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专注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方面，很少有人会认为他对具体的自然科学问题抱有浓厚兴趣。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却不止一次地与周培源、钱三强、杨振宁等专业领域大佬探讨过一个物理研究前沿问题：物质是否无限可分？
甚至在他逝世的第二年，还有诺奖得主学者提议将构成物质的假设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这位伟大政治家，以及他所坚信“自然界有更深统一”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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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来谈物理
关于这一类讨论的对话细节回忆，最早来自著名核物理学家、“三钱”之一的钱三强院士。
这段对话发生在1955年年初、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后。毛主席在与钱三强谈话的过程中，话题进行到了原子内部结构的探讨上。
即使对当时最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而言，这也仍然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在具体科研领域自己是个“门外汉”，向身为物理学家的钱三强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再对路不过的人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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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原子核的组成结构，这对钱三强完全不构成任何难度，随口便答“中子和质子”。然而再追根刨底问到这两种粒子的组成，就连钱三强也有些作难了。
原因在于当对话发生的时候，这一问题仍然摆在物理学界面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于是钱三强也只能尽量简短地作出解释——根据当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质子、中子被视为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已经是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
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士，钱三强的语言风格当然是立足事实、尊重客观，研究进行到了哪里就说哪里，有一说一。但毛主席却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假想式的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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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谓“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即使是目前被视为“基本粒子”的质子和中子，也应该存在继续可分的方法，只不过人类受制于当前实验条件，无法验证自然也就不能肯定。他说他相信，将来一定会证明是可分的。
所谓“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段对话发生的同一年，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以具备62亿电子伏能量的质子轰击铜靶，他们首先发现了反质子；另外还发现了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也就是反中子。
到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正式提出了“夸克”的概念和模型，后来又有大量实验间接证明了夸克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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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常识层面，最小粒子已经不再是质子和中子，而变成了夸克。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飞速发展，但这番预言式的言论并没有从此被人遗忘。
1977年召开的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大会中，来自美国、曾获诺贝尔奖的学者格拉肖向大会提议：将构成物质的假设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前一年故去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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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型的看法
当然，这番立足于哲学对物质进行解读的思维方式，也并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
1953年前后，当徐涛初次来到毛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生时，还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据他回忆，主席和他虽然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代沟之类的却并不存在。
主席常常在闲暇散步的时候，与他聊起各种天南海北、关于新鲜知识的话题，比如物质结构的研究历史和当前动向。
毛主席对于我国古代历史上、尤其是哲学理念当中关于物质成分的研究相当熟悉。他曾经说，墨子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提出了“端”的概念，比西方更早；《庄子》中更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实际上阐述出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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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到后世门捷列夫研究元素周期律、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这些研究领域中的迈进，不断证明了原子内部存在更为复杂的结构。
毛主席认为，他们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好独立思考”，不会轻易跟着别人的论断走，哪怕那些论断来自名人学者，因此他们才能够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
至于古代化学家中的另外一些人，则败于目标偏向歧路。有的人为了满足帝王要求搞点石成金，或者炼丹以求长生不老，这就把研究的路子走窄走死了。
徐涛说，毛主席阅读的领域十分广泛，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都有涉猎。而他自己的思维习惯，则往往喜欢由浅入深、抽丝剥茧地探讨问题。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就在那一期杂志上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论文。当时这篇文章还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属于“二手翻译”，文中对“基本粒子不可再分”的常规主流论点提出了质疑。
毛主席读过这篇文章后，对文中所持的看法十分赞赏。后来他在北戴河等地与哲学界、科学界工作者谈论相关话题时，都曾经引述过这篇论文，并进一步阐发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曾经和他聊过这一看法的科学界大佬不止钱三强一人，当时的周培源、于光远，后来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曾经和他讨论过基本粒子的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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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物质是否无限可分”这个话题的浓厚兴趣，一直持续到了毛主席的晚年。
他曾经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也是无限的。就像庄子所说每天只取一半的木条一样，这个世界的物质可以无限拆分，所以科学家永远都有工作可做、永远都有问题要去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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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学到老
会对本职之外、也并非自己擅长的自然科学领域保留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其实也与他强大的学习动力、优秀的学习习惯息息相关。
有人用“嗜书如命”来概括毛主席的阅读习惯，说他出门会带书、睡前会看书，甚至连理发、如厕这样的碎片时间也不肯放过，都利用来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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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还想过“要是能把其他事都停下来，安心留两三年时间出来学自然科学”，那就更加完美了。这种想法当然很难实现，于是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工作的间隙“挤”时间来读书。
杨尚昆也曾经回忆，毛主席曾经买过很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用到的实验仪器也买来观察。一旦有机械、工业等方面的展览更是不肯放过，总是尽量抽时间亲自去看，看完展览就再顺着展览的内容去添置新的书来学习。
他的求知欲，简直就是没有止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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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菊香书屋，实际上已经成了他的个人藏书室。曾有统计显示，毛主席的私人藏书接近10万册，其中既有文史哲著作，也有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就连他日常的睡床，也和其他人大不一样——非常宽大，比常见的尺寸大一倍还多；构造也很奇特，内侧低外侧高。平时外侧用来睡人，内侧全都是书，有的位置能摞到二尺高。在这样的床上睡觉，真是名副其实的“睡在书堆里”。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清楚一个细节，那就是床上的书，虽然看上去无比凌乱，但实际上是有自成一套规则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够非常清楚地找到每一本书放在哪里，不需要浪费多余的时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作人员都会非常小心地不改变书本堆放的位置，避免带来不必要的不便。
北京图书馆的旧馆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毛主席经常到图书馆去借书。从1958年开始，北图换发新的图书证，毛主席的借书证被编为1号。
这张著名的“北图一号借书证”，毛主席一直用到了逝世前不久。而且不但是北京的图书馆，外地比如杭州、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图书馆，都留有他的借书记录。
读过大量的书，其中的实际意义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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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都认为，毛主席在学习了解自然科学的过程中，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带来了其他人难以比较的优势。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引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独特角度。
他曾经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问题、向李四光请教山形地质、与杨振宁谈论高能物理的最新动向、和李政道交流“对称”中的政治含义，每次交流确实都有丰富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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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本领恐慌”
不仅本人始终保持着吸收知识的旺盛动力，毛主席还不止一次地敦促全党全国都要重视知识、充实技能。
类似的说法从延安时期已经开始，1940年初在陕甘宁边区举办自然科学研究会时，毛主席就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目标是为了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了解自然，然后才谈得上对自然进行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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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号召大家都投入精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并防范“本领恐慌”。各个领域需要形形色色的本领，要防止自身的本领入不敷出甚至完全耗尽，就必须谦虚好学、克服困难，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
他说，如果一直都不懂世界上的许多东西，那么就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在知识的领域不能玩虚的，“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1941年时，他接到了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来信，一边回信鼓励儿子继续用功学习，一边也向他们提出建议。他认为应当“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这也是由于他预见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应用和大力发展的主要科学类型并非一成不变。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巨大需求，重视科学技术、开展技术革命的紧迫性也日益凸显。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等纲领性的文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应运而生。
其中，上世纪50年代的后几年，也是毛主席谈论学习科学技术、开展技术革命最多最频繁的一年。他几乎走到哪里，就把这样的讲话讲到哪里。
对比一下大致的时间区域，“提倡科学技术”与“畅聊物理问题”的年份也是有所重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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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家人士的尊重
曾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同样也是参与此类话题和交流的科学家之一。
他曾经回顾1964年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的情景。该届会议吸引了许多亚非拉国家科学家前来参会，而日本派出了人数不少的代表团，团长恰好是坂田昌一。
于光远还记得，当时到会的科学家中坂田地位最高，因此毛主席第一个与之握手。握手的同时，主席仍然记得当初那篇文章，他对着坂田说了句“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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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科学家尚且如此重视，对于自己国家的科学家就更不必说。
同样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强调过“专门家”的重要性，并表示这样的人才对于我们的事业极为宝贵。
新中国建立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业专家都得到了不少关注。尤其是对并称“三钱”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更是给予了大量关心。甚至就连“三钱”这个外号，毛主席都经常提起，将这个外号的知名度推得更高。
钱学森历经艰险终于回国后，曾经参加过1956年2月的怀仁堂宴会。
他原本打算按照大红请柬写的位置，坐到计划好的37桌去，然而实际上，那个位置早已安排上了其他受邀者。而他的位置，则是被毛主席亲笔从37号桌勾到了1号桌，也就是和毛主席本人同一张桌子。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在即，人在病中的毛主席仍需要对会议相关文件进行审阅，其中就包括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
而毛主席却答复说“不用看了”，只提示了要确定两个人在代表名单之内：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钱伟长在工作中，曾经受到来自毛主席的不少关照和保护。钱三强更是曾经和李四光一起，在中南海“上过一课”，毛主席说道“我们这些人今天都当小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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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此不难看出，毛主席对物质结构的兴趣和看法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产物，相反却是他长期大量阅读并吸收知识后形成的稳定看法。而对于知识与专家的重视，又是与整个国家的道路紧密相连的。至于这些轶事被广为传播，甚至催生了“毛粒子”的说法，那就更是后话中的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