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海瑞罢官》，其实早就在拟议之中。当初吴晗创作此剧，七易其稿，于1960年11月定稿，旋即开始彩排，翌年2月，由北京京剧团正式上演。1962年7月6日，江青观看《海瑞罢官》，立即指出此剧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停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第305页，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翻印者不具，1969年）江青所谓的“政治错误”，不外是该剧影射现实，配合彭德怀翻案。还有材料表明，她还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指出戏剧、电影界的严重问题。（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见《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南开大学卫东编印，1968）《海瑞罢官》的问题，即在这些“严重问题”之列。江青建议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但被部长们婉拒。（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62年7月，周恩来根据江青的意见，找到吴晗，告诉他，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了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吴晗传》，第331页。《吴晗传》写作“1963年”，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当在1962年。第305页）1962年北戴河会议间，毛多次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已摸清风向，对毛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946页，红旗出版社，1999）
《海瑞罢官》公演不久，即有江青的发难，继而有柯庆施等的附和，连周恩来也惊动了。1962年夏，正值彭德怀上毛“八万言书”，一时空气紧张。在此政治形势下，过敏之辈认定该剧影射彭德怀罢官，也不能算太过离谱。关键是毛的想法和态度。《海瑞罢官》公演之初，毛是欣赏此剧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转见《吴晗传》，第325页）1962年夏，毛对《海瑞罢官》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客观呈现的态度上，毛并不主张对该剧即刻进行批判。
毛似有更深远的谋划。实际上，毛是否认定《海瑞罢官》有影射之嫌，并不重要。日后赞成批判《海瑞罢官》，也并不意味着毛就真的认为吴晗在搞“罢官”影射。毛这样的人物搞政治斗争，考虑的是一切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十分讲究政治斗争的“章法”。众所周知，1962年夏秋间，是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捩点。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围绕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多次讲话和插话，重提阶级斗争，同时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会议间的一次讲话中，毛忿忿道：“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78页，1967，编印者不具）毛此间的心迹，在这句话里已表露无遗。毛又一次抢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一洗“大跃进”失败以来两年多里的“灰头土脸”，开始了正式的反击。八、九月间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延续毛在北戴河时定下的思想基调，确立了一套“反复辟”或曰“反修防修”的“革命话语”。此话语稍作改良，“文革”期间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是指导“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所以，江青认为，“文革”的前奏，始于八届十中全会。（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98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反击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向吴晗进攻的时候。吴晗可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其背后是北京市委，是敢干而坚毅的彭真。而彭真的背后是“接班人”刘少奇，除非到了和刘少奇摊牌的火候，吴晗万万动不得。江青早在一年前就放出来了，那就让她搞她擅长的“文化革命”，先在外围把火烧起来，烧出一种革命的气氛。
江青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是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刊发在1963年5月6日《文汇报》上。也就在1963年，鬼戏和香港电影停止演出。破中有立，这一年年底，江青开始领导京剧、芭蕾舞剧的革命。上海方面，柯庆施竭力配合江青的“文化革命”，先是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口号，继而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会。至1964年6、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江青以“文化革命”领导人的新形象，作了《谈京剧革命》报告。
此是第一轮大火。为了把火烧得更旺，毛密切配合江青，或讲话，或批示，锋芒所向，直指文化和宣传部门。毛念念不忘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说是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毛甚至动了很大的气，威胁文化部说，“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3年11月指示，见《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第64页，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等编，河北大学井冈山兵团独立大队翻印，1967）震动最大的，当是那两个著名的“批示”。此是毛惯用的“甩石头”招数。一个在1963年12月12日，以柯庆施的曲艺经验“批示”给“彭真、刘仁同志”，实是向北京甩出了“上海石头”。毛措辞严厉，“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36~4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另一个在翌年6月27日，批示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斥责那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以北京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和毛的两个“批示”为标志，第一轮“文化革命”的大火业已烧至极致。接下来，“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64年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忽而危言耸听道：“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79页。日期原作“6月16日”，查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当是“6月8日”）大火进一步往上烧，眼看就要烧到最高层。8月1日，刘少奇在怀仁堂召集大会，发表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的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下去蹲点，不蹲点，不能做领导工作，“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1967，第408页，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他越说气势越大，竟然说，“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同上，第413~414页）“开调查会”是毛倡导的方法，刘少奇犯了大忌。果然，刘作报告后，江青到毛处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73页，北星出版社，2001）8月20日，毛在北戴河同华北局李雪峰诸人谈话。李雪峰不赞成下发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也不同意刘少奇“四清”运动的做法。毛在谈话中大捧李雪峰，居然一改“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刘少奇”的一贯说法，说，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同上，第574页）
也就在从北戴河回京不久，9月，毛指示把39个文艺材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就包括《海瑞罢官》，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29页）又据王力回忆，此间毛拟定的“保护名单”里，可见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和翦伯赞诸人，却不见吴晗的大名。（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9页）似可断定，从这时开始，毛下了决心，打算抛出《海瑞罢官》，将大火烧向吴晗及其北京市委。决计批判《海瑞罢官》，竟与毛刘冲突的公开化同一个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恰好表明批判《海瑞罢官》在毛的“倒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据陈丕显回忆，江青曾告诉他，她是在1964年下半年开始物色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康生后来说过，1964年，他同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66年5月5日，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6页，新天出版社，1997）康生善于窥测风向，估计也是在此时，他领会了毛的战略意图，这才就《海瑞罢官》问题向毛进言。
待到日后姚文元文章发表，大火烧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烧及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毛这才对身边的人道出了“革命战略”，“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1页）由“剥笋政策”回思既往，批判《海瑞罢官》和“倒刘”之间的关系，便更为清楚了。
1964年9月，毛下发了《海瑞罢官》作为批判材料，可是，中宣部并不是积极执行，按照“文革”间的说法，“中宣部对这个重要指示拒不执行，企图抵制对三家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29页）中宣部的做法可能不似这般严重，但“软顶”的情形会是有的。彭真自然也不赞同批吴晗，他反对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主张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江青就说过，“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名“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甚至在北京，江青找不到撰写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写手”，她先找到昔日建过奇功的李希凡，李表示不能接受任务。（《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9页）据毛曾对斯诺愤然道：“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斯诺同毛泽东谈话，1970年12月18日，载《漫长的革命》，第26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这样，在毛江的心目中，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中宣部也是“独立王国”。他们被迫“另辟蹊径”，采取“地方向北京造反”的模式，转而求助于上海。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支持下，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在炮制《海瑞罢官》的整个过程中，“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到了9月，文章大抵写就。此时，北京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出席的常委会议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之附件，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页，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毛名为询问，实则是“吹风”或“打招呼”，又仿佛是预作“伏笔”，将来回溯既往时，可以证明自己如何“光明正大”。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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