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xhm
来源：人民网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了3 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筹组湖南国民党总支部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 年10 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心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这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顿和革新。
青年毛泽东对建立联合战线早有心理准备。他在《新时代》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他认为， 时下中国不外有这么三股势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 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的主体是国民党，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和商人，反动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军阀和国际资本主义。他提出“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和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中共初创时期，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陈独秀的赏识。1923年4 月，他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是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机关。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 陈独秀早早地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助筹备中共三大外，还让他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中共三大后，他曾陪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 共同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看到了这点，他们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而且也对湖南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员邱维震。国民党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进行这一工作，毛泽东知道后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9月， 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为便于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 中共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中央党部筹备员。
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国民党的计划。他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 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 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
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4年1 月20至30 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的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廖仲恺等代表却表示支持。 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 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 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数压服少数”的“现在选举制”，而代之以所谓“比例选举制”，从而保护国民党内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少数代表的席位。他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 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顺利地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一、“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三、“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 “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 毛泽东所提议案，除第二项外，其余三项都由会议提交预算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参考。
在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 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 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又格外倚重， 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 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是31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
毛泽东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将他累倒了，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国民党一大后，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凡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加入国民党者，“无论何人，均须重新登记”。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在做这项工作时，首先碰到了一个“硬钉子”，这便是国民党元老谢持。 此公早年参加同盟会，筹划过成都、重庆起义，谋刺过袁世凯，曾担任过大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 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可谓老矣，职务可谓高矣。 谢持对重新登记很不理解，气冲冲地来到执行部说：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免填？”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拂袖而去。毛泽东知道后，让人给谢持送去表格，并耐心地做工作，以求得谢持的理解。最终谢持也没有再固执己见，按期填好了表。这样，其他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都一一如期填好了表。
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在广州，叶楚伧可算是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6 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 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 月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叶楚伧早就想把共产党排挤出执行部，8月1日， 他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问题”，当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第二天，一些国民党员闯入执行部，殴打共产党员邵力子。事件发生后，叶楚伧处理不公。毛泽东与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 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