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兰州《星火》案 – 独立中文笔会 (chinesepen.org)
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兰州大学,划“右”195名(学生143名),全校师生员工14%。陇省虽穷僻,然“左”狠异常。1957年陇省人口1200万,仅全国人口1/50,揪“右”五万余名,全国“右派”1/11。
谭蝉雪的“右派”言论为引用民谚——“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以及日记中的“爱情自私论”。这些马列青年划“右”后,满脑子问号,无法接受爱党之心竟结反党之果,希望在下放劳动中找到是非答案,期待重返兰大。因为,全校处理大会上宣布:“保留学籍,农村监督劳动一年。”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一向说话不作数。
思想资源上,这批兰大学生“右派”除了马列主义,并无其他西方现代思想,甚至从未接触西方人文名著,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举着马列之旗批驳马列叛徒——“当代统治者”。他们认为:
(需要)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并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页35)
他们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是“事实”,唤醒他们的是大跃进的造假、大饥荒的惨状。公社化对农村的破坏如此直观强烈,报纸上的“伟光正”与社会现实完全悖反。他们在“广阔天地”接受真正的再教育,起疑“伟大的党”、“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认清“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从而产生“反潮流”的价值自信与逻辑支撑。对这些绝对拥共的红色青年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己都十分震惊:
事实的结论是:共产党叫人民受饥饿!共产党害死人!(页74)
林昭: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页26)
向承鉴:
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偷偷写成的〈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页237)
但青春使他们不愿沉默,良知使他们铁肩担道义。1959年10月,饥情蔓延,乞民遍地。向承鉴的哥哥(山西化工设计院工程师)劝弟弟不要去管农村饥情:
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
向承鉴回答:
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
向承鉴赴京看到“十大建筑”——
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物为人用。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优先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虽是不断收容、遣送与驱赶,还是能发现饥寒交迫的身影。(页233~234)
最起码的良知呵!《星火》的麻烦也在于此:这群青年不仅追问农村饥贫的原因,还要探求农民无产化贫穷化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