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火炬2021-01-10 10:46:54
编者按：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香港出版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社会影响很大，但其中很多或是无中生有，或是移花接木，或是有意混淆。所谓“毛泽东‘打AB团’大清洗”的记载即是一例。不少人其中包括有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学生对此却信以为真，并由此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此后的所谓“残酷斗争”皆源于毛泽东当年“打AB团”大清洗。马社香同志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很有说服力。现将文章刊登如下，敬请留意。
一、1930年初赣西南地方红军非以李文林为首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下同）第一章认为：“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
高华书中口口声声说，毛泽东“遭到了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历史上果真如此吗？
李文林1900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水田乡石鼓村，族名周金堂，曾用名周郁文，家境富裕。1921年吉安白鹭洲中学毕业，考入南昌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曾任南昌马克思研究会书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国民军官教育团任教官，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回到吉水组合流窜散兵坚持武装斗争。当年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仅赣西1927年11月至12月，在赣西特委领导下，万安、泰和二十都、吉安东固、吉水分宜、安福、吉安3县边界的延福地区农民先后起义。1927年11月，万安起义农民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总指挥杨德明，党代表是陈正人。12月，吉安东固起义武装组成的东(固)(南)龙游击队同永丰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纵队长赖经邦（后任党代表），党代表叶天雷。工农革命军第8纵队由流散在赣西地区的原“建国豫军”残部编成，不久溃散。1927年12月，延福地区农民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纵队长李韶九，党代表詹天龙。这个李韶九就是1930年10月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之真身，是一位被高华和网上普遍认为是被毛泽东提拔平步青云的人物，其实1927年12月毛泽东还在井冈山上之时，李韶九已是赣西南工农革命军领导人之一。李韶九1928年曾一度担任过红二团团长。当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东固为中心，这个地区主要领导人肇始不是李文林，也不是李韶九，而是赖经邦。
赖经邦是今天不可忘却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1899年出生于吉安东古镇熬上古瑞仁村。家境贫寒，吉安省立第七师范毕业，1926年任吉安县教育局长，同年加入中共。1927年9月在东固组建东龙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发动农民协会减租减息，争取“三点会”首领段月泉（段起凤）一起组建赣西第一支游击队，自任队长，段月泉任副队长。1927年11月发动东固暴动。后以东固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赖经邦文武双全，不幸1928年6月在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
赖经邦牺牲后，1928年9月赣西特委派秘书长李文林前来将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2]《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第32页），比原红二团规模略大，由李文林任团长兼团党委书记。不久，江西独立二团抽出部分骨干组合第十五、第十六纵队组建了第四团，由段月泉任团长。1929年2月，就是李文林率领赣西南红军去迎接朱毛红军来到东固会师，并休整一周。所以毛泽东赞誉“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和“方志敏式的武装割据”，对赣西南、赣北武装斗争模式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呢？它有什么特点呢？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中有一段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
（1929年2月）在东固，红军与江西红军二、四团，我们一起开了个会师大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战斗力强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能打他一两个团。……
后来，我们了解到，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据的武装斗争形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由于党部和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是秘密的，敌人来了，找不到目标。二、四团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纵横驰骋，消灭了许多靖卫团,还打败过敌人的正规军一个团。他们的士兵伙食每天是一角五分，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
红军时候，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去多想，听说红四军领导人有过议论，今天从档案文件中也证实，红四军前委在于都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中谈到了东固的割据方式，信中认为“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四军领导人那时就感到“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必须讨论，依照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在一个省用总暴动办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无益的”。这些材料亦说明，红四军领导人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摆脱原来依靠险要地形进行小区域公开割据这种军事斗争形式。
可见，毛泽东对“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的赞誉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赞誉并非归于李文林个人，而是对东固整个共产党群体及其领导人，包括东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龙党支部书记赖经邦，以及时任赣西特委的所有委员，包括刘士奇等人。刘士奇的墓碑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矗立在吉安，笔者曾两次前往瞻仰。但由于他不是吉安人，也不是牺牲在江西，一部厚厚的《吉安英烈》没有将其收录；至今尚未引起党史学界应有的关注。
刘士奇1903年出生在湖南岳阳。1921年考入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湖南省委派遣，到株萍路矿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8月秘密建立中共岳阳委员会，任书记。1927年8月被派往江西工作，任江西省委委员。同年10月调任赣北特委书记。1929年初受组织委派，来到赣西工作，先后任赣西特委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长等职，可见1929年赣西特委秘书长一职，李文林、刘士奇先后担任。1929年11月由刘士奇代理赣西特委书记。在政见上，刘士奇与毛泽东有诸多吻合处。他一直不赞成攻打大城市，提出发动群众打吉安。主张彻底平分土地以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刘士奇的政见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李文林不同。
1930年1月，刘士奇出席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讨论决定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界特委合并，由刘士奇出任特委书记。同时决定将江西地方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正式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刘士奇的领导能力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所以，高华认为：“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高华这个分析缺少对赣西南这一实况的基本把握，完全忽视1930年初及二七会议时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是以刘士奇为代表，而非以李文林为首。由此高华对陂头二七会议的两点分析更为偏颇，学术硬伤迭见：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高华这段分析的硬伤一：有意或无意忽略歪曲赣西南党组织内部本来就存在着土地政策方面两种意见，而不是像高华所分析的，是毛泽东与赣西南不同意见。在赣西南两种意见中，一种是拥护和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分配”一要快，二要分。刘士奇、曾山本来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吻合（[4]《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种就是以江汉波、李文林为代表的“没收豪绅土地”按劳动力分配，因为富农劳动力比贫农多得多，按这一条执行，实际是保护了富农利益。所以在赣西南是受到农民的抵制，在二七会议前，赣西南的土地迟迟没有大批分下去。该会后，刘士奇按照“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分”分得很快，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很快集结了百万农民“十打吉安”的群众基础。
硬伤二：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不是像高华所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是中央特派员彭清源在遂川于田会议中提出的，这个会议的时间是1930年元月，而非高华说的1929年11月底。
硬伤三：历史上江西独立二、四团并不是合并到彭德怀部，而是由遂川于田会议决定独立二、三、四、五团合编为红六军，当时独立二团团长是李文林，三团团长刘铁超、四团团长段月泉（又名段起凤），五团团长罗炳辉。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中共中央特派员彭清泉主持（[5]戴向青、余伯流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高华以何依据说是“毛泽东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呢？
硬伤四：高华说“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事实上，刘士奇非红四军干部出身，甚至1930年以前，刘士奇也从未在军队工作过。高华教授不惜以改变刘士奇的出身来强加毛泽东任人唯亲的色彩，这种随意性分析或“臆想性”痕迹似乎太明显，更容易留下新的硬伤。
二、毛泽东与李文林关系变化的历史节点
认真梳理这一段赣西南苏区史，颇为玄妙的是江西白热化肃AB团关键之人竟然与李文林大有关联。这种关联涵盖了赣西南肃AB团前部历史。
追根溯源，1930年赣西南的肃AB团，非完全从字面上追溯的大革命时期段锡朋组织的AB团残余分子，这一点今天的研究必须深刻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赣西南肃AB团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不断掀起反取消派反改组派的政治要求在地方上的反映。当年在陈独秀小组织活动愈演愈烈的形势下，1929年11月13日中央对江西省委的指示信（[6]《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明确表示：
江西的AB团就是这些封建残余势力的乐园，并且AB团首先也是产生在赣西的，而第三党，改组派等，亦利用并且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与当地军阀汇合一同来破坏我们(如第三党潜入我们的指导机关之内)．军阀的基础自然就是建筑在这种封建残余势力之上，并利用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的组织，来破坏我们，……
中共当时处于幼年时期，党内干部的理论水平分析能力都有较大局限性，从中央到地方，对取消派AB团改组派很容易出现简单化形式化的认识。我党吸取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教训，在特定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些从1928年至1930年夏秋，相关中央文件、赣西南特委及江西省行委及赣西行委的通告中，都有清晰地反映。加之初创苏区复杂的外围关系，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破坏，江西不少地方层出不穷的“告密”信（[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赣西南党团组织频频出现叛徒投敌者。1929年11月7日，赣西团特委书记曾道懿一被捕即叛变，1930年2月在陂头“二七会议”前后，中央政治路线不断改变与纠正，中央不断呼吁开展党内政治路线斗争。赣西南肃AB团始与“反取消派AB团”作为一个整体，续与“AB团改组派”作为一个整体。当年赣西南的AB团，在实际意义上已是一种包罗万象的非中央路线所有执行者及一切敌对势力的简称或代称。故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的）报告》（[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反复强调强调的是“对AB团改组派”。赣西南特委1930年6月25日的宣传大纲也是《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这些都清晰而深刻地反映了立三中央与赣西南的关系，以及赣西南领导人对肃AB团的游移性和认知。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会议。会前曾强烈要求毛泽东前往，但毛因前线紧张未能到会（[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出版）。赣西南李文林、曾山出席会议，聆听了李立三发表的重要报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归来，信心满满，向特委书记刘士奇作了汇报。刘士奇是1930年4月赣西南特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特委书记。刘士奇对李立三中央攻打大城市那一套并不看好也未附和。
1930年8月5日至11日，李文林借传达全苏会议精神，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全会议”。参加会议特委委员及各地代表共计37人。会期8月5日至11日，历时7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0]参见《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和戴向青、余伯流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一)传达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批评“赣西南政治路线的错误”和所谓“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等错误。这就是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批评为“政治路线的错误”，主张“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二)传达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批评“攻吉安不是站在整个的政治意义，而是站在反对敌人进攻赤色区域”，批评进攻吉安仅是用“武装回答湘系军阀，保护分田胜利等口号”， 批评前特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口号都很少有”。
（三）会议部署要在三个月内把共产党员由3万发展到l5万，一再强调要把所谓“富农分子”、“动摇分子”清除出党。同时，强调组建雇农工会，大反富农，打击了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赣西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有重要贡献的骨干分子，严重地削弱了赣西南党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计划在3个月内发展12万共产党员，这就势必拉夫凑数式的发展党员，降低了党员质量。在军事上，决定由李文林去南路行委指挥攻打赣州，准备攻下赣州后，把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都向南昌、九江开拔，以配合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
（四）在传达贯彻全国苏代会精神的同时，错误地批评和处理了特委书记刘士奇。刘士奇对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对赣西南苏区工作的批评，不以为然，“一点不肯接受”，坚持说“过去的斗争是对的”，“中央指示不对”。受到“二全会议”一些同志的严厉批评，被停止政治活动，并提议党中央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还不准到中央申诉。当时，中央代表涂振农认为处分太重，认为至多给一个书面警告，并要刘士奇再写一信给特委，叙述客观事实。刘士奇照办后，才被允许到中央接受教育。
(五)会议决定改组和健全赣西南特委常委，以保证对“左”倾错误的顺利执行。由曾山、李文林、王怀、郭承禄、肖道德为特委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曾山任书记。
但曾山的特委书记仅仅当了数日，李文林很快集赣西南地方党团大权于一身。曾山（《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对这一段记忆深刻：
一九三〇年八月，总前委派朱参谋长传达中央指示，要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省行委委员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段良弼五人组成，以李文林为书记。
赣西南“二全会议”以及李文林担任省行委书记，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1930年8月，一个立三中央支持的以李文林为中心的赣西南地方领导机构已经运行权力，其在指导方针上是与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基本部署相对立的。省行委为了紧跟李立三路线，贯彻中央及长江局的指示是坚定不移的。1930年8月26日《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1]江西省委党史办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明确地批评了毛泽东：
现在我们答复你们讨论的问题，首先说你们与毛兄的争论，在他的意见认为对长沙事件应发动群众，举行反白色恐怖的示威，这是对的，但他忽视了广大群众接受准备暴动口号的政治自觉，而不主张联系此总罢工，示威到准备武装暴动，这是错误的。……
在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上，要坚决地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更明确的是反右倾危险。
江西省立即做出《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党内政治斗争决议案》（[1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全面贯彻中央及赣西南“二全会议”精神，全力开展党内斗争，肃AB团，在1930年8月至11月，省行委及下属各路行委、县行委迅速成为赣西南肃AB团扩大化血腥化的中坚力量，1930年8月赣西南肃AB团掀起高潮也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这一点。高华（[1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在历史资料查证中应该高度注意这一点，现在有的研究苏区史的著作和文章，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定于1930年10月，与史实不符，也隔离了肃AB团的真相。1930年8月中旬以后，赣西南特委发布的所有通告，实际上是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领导批准和推进的。而江西省党内大力肃AB团，与落实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在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上，要坚决地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更明确的是反右倾危险”是分不开的。这是研究肃AB团的历史一直被忽略的一点。譬如，高华文中所讲的：
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1930年赣西南肃AB团的高潮中，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全权领导和指挥赣西南特委及下辖赣东赣西赣南赣北四路行委，四路行委又辖各县分行委。各级行委人员迅速更迭，使肃AB团的打击对象迅速发酵，县、乡原领导人有的被审查甚至被错杀。
历史的无情或玄妙为后来人上了深深一课。在某种意义上，在特定时段范围内，赣西南1930年肃AB团极端扩大化的领导人，不是刘士奇，更不是毛泽东，而是两年后被以AB团“成立小组织”罪名冤杀的李文林以及他所背倚的中央极左路线。高华将没有缕清当年肃AB团时当地党组织的内在变化，不加分析地强加在毛泽东头上，所谓“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势必混淆历史歪曲真相。高华（[1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所述：
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15]“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1930年的赣西南，上有中央“取缔小组织及取消派”的文件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指示，下有地方“二全会议”的推波助澜。高华在此再次发生学术误判，赣西南大面积开除所谓“富农分子”出党，是1930年8月李文林主持的二全会议，而不是1930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大面积绝对化开除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这部分人原是刘士奇领导下的骨干，以“打AB团”强制性地一刀切。形成了1930年8月李文林执掌省行委大权后，肃AB团遂入高潮（当然高华文中所引用的被杀之人数字还需再研究）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到此时，心海起伏，难以平静。
朱德延安时期曾对史沫特莱回忆了1930年10月攻克吉安后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史沫特莱（[16]《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笔述：
朱将军对吉安记忆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敌军司令部的重要文件，有些文件提到第一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在华北的战事已经结束，派了十万军队到江西来进攻红军，这场战事要在十月底开始。
缴获的文件还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这些文件使朱将军颇觉棘手。因为在苏区的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中显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朱将军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
据当今研究者共识，“在赣西南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7]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毛泽东态度转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即1930年10月4日打下吉安司令部后，发现此文件，以及当时举座均认为是李文林父亲签名的收条（[18]据《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吉水县党史办文，1981年曾去李文林家乡作过调查，其父1930年时已死）。数年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对此仍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对总前委每一个成员意想不到的震撼。对李文林不得不有所怀疑，对未能破译的写满苏区AB团员名字的密码不得不提高警惕，包括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不应该非议。
战争期间不可能前往调查。只能存疑。即使这样，毛泽东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仍邀请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参加其后相关历次军事会议。这一点反映了毛泽东对李文林怀疑的谨慎，以及对黄陂肃反酝酿的谨慎，但这点被高华完全忽略了。蒋介石果然如吉安敌军司令部搜查出来的计划，10月中下旬集中了十万兵力准备一口吃掉不到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大敌当前，据曾山（[19]《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回忆：
到了峡江，总前委发起与江西省行委开联席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军事部署。毛泽东同志提出：强大的敌人已到南昌向清江前进，打开吉安城以后，大块新苏区未能巩固，红军主力离开巩固的苏区与强大的敌人作战不利，主张红军后撤，诱敌深入苏区，以利歼灭进攻的敌军。而李文林在联席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后撤，理由是：不打南昌、九江，会师武汉是违背中央路线的(即立三路线)。但到会的多数同志包括我与陈正人同志都是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主力后撤的主张，因为这样能巩固苏区，又能诱敌深入，有利于歼灭进攻的敌人。
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意见深刻反映：李文林身体力行赣西南“二全会议”精神，作为“二全会议”的领导者和积极推行者，赣西南乃至江西苏区地方的肃AB团毫无疑问正在全面推进，客观事实也是如此。
峡江会议的争论，在红一方面军行军沿途一直没有停止，李文林的意见不仅具有代表性，打中央旗号也有一定蛊惑性。沿途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红一方面军如何反“围剿”的具体方案一直不能统一意见，毛泽东会上会下反复作思想工作苦口婆心。高华前面所论的“书记独裁”即使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也未见踪影。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再次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争论更为激烈。李文林等人主张红军应主动出击，不要将敌人引进赣西南苏区来，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几乎针锋相对；彭德怀这次会议没有出席，红三军团代表袁国平也主张红军“夹江而阵”，不肯东渡赣江。多种意见争执不下。但次日（10月26日），由于形势的紧迫性，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共同发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示中确定了“争取一省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共同任务”，对诱敌深入尚没有达成共识。在第八和第九部分分别下达了关于江西地方党组织和一方面军当前的任务，没有任何交织，这是非常特殊的，说明在这些问题上当时是各抒己见，没有共识（[20]引自《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八部分是赣西、赣南及其他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
（1）团结贫农雇农对抗富农，要迅速再来一个质量上的平分土地。……；
（2）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团的组织，重新建立，因为现在的赣西南党内团内充满着富农的缘故。……；
（3）提出撤换违背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这是因为赣西南各级苏维埃政府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缘故。……；
（4）从政治上指出AB团的各种阴谋诡计，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
（5）城市中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
（6）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
（7）用鼓动说服方式猛烈扩大红军后备军。……
第九部分是一方面军目前工作。
（1）军事战略。……
（2）加强军队中政治训练。……
（3）加强实用的军事训练。……
所以，至今有的研究AB团的文章，是否忽略了公开“指示”中江西党部和一方面军分别列举不同任务，将10月26日指示中分别写的江西党部的任务，看成毛泽东的认识和布置。这是比较牵强，缺少具体分析的。高华（[21]《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对此的分析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说：
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高华的分析，是否脱离了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指示”历史文件的基本状况呢？！当时省行委的肃反热情仍趋高潮之势，军队是将反第一次大“围剿”打仗歼敌为全部使命。但历史的严酷在于直至10月30日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与省行委仍没有达成诱敌深入统一意见。敌军前锋已近袁水流域。火快烧至眉毛。毛泽东此时已做好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工作，毛泽东和周以栗连夜前往彭德怀处，晓以大局，彭德怀代表红三军团连夜表态拥护毛泽东诱敌深入向苏区腹地退却主张。李文林孤掌难鸣，才最后同意了（[22]参见滕代远《袁州、罗坊会议前后的情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11月1日，朱德、毛泽东在罗坊签署“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作战命令。
从峡江至罗坊会议，李文林一直坚持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反“围剿”方略，陈正人等人（[23]彭儒《罗坊会议前后》，引自《井冈之子——陈正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旁证道：
为了纠正立三路线的恶劣影响，毛泽东同志决定在罗坊召开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滕代远、彭德怀、罗荣桓、林彪、袁国平(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和陈正人同志。会议开了几天，争论得十分激烈。尤其是袁国平、李文林等人态度十分顽固，他们拍着桌子和毛泽东同志大吵大叫，说：“不打南昌、长沙，会师武汉，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断送中国革命！”
李文林言行都在当年留下了复杂的背影。谭震林（[24]《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
一次反‘围剿’，红军为什么到黄陂、小布集中？第一是人民条件好。第二是地形好。如敌人到黄陂小布来，我们可以就地把它消灭。为什么不去东固？因为东固、富田有AB团，他们造谣，说我们逃跑，不打白军，使那里的群众产生怀疑，不信任我们。
谭震林当时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治委员。彭德怀（[2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当时也遇到类似情况：
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
可见，李文林等对“诱敌深入”战略不理解造成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甚至出现某些破坏性作用。
毛泽东此时怀疑李文林有AB团嫌疑。在回归历史的意义上应给予深刻理解。毛泽东此时所说的AB团，并非是今天认为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组织AB团，而是当年赣西南地区依据中央文件精神约定俗成认为的反对苏维埃的改组派取消派及任何小组织派别的总称或代称。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中写道：“AB团是什么？AB团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他是破坏工农革命的阴谋组织，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捧唱国美国的三人党，是同样的阴谋毒辣，是屠杀工农群众的刽子手，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是革命的严重敌人，是工农革命的死对头。”（[26]参见《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胜利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AB团取消派改组派当年成了一个筐，任何非无产阶级的言行都可以置于进去。如该“告革命群众书”认定的AB团的奸滑策略：“（1）混入共产党政权机关去破坏组织；（2）破坏城市工作；（3）组织暗杀队；（4）收买流氓地痞；（5）企图暴动；（6）欺骗群众鼓动口号：反对分田、反对抗柤抗债、反对转变农民意识、反对扩大红军、反对婚姻自由、拥蒋反共……”（[27]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严重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打AB团势必急剧扩大化。在赣西南有关《肃AB团紧急通告二十号》、《为肃AB团告革命群众书》（[28]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党内政治斗争决议案》（[29]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都清晰反映了这一点。回归当年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环境，复杂多变的中央“路线”之争，对应相对激烈的赣西南党内“换届”（从特委书记刘士奇到行委书记李文林），刚刚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惨痛失败中跋涉出来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当时谁也不可能超越这段“幼稚偏颇”的历史。今天的研究者切切不能“刻舟求剑”，以今天的认识来要求过去；更不能打着追求真相的旗号歪曲史实，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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