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您偷听过敌台吗？(图/视频）

来源: 于 2016-04-28 05:59:23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文革期间偷听敌台是被严禁的，初犯者挨批斗、档案里记一笔；聚众或教唆偷听者可判劳动改造；最严重者数罪并罚甚至可判死刑。不过那个时代太封闭，民众渴望从外部世界得到信息，因此以身试法偷听的人仍不在少数。

当时中国的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许多国家都是敌国。所谓敌台，就是敌对国家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可分为“帝修反”（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三类。帝国主义敌台最重要的是美国之音，还有英国BBC和日本NHK。修正主义敌台主要是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以及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反动派敌台则是自由中国之声，常讲“蒋总统勉励军民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报效党国”，常播的歌则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中共叛徒王明逃到苏联，办了个红旗广播电台，播音员一口纯正北京话，专门与毛泽东作对，是为另类敌台。

敌台民众听，其实官方也听，当然不叫偷听，叫监听。有位朋友被保送到军队外语学院，令我等同辈羡慕不已。他大学毕业被派往新疆监听苏联电台，一听就是30年。后来形势变化，不需要监听了，被转业回家。照理说他教俄语不成问题，无奈俄语已不吃香，没有学校要。他这辈子除了监听别无所长，只得在乡政府打杂，又令我等同辈唏嘘不已。

听敌台须具备三个条件。条件之一是有台高品质收音机。在城市，中波波段被本地广播电台占据着，不但信号强而且波段宽，因此用普通中波收音机难以听清敌台广播。我父母有台美国1940年代产的电子管中波收音机，文革中造反派见到机壳上的Made in USA字样如获至宝，以为能听敌台，要是能发电报就更不得了了。谁知搬回去一听，这台老爷机功能太差，只能听本地广播，连外省电台都听不清楚，何况敌台？于是文革后这个古董物归原主回到我家。

条件之二是无线电干扰不太强。那时为了阻止偷听敌台，耗费巨资在许多城市的郊区建造干扰台，发射与敌台频率相同的功率强大的电波，以巨大的噪声来覆盖敌台广播。因此在城里只有用带微调装置的短波收音机，在干扰声里仔细分辨，才能勉强听得清。

条件之三是有个隐秘房间。像笔者这样的大学生，住学校宿舍，20平米房间摆5张双层床睡10个人，头碰头脚碰脚，根本不可能偷听敌台。即使有独立居室也不一定保险，当时的收音机没有耳机插孔，只能尽量压低音量。要是墙壁不太隔音，夜深人静还是可能被隔壁觉察。造反派接到密报来突检，先摸收音机热不热，再打开开关，听播的是什么节目。多数偷听者听完敌台直接关机，遇到突检就被一抓一个准。后来人们学聪明了，关机前必须把波段调回到大陆电台上。

那时隔墙之耳检举的事不少。我一位朋友自学英语，常听北京国际电台的对外广播。当时听英语与听敌台差不多是同义词，隔墙之耳便打了小报告。某日我朋友正听着，闯进来三个派出所的人。他们本以为我朋友会惊慌失措地关机，这样便抓了“现行”。他们没想到我朋友沉着镇定照听不误，感觉搞错了，起身要走，却被我朋友关门留客，执意要他们再坐坐。直到时间到了整点，收音机传出“东方红、太阳升”乐曲，我朋友才问道：“现在清楚这是什么电台了吧？听这个台不犯法吧？”来人连声说“不犯法、不犯法”，尴尬而去。事后朋友说：“这些家伙根本不懂英语，我如果不逼他们听到东方红，可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因为听敌台须具备三个条件，在城里能偷听者不很多。没想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竟促成了普遍性的偷听敌台。毛泽东说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他压根没想到，把千百万青年赶到广阔天地，竟为他们偷听敌台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听敌台的三个条件，不期然都齐备了。其一，1960年代半导体技术迅猛发展，促成半导体收音机问世。与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相比，半导体收音机用干电池就能听，而且体积小便于携带，知青几乎人手一台。其二，很多知识青年去的是边疆，例如上海知青主要去黑龙江、新疆和云南。黑龙江与新疆同苏联接壤，云南则靠近东南亚。大功率敌台就设在边境对面，反之边境这边缺钱缺电，无法建造干扰台。于是乎敌台广播如入无人之境，声音异常清晰。其三，农村地广人稀，晚上塞个耳机躲在被窝里听广播，谁来管闲事？笔者住在牛棚里，更无需担心牛儿会告密。

1968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远离城市和铁路的偏僻小县的偏僻村庄。全国大中学生大都是这个命运，因为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指令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这个连电灯和电话都没有的偏僻角落，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与外面的世界几乎被隔绝。我们既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内心非常苦闷。后来，我的同伴组装了一台用干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才把我们同世界又联系了起来。

正是在这穷乡僻壤，我第一次听到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其开始曲是1950年代风靡中国大陆的进行曲：“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知青自己创作的《知青之歌》。这首歌不可能在中国电台播放，却不知怎么被苏联得到，改编成乐队伴奏的男声小合唱，然后“出口转内销”再放给中国知青们听。歌中唱道：“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莫斯科电台经常播放这首歌，对故乡的思念、对现实的悲观和对前途的无望，随着电波不胫而走，引发千百万知青的共鸣，从而深刻反思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

也是在这穷乡僻壤，我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这里是美国之音，在台湾台北发音”。在这天高皇帝远的角落，美国之音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也重新认识了世界。原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并不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倒是中国农民，还远远没有摆脱贫穷和愚昧。明白了真相，是我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获。

听美国之音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船第一次登月。如果不听美国之音，我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就会懵然不知，因为大陆的报纸与广播对此竟绝口不提。“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那几天晚上，我长久长久地凝望月亮，思绪万千。我既为全人类共同的科学成就高兴，又为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别的国家都在快速前进，而我们中国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却在年复一年地浪费着生命。难道我们真的像毛泽东说的，书读得越多越愚蠢吗？

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1970年4月15日，当地转告中央的紧急通知，说当晚可能有不明物体降落，如果发现一定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告。我听了如坠云中：不明物体是什么？怎么知道它要降落在我们这里？听了美国之音才知道，阿波罗12号飞船执行登月任务，因为氧气罐爆炸，任务取消，拯救宇航员成为当务之急。由于不能确切判定飞船在太平洋的溅落地点，美国紧急通报各国，请求必要时给予救援。我们那里距黄海只有几十里，当局要求做好准备是应有之义，然而却不说明事情原委。后来美国之音报道飞船在预定地点准确溅落，我才松了一口气。

1990年代起，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探亲和旅游者如过江之鲫不绝于途。连昔日的敌国都能去了，听听国外广播当然就算不得什么罪了。于是“偷听敌台”终于从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消失，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图片取自网络）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