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恩于毛泽东的冯雪峰会被打成“叛徒”恩于毛泽东的冯雪峰会被打成“叛徒”
众所周知，毛泽东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幼年时流离失所，那是谁帮毛泽东找到他们的呢？是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找到他们并送他们去苏联，冯雪峰还曾与毛泽东、鲁迅皆是好友，且一度领导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又是参加过长征不多的文化人，但他后来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叛徒”。
冯雪峰1903年6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神坛村，1921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冯雪峰和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创办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而蜚声文坛，他们四人被称为“湖畔诗人”。号称不读新诗的毛泽东对冯雪峰的新诗却很欣赏，在1925年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曾捎口信给冯雪峰，说很喜欢他的诗，希望他到广州去工作。虽然冯雪峰没有答应毛泽东，但这意味着他们交往的开始，也意味着毛泽东刚开始对冯雪峰非常欣赏。
后来，冯雪峰到北京半工半读，1927年于革命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和鲁迅正式交往从此亦师亦友，1931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年底因身份暴露而到苏区瑞金工作，先后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1934年1月，冯雪峰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并在会前与筹备此次会议的毛泽东正式相识。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被博古等人排斥在对党中央及红军的实际领导权之外，因此时间比较充裕、心情也比较郁闷。冯雪峰的到来让毛泽东相见甚欢，两人交往密切，经常一起散步、谈心。他们谈论最早的是鲁迅，因为冯雪峰对鲁迅非常了解，使得毛泽东对鲁迅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有一回，毛泽东和冯雪峰见面后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曾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毛泽东在与冯雪峰的谈天中，还曾向冯雪峰打听三个儿子的情况，因为传说有人看到他们在上海街头流浪。冯雪峰虽然在上海工作多年也不知道相关情况，但记下了这个事情。1936年4月，冯雪峰参加完长征重回上海担任中央特派员，在忙碌其他工作时，也开始积极想法设法寻找毛泽东儿子。很快，在回上海的第二个月，冯雪峰就打听到了毛泽东儿子的下落，原来他们被圣彼得堂牧师董健吾收养，先是住在董健吾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后因幼稚园解散而住在董健吾家里，只是毛岸龙因病夭折了。冯雪峰找到毛泽东剩余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后，迅速托人把他们安全送到了苏联，了却了毛泽东的一桩心愿，获得毛泽东的赞扬。
冯雪峰重回上海后，也对鲁迅多次谈起毛泽东的情况，使鲁迅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有了更多了解，因此可以说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两人牵线搭桥。冯雪峰还帮鲁迅向毛泽东赠送过金华火腿及鲁迅编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鲁迅去世后冯雪峰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上加上了毛泽东的名字，自己还用微薄的稿费买了纸烟送给毛泽东，“回报”毛泽东长征时经常送纸烟给冯雪峰“之恩”。
1937年7月，冯雪峰因为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与博古发生激烈争执，一气之下不告而别擅自回家乡写有关长征的小说去了。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无疑犯了“大忌”，1943年周恩来还就此对冯雪峰说过：“当时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错误的”。这件事是冯雪峰命运的转折点，冯雪峰因此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两年多，1941年起又不幸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两年多。而毛泽东也曾很关心冯雪峰的情况，曾在1942年初欢迎一批作家到延安时问起冯雪峰情况，得知他被关进集中营时要求一定要想办法把冯雪峰营救出来，在重庆的董必武等人因此找关系想保释冯雪峰可惜没有成功。
1942年11月，冯雪峰终于被保释出狱，休养一段时间后来到重庆但并未得到重用，只能写些文章卖文为生，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1945年8月重庆会谈时，来到重庆的毛泽东见到了老朋友冯雪峰，对冯雪峰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的好作品”。可见，直到此时，毛泽东对冯雪峰总体还是持欣赏态度得，冯雪峰对此向友人汤逊安说：“我想不到主席在双方谈判那样紧张的关键时刻，还想到我这个和他分别了十年的小兵。”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冯雪峰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及《文艺报》主编，而很多他当年的下属如周扬都成了他的上级。冯雪峰在埋头工作之余，创作了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被毛泽东称赞为“一部深刻的影片”。这是最后一次毛泽东对冯雪峰的赞扬了，冯雪峰的厄运很快开始了，起因貌似只是因为冯雪峰为《文艺报》写的仅两百字的编者按。1954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大《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泽东看到后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但周扬等人没让《人民日报》转载而是让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转载，《文艺报》在转载时加了一则由冯雪峰起草、中宣部审阅过的编者按。毛泽东却对这则编者按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随后他亲自修改了《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所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引发了对冯雪峰的激励批判。
迫于压力，冯雪峰写了篇《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在《人民日报》发表。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过冯雪峰，而是在这篇检讨书上做了很多批注。冯雪峰在这篇自我检讨的文章中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雪峰在文中还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于是，对冯雪峰的批判开始上纲上线。1957年冯雪峰被定为“右派分子”，次年被开除党籍且被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等职务，1967年被打成“叛徒”，1970年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回北京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1976年1月31日病逝。临终前，他有三个遗憾：“我没有能活着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我没有能写一本新的关于鲁迅比较完整的书，我也没有能写完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我心里难过”，直到他去世三年后的1979年2月5日才获得平反。
冯雪峰这样一个“老革命”又曾是毛泽东好友，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呢？有冯雪峰性格的原因，冯雪峰耿直、硬气，鲁迅虽然与他性情相投但也担心过这种性格会吃亏；有宗派因素，冯雪峰在上海时是“鲁迅”派与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相对，因此在五十年代被后者落井下石，强加上“勾结胡风，欺骗和利用鲁迅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进行分裂活动”的罪名；更主要地则的确是因为“路线”问题。与胡风强调独立性、周扬强调政治性不同，冯雪峰一生试图兼顾独立性与政治性，包括“追寻着政治与文学的平衡状态”，而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显然不符。1946年冯雪峰在文章《题外的话》中写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反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当时就有人说这是针对毛泽东观点的；他在随后出版的专著《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把“民主”和“文艺”联系起来，指出了文艺服从政治的一些弊端，也被人认为“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毛泽东还曾对丁玲说过，冯雪峰的杂文集《跨的日子》有些教条。1949年之后冯雪峰不知悔改，仍然坚持文学创作要从生活出发要符合文学规律，反对为政策而写作，反对文艺简单地服从政治，反对文艺领导部门行政命令式领导方式，如他批评过老舍作品《春华秋实》“是奉命写的东西”和刘白羽作品《人民战士》公式化、概念化。因而，身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岂能容许异议又岂肯“徇私”，对冯雪峰态度有变也便“合情合理”，周扬就说过毛泽东不喜欢冯雪峰写的文艺理论文章。1955年，周扬在向毛泽东汇报批判冯雪峰计划时说：“雪峰通知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泽东回答道：“我就是要他痛苦！”
而冯雪峰对毛泽东一直充满敬仰，早年曾公开说过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和鲁迅，还曾在1939年对骆宾基说：“我就是‘毛派’”。晚年，冯雪峰对毛泽东虽有不同看法，认为毛泽东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违背了群众路线，甚至在“牛棚”中和牛汉说过“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但总体上他还是继续敬仰毛泽东。直到癌症晚期，冯雪峰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还充满感情地向人说过：“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几年。”？
同样，冯雪峰对共产党的感情也是真挚的。在1958年开除自己党籍的会上，他也举了手，但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并为此痛苦得想自杀。此后，他多次请求重新入党都未能如愿，直到去世三年后的1979年4月4日才重获党籍，补开的追悼会上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
冯雪峰的命运是否早就注定了呢？1936年重回上海时，鲁迅曾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当时的冯雪峰恐怕不会料到自己之后的厄运吧，不会料到自己和毛泽东关系良好甚至有恩于毛泽东却还是被打倒吧。即使料到，他可能也不会后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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