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纵横2021-01-17 12:41:19
1950年春天，在湖北大冶县，一个叫朱其升的铁匠带着徒弟到乡里去给农业社打农具，好久没有进城的朱其升在乡公所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张悬挂在墙壁上的毛泽东彩色画像，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平时的时候，朱其升也经常跟乡里人讨论毛主席，是毛主席带领大家翻身做主，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自然也不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子，此时见到这个被乡亲们称呼为“大救星”的画像，朱其升越看越觉得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却又想不起来。
突然之间，他猛然想起来了，激动地说：“这不就是我的润之兄弟吗？”
原来朱其升在40年前的时候，和毛泽东在湖南新军中曾是战友，毛泽东能够参军，还是他给担保的哩，只不过那个时候朱其升只知道毛主席叫毛润之，却不知道毛泽东。
经过再三确认，毛泽东的字就是润之，可以肯定这就是他曾经的战友无疑了。
晚上回到家里，朱其升是彻夜难眠，不要说昔日的战友已经是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了消息也是让人激动的事情，他哪里还能睡得着觉。
想到这里，朱其升就从被窝里爬了出来，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想叙一叙他们之间的战友情，想一想，两个人已经快40年没见过面了。
可是，一封信寄出去后，就像一片树叶落入了大海中，了无音讯，朱其升不死心，又连续写了几封信，依然都石沉大海了。
朱其升不清楚是信没有寄到，还是毛主席已经忘记了他这个老战友？
一直到寄出的第6封信，据说是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当面转交，毛主席才收到了这封来信。
当时气馁的朱其升已经放弃了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却意外地在1952年8月30日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这是一封来自“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信中写道：
其升兄：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相当于200元），聊佐小贸资本。
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
顺祝、兴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打开信封的时候，朱其升的眼睛就已经湿润了，“其升兄”三个字，读起来多么亲切，当初在军营的时候，毛泽东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他激动的说：“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回想起曾经两个人并肩作战的岁月，朱其升更是感慨万千。
朱其升出身于湖北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烟铺朱湾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庭条件困难，朱其升仗着身体条件好，到别人的铁匠铺里面做学徒。
因为现在电焊比较普及，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以前打铁有多辛苦，那完全就是体力劳动，一般的身板真就扛不住。
朱其升在很小的时候就在铁匠铺当学徒，不但没有工资，还要干各种最辛苦的活，等到朱其升18岁的时候，实在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逃离了铁铺。
无处可去的朱其升，在1909年加入了新式军队当中，就是后来的湖南新军赵恒惕部。朱其升因为长期从事高强度劳动，身体素质很好，再加上作战勇敢，后来就成了班长。
可惜朱其升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晋升出现了困难，晚清时候的新军模仿西方操练方法，连编制都差不多，只有上过陆军学堂那样的人才能当军官，入伍就是排长级别的，而士兵和军官是截然不同的，士兵最多也就能当个班长，很难再升到排长。
旧社会管兵叫“丘八”，意思就是没有出息的人，跟军官完全是天差地别。所以到1911年时，朱其升还是一个班长，每个月的军饷是8两。
1911年，随着各地反清起义的爆发，革命形势空前高涨，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南，正在读书的毛泽东看到后，十分激动，后来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毛泽东当即写了一篇标题为《打倒清王朝》的文章张贴在学校门口，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毛泽东建议大家都行动起来，一起声援革命，还带头和一名同学剪掉了辫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再也按耐不住，就打算弃学从军，弃笔从戎，到武汉去参加革命军，助力革命成功。
在没有跟家里人商讨的情况下，年仅18岁的毛泽东跟同学们借了一些路费，邀请同窗郭梓材、毛煦生三人结伴从长沙出发，赶往武汉参加新军。
等到毛泽东兴致冲冲到达武汉的时候，却出现一个问题，原来要报名参军需要担保人，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是满怀一腔热血就来参军了，哪里想到军队套路这样深，还要担保人。
在长沙的话自然是有很多办法，随便找几个人就能担保，这里是汉口，人生地不熟，他们又是学生，上哪去找担保人呢？
如果就这样回去，毛泽东显然又是不甘的，因为毛泽东的很多同学都去参加了学生军，而毛泽东认为学生军成分太复杂，难以成大事，自己要去参加正规军，直接扛枪作战更直接。
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自己还费了很大的力气跟朋友借了双雨鞋，现在要是打道回府，回到长沙，该怎么向大家交待。
于是毛泽东跟负责招兵的人据理力争说：“我是学生，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负责招兵的军官坚持按照规定不允许他入伍，两个人就在营地里大声辩论，辩论是毛泽东的强项，几下子就把负责招兵的军官说的没有了道理。
这时，朱其升碰巧从一旁路过，毛泽东的辩论引起了他的注意，便询问了毛泽东一些个人情况，于是叫上另一名战友彭友胜给毛泽东做了担保，毛泽东才以毛润之的名字参军入伍。
本着谁担保谁负责的原则，毛泽东就加入了朱其升和彭友胜的班里，朱其升是班长，彭友胜是副班长。毛泽东领到一支“汉阳造”旧式步枪，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因为毛泽东是学生兵，入伍的待遇就是6两，只比班长朱其升少2两。
对于这段当兵的经历，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个“湖南矿工”就是彭友胜，而铁匠就是朱其升。
为什么毛泽东会喜欢他们两个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在中国旧式军队当中，军官和士兵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等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实际上老兵和新兵也有两个等级，往往一些老兵会仗着入伍时间早，年龄大就欺负新入伍的士兵。
想想当时的毛泽东才18岁，连书都没有读完，完全就是一个孩子，可是他对这段当兵生涯十分怀念，说明他并没有受到过欺负。
以毛泽东年轻时期的气血方刚，怎么可能在军队里不受欺负呢？
当时就有很多兵痞四处寻衅滋事，当地政府也管不了，毛泽东就站出来跟他们据理力争，有一次，一个兵痞在巷口拿了摆摊老太婆的两包香烟不给钱，转身就走。
这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军纪不严的社会里，拿枪的士兵地方政府根本管不了。毛泽东遇见后，直接拦住了他，硬是让那个兵痞付完钱才让他走。
这个兵痞知道毛泽东，所以怀恨在心，经常借题发挥、伺机报复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是因为朱其升和彭友胜对他的照顾！
朱其升对毛泽东的照顾是细致入微的，因为新军是临时招募的，而战局还没有定，当局没有足够的后勤能力，导致天气转凉后，毛泽东还没能领到棉衣和被子等御寒的装备。
朱其升看到后，就把自己的新军装送给了毛泽东，晚上睡觉没有棉被，就跟毛泽东挤在一张床上，让毛泽东在冬天里没有着凉，顺利度过。
军事训练开始后，毛泽东也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朱其升和彭友胜看在眼里，就经常教他做一些示范动作，帮助他提高军事技术。
一个普通士兵在新兵营往往需要三个月到半年时间的训练才能完成训练，但是毛泽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掌握了军事基础知识和战斗基本技巧。
这其中除了有毛泽东的个人军事素养外，也和朱其升与彭友胜的帮助是脱离不开的，正是这两位大哥的照顾，才让毛泽东进步神速。
有时候毛泽东没有来得及擦枪，朱其升便帮他擦，正是这种对小兄弟的关怀，让毛泽东很快融入到部队生活中。
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朱其升和彭友胜会喜欢毛泽东呢？
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有文化，那个时候当兵的人都没什么文化，有的士兵家里来信了，不认字就让毛泽东来给读，想要给家里去信，毛泽东就给代笔，并且还教大家读书写字。
朱其升只读过三年的私塾，根本认不出几个字，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教导，才让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几个月下来，朱其升连报纸都能够读得懂了。
后来朱其升说：我之所以后来会记账、写字、做生意，这多亏了当时毛润之的帮助。
毛泽东在军队中受欢迎，除了识文认字，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会讲《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
现在大家都读过这些名著，但是旧社会可不是谁都读过，那些不识字的，只能通过说书唱戏的来讲，而毛泽东从私塾时期就开始看这些书，经常讲给同学们听，对于这一套，他是很熟悉的。
军营中的生活都是枯燥的，能够听到毛泽东讲故事，讲历史，那是何等乐事，人们都称毛泽东是“秀才兵”。
这样有文化又乐于助人的年轻后辈，谁能不喜欢？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在战场上，朱其升更是救了毛泽东。
虽然朱其升与毛泽东所在的部队没有与清朝的部队正式打过，但是在军旅的日子也不完全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有一次部队要疾行军到萍乡，途中毛泽东的小腿疾病复发，化脓流血，疼痛难忍。旧式军队如果士兵跟不上队伍，直接就会被驱逐出去了，不像后来的红军有严格的纪律不能抛弃战友。
作为班长的朱其升不忍心抛下毛泽东，因为在这荒山野岭中，受伤的士兵得不到照顾就等于牺牲。
朱其升将队伍交给副班长彭友胜，自己则带着毛泽东走，虽然脱离了大部队，却始终不离不弃。
最凶险的一次是，他们刚到一处村落时，一伙敌人追随而来，眼见跑不开，朱其升就把毛泽东拉进村中排除污水的阴沟里躲了起来，敌人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就离开了。
朱其升又带着毛泽东追赶大部队，就这样在山区里面，走了一个多月，吃不上饭的时候就到百姓家里去乞讨，最终于1912年到达江西萍乡市的新军收容遣送站，毛泽东被军部医院收治后，不久痊愈。
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其升的照顾，毛泽东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多年之后，毛主席回忆起自己从军的这段生涯，他打趣说道：“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后来南北议和，就不让我干了，就变成外行了。那时程潜是师长，长官是谭延闿，他下面就有四个师，程潜是一个师的师长。”
然而正在朱其升与毛泽东准备到战场上推翻封建统治时，却传来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南京临时政府被解散，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篡取了革命果实，朱其升和毛泽东所在的新军部队也接到命令就地解散。
这让毛泽东对革命军非常失望，表面上清政府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后来毛泽东说道：”“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
半年的军旅生涯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但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让其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从来没有懈怠过，也让毛泽东对军事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能够担任中国人民军队的统帅，指挥军队作战。
也是在这半年的军营生活中，结识了两位亲密战友！
1912年，毛泽东与朱其升、彭友胜三个人各自领了三个月的饷银和遣散费就决定各回原籍谋出路，在长沙火车站，三个青年人握手道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军旅生活通常都是艰苦单调的，但是如果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那一定是难忘的，战友情也是最宝贵的情感。
毛泽东回到长沙兜兜转转，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最终走上了伟大革命道路。
而朱其升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回到了家乡继续干他的铁匠，毕竟是一门手艺活，能够吃饱饭，攒了点钱还买了几亩田地。
由于通讯不发达，朱其升与毛泽东一别已经40来年，如果不是到处都是毛主席的画像，他还不会认得出毛泽东就是毛润之呢！
1952年秋天，在收到毛主席的来信后，朱其升揣着亲笔信和毛主席寄来的钱做路费，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去见毛主席。
一路上朱其升都十分紧张，见了毛主席该说些什么呢？
虽然曾经是最亲密的战友，但是如今毛泽东是国家主席，而自己只是一个老铁匠。
到了北京后，朱其升就被安排进了中南海，三天后，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把朱其升带到了一所四合院。
毛泽东从那里迎了上来，握着朱其升的手高兴地说：“我们见面太晚了。去年春天，彭友胜曾写信来，我也给他回了信。你为什么不早些写信给我，接到信后应早些来嘛!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老朋友。”
两个人聊了很多在新军时期的事情，还聊了另一名战友彭友胜的事情。
说着说着，两个人一块走进了书房，朱其升看到满架子的书，想到毛主席曾教他识字的事，颇有感触地说：“主席，你还是那样喜欢书。”
毛主席亲切地说：“不要称主席，叫我润之，或叫毛泽东吧。”
随后毛主席坐到了椅子上，看着桌子上的书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我工作忙，只得抽空读一点书。”
要知道在毛泽东在军营生活时，几乎每天都要读报，每个月6两的军饷，很大一部分用来买报纸了，想到这里毛泽东说：“我们在新军共同生活，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队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
听到这里，朱其升连忙说：“不，不，是您关心了我们。”“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写字，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两个人说着说着已经很长时间了，秘书就来通知主席时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的事情都很多，接待客人的时间都有限制。
可是，回忆起当兵时期的事情，怎么也说不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战友情”吧！
为此，毛泽东坚持留下朱其升吃饭，并且说：“第一次会面，一定要在我这里吃一顿饭，不然哪像老朋友。”
是啊！从1912年到1952年，分别了整整40年了，哪里能聊得够。
为了招待朱其升，毛泽东除了常规的三菜一汤，还让厨房特地做了一道“硬菜”，就是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1912年部队散伙的时候，大家就凑钱吃了一顿好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还特意点了这道菜。
两个人又在一起边吃边聊，好像回到了军营时期的生活，吃完饭后，毛主席交待朱其升，自己工作很忙，不能每天都陪他。一定要让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好好玩几天，等有空，他们再聊。
一个星期后，毛主席又邀请他去聊天，这次聊天毛主席笑盈盈地说：“这几天，玩得痛快吧？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谈谈群众的想法和要求。”
朱其升是个粗人，就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毛主席，使得主席能够了解到基层社会的情形。
一个月后，朱其升惦记家里的情况，就向毛主席告别，临行前，毛主席又叫秘书给了他500元作为路费和生活补贴。
当时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600多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朱其升不肯收，自己对革命也没有什么贡献，生活也不是特别困难，很担心主席为自己破费。
毛主席说：“这是我的稿费，你拿去用吧。”
朱其升也就不再客气，拿着钱离开了北京。
回到武汉后，朱其升想到反正自己的钱也够用，就把毛主席给他的500元钱做资本，将汉口硚口附近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的手工艺人召集到一起，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朱其升当了经理。
朱其升成立这个厂子的初衷倒不是为了盈利，而是想让手工艺人都能得到一定的照顾，还能为社会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
朱其升经常跟工人们说：“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无组织，散散漫漫。我们一定要把工厂办好，再去北京向他老人家报告。”
1954年夏末，朱其升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再次到北京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再次见了这位战友之后很高兴，拉住他的手说：你来得好。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你们下面的情况。这次你要详细谈谈。
听说朱其升用他资助的钱开了工厂，十分高兴说：“很好，这个工厂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
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后，朱其升向毛泽东告辞要回到武汉，临行之际，毛泽东叮嘱他有空可以多来北京走走，或者给他写信。
朱其升深受感动，连话都说不出口了。
毛泽东也动情地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只是可惜，离开北京后，朱其升再也没有和毛主席见过面，1956年夏天，朱其升在汉口病逝了。
然而对于这位老班长，毛主席却一直挂念，毛主席和一位铁匠的交往也成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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