什么李德默，应该是徐德默。”
我们大家说他大福之相，其实也是有所指的。
那几年，他正在热恋中，他结婚那年，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那年。关于他妻子的情况，都是他自己亲口告诉我们的，比如有四分之一日尔曼血统啦，比如漂亮的狮子鼻啦，又比如是跟她学画的学生啦，再比如为什么名字叫“亨义”，其实是英文“honey”的音译。这音译也真是译得古朴大气，搁现在，准是“哈妮”什么的。
在我们面前，他称她为“阿拉honey”。一口一个“阿拉honey讲的”，“阿拉honey不会的”，加工组的阿姨妈妈们几乎要被肉麻得昏过去了。
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过两三回“阿拉honey”。我们两家相隔不到100米，因此从加工组下班，徐元章和我及我大哥是同路。我们总是一起从襄阳路转淮海路朝西，有时“阿拉honey”就会从华亭路斜刺里走出来，然后跟他一起回宝庆路3号。
见了我们便大方地打一声招呼，然后分道扬镳。
我必须说，“阿拉honey”是真漂亮，身材也惹火。无需多笔墨，想象一下香港歌星甄妮吧，区别是“阿拉honey”的脸更圆些。
加工组的小伙伴们以及阿姨妈妈自然要他不断地交代“恋爱过程”，他也从不拒绝，用阿姨妈妈们的话来说，徐元章是出了名的“皮厚”。但我听得出，他多数时候是在当场胡编，比如什么第一次香面孔（接吻）啦。
当然有时候也有真话。
有个礼拜一，徐元章又被问到：“昨日休息，你们两个人在一道做点啥啦？”
“真的没做啥呀，”徐元章不胜委屈，“早上么睡懒觉，吃好中饭，拿本书，坐在草地上，我一句一句读给她听。”
阿姨妈妈们哄笑起来，都说他俩有“神经病”。
“哪能不带她出去荡荡马路啦？”
“哪能不请她去吃吃生煎馒头牛肉汤啦？你怎么这么‘刮皮’，像只‘铁公鸡’喏。”
“电影么总归要看一场的呀，电影院里黑洞洞，一开场么你们又好香面孔唻。”
“哈哈哈哈——”
但我和几位他的同龄人听得无比艳羡，我甚至当即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谈一回“花园读书”这样的恋爱。
那一年，我18岁，徐元章他们也不过二十五六岁。
可惜好花不常开。
认得徐元章两年后我去外地插队，再三年我大哥病故，程氏姐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我回沪探亲，也只是与程氏姐弟见几面聊聊天，间接听到一些关于徐元章的消息，比如他生了一个女儿，像她妈妈，如此而已。
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元章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84年，我考进电台当新闻记者。当时我们新闻部和文艺部都在北京东路2号的三楼。有一次我去找文艺部的同事聊天，没想到徐元章正好也在那间办公室。
后来我知道，他与《立体声之友》节目有联系，经常给节目组推荐一些外国最新的曲目和卡带之类的。
我当然要跟他打招呼的了。
“哎，这不是徐元章嘛，你怎么也到电台来了。”
没想到他很矜持，只是欠了欠身，说了声，“哎，你好呀”。
我看得出他眼睛里的意思是别张扬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年我跟他那么熟，我当然是不会看错的。于是我就很识相地借故走开了。
大家都称徐元章为画家，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文学鉴赏家和音乐鉴赏家。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感觉和看法都是一流的。
至于绘画，这是他从小习得并终生练习的。
在我的记忆里，他的绘画才艺好像只出过一次风头。
那好像是1967年初吧，那时的淮海中路汾阳路口，有三四块宽四五米高十来米的特大广告牌。音乐学院围墙外有一块，面朝东北；教育学院的墙外好像有三块，面朝西北，它们的对面就是那家著名的意大利餐馆天鹅阁。
“文革”来了，广告牌上当然要画宣传画，时称“红海洋”，而且必须是领袖画像。
为此，当年徐汇区会画画的几乎都被找来挑选，哈定来了，认得出哈定是因为哈定的画室当年就开在我们中学的围墙外，几乎每天放学都会经过。
徐元章也被挑中，他负责画音乐学院墙外的那块，是个著名的“八一八”侧面招手像。我记得我还在长长的竹梯下为他递过颜料板等家什呢。
前些年，陈丹青的哪本书里好像也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和陈逸飞都参加了当年汾阳路口的作画。但当时我只认得哈定和徐元章。
我至今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在画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对我说：“这颧骨上的一点是最后一笔，也最难，因为它是全画最亮的地方，几乎要用白色颜料。但点在哪里要精准，如果是在地面上，我一定会得站在离画一米多的地方，端详良久，然后‘啪’一记点上去。可惜这里太高了，竹梯子离画面又那么近，站在梯子上眼睛离画只有一尺多，只好凭感觉了。”
当年圈内是怎么评价这几幅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当年汾阳路口作画也算是个大事件，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三四个人同时作画，也确实有当场比拼的气氛和味道。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感觉比对绘画的感觉还要好。
我大哥告诉过我一件事。
有一次他们几个一起偷偷地听老唱片，好像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时候，只见徐元章突然站了起来，跟音乐一起律动，并对他们说：“你们哪能坐得住的啦，听这种音乐么要站着听的呀。”众人愧甚。
改革开放了，他来电台为音乐节目帮忙，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我们在北京路大楼里好像又见到过几回，相互就点点头。我了解他的苦衷，他多少有点担心我的口风不够紧，我毕竟知道他太多。其实，直到今天之前，我都没怎么说起过他。
本世纪初，怀旧风最甚，因而宝庆路3号也貌似最红火的时候，我也没讲什么。
我只是对少数挚友提起过，徐元章无论如何算个人物。写写他拍拍他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而且，徐元章毕竟是有恩于我的，他教会我读书，我会一直记得他，但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他了。
我一直希望他的日子能过得好，尤其是听说“阿拉honey”带着女儿去了美国之后。
背地里默默关注着徐元章和那座花园洋房的人很多。
我妹妹其实跟他没有过任何交集，只是当年听我和大哥老是说起他，竟也一直关注着他。
前不久，我又接到她的短信：“徐元章走了。”
现在大家都说徐元章是上海滩上的“老克勒”。我想，徐元章内心深处恐怕是不会认同的，我也觉得他还不能算是。
他们这一代，目睹了上海滩大户人家被逐步的赶尽灭绝，上流社会的垮塌，贵族气息的消亡，徐元章心里是很清楚的，早在他认识我之前，上海的“老克勒”已经日薄西山，复兴无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