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的反瞒产运动是“大饥荒”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开政治局会议。
因为当时全国性的饥荒已见端倪，农民为保命而在收割后拒交高征购的粮食。当与会者汇报讲到“全国都是丰收的，只有黑龙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粮食收起来了，他们是趁热打铁，抓紧收购”时，毛泽东说：
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一大教训。
毛还说：
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
什么是为毛大加称赞“先下手为强”战术呢？简单讲，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
据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解释：
在征购工作上有一句成语是‘先下手为强’。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把握这个作工作。中央部门、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说先把粮食抓到手，把粮食抓到手里面我们就主动了。去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把粮食抓到手的省，在粮食工作上就很主动。没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动。
但是谭震林又非常心虚地说：
‘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只能在地、县的第一书记中讲，给地、县委的其他部门和下面干部不要讲。因为讲了很容易被误解。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抢劫农民的口粮。
原“贵州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出来的金沙县委第一书记赵广玉在后来揭发：
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赞成毛的横征恶敛的，甘肃省原财贸部部长张天珩就公开批评：
不能先下手为强，拿来再说，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粮安排好，否则先下手也不强，拿回来还得送回去，这几年农村回销由二点九亿斤到三点九亿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结果是虚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决心，按计划安排下去，不能单纯的为了任务，不能不考虑生产、口粮，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肿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这样这不得了。
但是在庐山会议后，张即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反复批斗。
毛泽东在1959年倡导的“先下手为强”的战术，并没有解决中共急需粮食问题，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大跃进和大丰收。相反，各地的粮食收成早已经被竭泽而渔了。
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例如，河南信阳地区是“先下手为强”征粮战术的发源地，庐山会议后发展成了架上机枪、开“万人大会”来向农民地逼粮的程度。
万人大会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瞒产运动后期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形式是郭陆滩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西振（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志为了进一步贯彻反瞒产大搞群众运动亲手创造的。李西振同志为了使他这一创举，得到落实，亲自在桥口大队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万人大会。
大会的具体情况是：
会前布置大会内容，以粮食为主，实物兼顾，人人不空手，个个带实物，空手不能进会场，并在会议布置了岗哨，台上架着机关枪。
李亲临大会讲话，先讲形势，后讲大丰收，并指责说：
现在有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大丰收，征购完不成全是思想问题，在粮食工作中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坚决打击富裕农民兴风作浪，粮食工作要抓狠、抓紧、抓深、抓的透，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要亲劝亲，邻劝邻，相好的要劝知心人，要为国家争光，要坚决拿出粮食。
批评群众翻了身忘了本，当了干部忘了国家，谁说没粮食就是刮西风，反对大丰收，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吓群众，并号召群众，谁报的粮食多当场代花，谁报不出粮食当场扣押，采用三个十年回忆对比的方法提高觉悟，报出粮食，党员要以党性保证。
李讲话后，组织献礼，没有献礼的组织生产队长互相斗争。斗到最后，以思想顽固、瞒产私分的罪名当场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产队长）。
由于李西振采取了上述错误手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玄中大队支书葛大发说弄的我们大队五光：粮食、种籽、口粮、饲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农具家具烧光，破铜烂铁卖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员饿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众反映说：“万人大会是杀人会”。
这种错误作法，不仅没有及时阻止和纠正，反而得到地委路宪文在电话会上表扬。县委杨守绩不仅表扬，并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推广。
除了这种在当年被称为“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外，全国各地还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武装征粮”和“刑讯逼粮”的大规模暴力现象。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成了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最为惨烈的时期。这一类的档案记载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河南商城的“反瞒产”运动的简要过程来一窥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不敢说真实话。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 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 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
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反瞒产，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 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
最后， 我们一定要指出毛泽东在推行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时那种不计代价、漠视生命的战争思维。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说过：
过去“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
又如，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会议中，当李先念汇报讲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毛泽东插话说：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
1959年春季，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虽然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是针对工业生产，但他这种搞建设不计代价、甚至不怕饿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战争思维却跃然纸上。而悲剧性的结果竟是：大跃进-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战争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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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中国四千万人饿死的“反瞒产运动”，是毛泽东以讲话和文件的形式亲自领导和发动的。
以反对本位主义之名，实为打击“敌对分子”的反瞒产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先是开“三级干部会”，搞逼、供、信；然后动用民兵以武力手段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实行家家过关，捆绑吊打。直到把农民最后一粒粮食搜走，连种子也不留下。同时不准农民逃荒，民兵守路口围堵“盲流”，那么农民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大饥荒”降临中国的第三年（1961），毛泽东要求“继续大跃进”，使1961年成为“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比粮食亩产量、比革命干劲）。
刘少奇做为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只做党主席），以非凡的勇气指出了大饥荒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三自一包等等，犯颜批评毛的大跃进和反瞒产九个指头论，反对嫁祸于天灾，要求急刹车：“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否则，再任由毛泽东“继续大跃进”下去，恐怕饿死的就不是4000万，而是8000万了！
“男饿三，女饿七，老太太要饿半个月”。男劳力代谢旺盛，三天就能饿死。由此可知，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才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中共就是这样制造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最新的提法是“三年困难时期”） 。
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反瞒产运动”饿死了四千万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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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2月27日～3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开，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
《郑州会议》文件摘录：
1、“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注：就是阶级敌人）。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识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注：矛头指向刘少奇）
2、“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注：显然是要反瞒产私分）
3、“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已经否定了毛这个断言）。
4、“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注：发起反瞒产运动）。
5、“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注：将反瞒产运动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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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31日
刘少奇：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 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 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 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 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刘少奇的以上讲话，很明显是善意地批评毛泽东的“九个指头”论，同时又对他进行了保护，但还是为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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