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石家庄编“毛选”的岁月｜钩沉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入朝参战的第34天。当天，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当时，毛岸英等4人在木板房中。燃烧弹落下瞬间，形成上千度高温。有两人先后侥幸跳出，木板房瞬间化成灰烬。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1951年1月2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扭转之后，周恩来才将志愿军司令部1950年11月25日关于毛岸英牺牲情况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的第6位亲人。毛泽东生前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毛岸英虽然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红色后代中是个光辉的榜样！
据陈长江回忆：“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给主席打击其实很大。到1951年1月，朝鲜战局相对稳定，‘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这个时候，主席想离开北京，找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休养一下，或许想以此来减轻自己老年丧子的哀痛。中央也有这意思，让主席到外面散散心。汪东兴提出了天津、张家口、石家庄这3个地方，主席最后选择去石家庄，说在修养期间专心修改《毛泽东选集》1-3卷。”
同行的还有三位“笔杆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有：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5卷本）；苏中解放区1945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6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由于处于战争年代的分散环境，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体例庞杂，多有错误，而且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也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看到他的著作编辑出版。
其实，《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到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后因出访苏联、准备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断校阅工作。现在，朝鲜战争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按照“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这3条标准，汪东兴最后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陈长江直至晚年还记得，当时，自己被分配到警卫师一团一营一连二排五班不久。“1951年2月28日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警卫、医生等随主席从清华园乘专列去石家庄，同行的还有主席的3位‘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仅我们警卫一连就去了四五十人。”
到达石家庄后，住进了事先选好的一所保育院。这是一个宽敞的院落。当时，石家庄天气还比较寒冷，时任中办行政处副处长田畴先期抵达，与时任石家庄市长臧伯平查看房屋，并临时安排安装了暖气。
石家庄保育院所在地西与胜利公园（今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相邻，南与一座灰白颜色的二层小楼相接。这座灰白小楼其实是日本三菱银行筹建处的所在地。日本投降，这座小楼也被封存了起来，人称“小白楼”。在陈长江印象中，当时的“小白楼”和保育院周围还十分荒凉，举目皆是老百姓的庄稼和菜地。
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二次离开北京（第一次是去苏联访问），也是陈长江第一次随毛泽东出差。在陈长江看来，在外地关起门来可以潜心修改和选编《毛泽东选集》，这样就躲开了面对毛岸英的遗孀、自己的儿媳刘思齐。毛泽东想用勤奋的工作消减自己对爱子的思念。
毛泽东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写》给田家英的信（余玮 摄）
美其名曰的“外地休养”
毛泽东入住后，与石家庄保育院一墙之隔的小白楼成了警卫值班室和电话总机房。小白楼与保育院的平房院落，中间有一道短墙相隔，将整个院落隔成了南北两个小院。毛泽东住在北院，他的房间在保育院进门向左，穿过长长的走廊，中间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中间摆着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左侧是为毛泽东准备的可躺可靠的躺沙发。他的办公桌上、床铺一侧摆的都是书籍、文件。陈长江记得，主席办公室的墙上还挂有朝鲜战争作战地图，表面上他是在这里“休养”，其实还经常研究、指导朝鲜战争。
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同在北京时一样，一般早上8时左右睡下，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工作。“毛选”的编辑工作，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亲自做。在青砖红瓦房中，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许多原来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稿虽几经修改，反复审阅，但最后还是未能入选。在审定过的文稿中有30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
据有关学者查阅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经过比较发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和建国前出版的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毛泽东将原文中的一些“与”字改成了“和”字。例如，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共收入61篇文章，毛泽东将其中46篇编入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并亲自修改了29篇文章的标题。其中，8篇原文标题中的“与”字改为“和”字。这8篇文章是：原标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改题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原标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改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原标题《战争与战略问题》，改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原标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原标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与谈话》，改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原标题《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改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原标题《学习与时局》，改题为《学习和时局》；原标题《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改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与”、“和”在汉语中属于虚词，都可作介词和连词，表示词语之间的相关、比较及连接、联合的关系。上述前7篇文章的标题中，用“与”字、用“和”字，意思都正确。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与”字改为“和”字呢？有关学者认为，不只是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使文章更容易为工农干部、特别是普通群众所理解。毛泽东认为“与”具有比较强的文言文色彩，因此不主张用这个字，而主张用“和”字。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毛泽东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记者曾多次专访过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后人。从有关文献中，注意到1951年3月19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就曾说过：“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这里的“乡下”，指的就是石家庄。
陈长江注意到，毛泽东名曰在外地休养，但他并没有从繁忙的工作中摆脱出来。除了编“毛选”，毛泽东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来信和文件，有时还和从外地赶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谈，在石家庄还接见过外国客人。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他常到院中散步，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玩玩扑克和麻将，有时还对着空旷的院子唱几句京剧和湖南花鼓戏，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警卫战士并讲话（三排右十四为陈长江）
在石家庄的一次外出
毛泽东的兴致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蓦然望见了远处逶迤的群山。他好像被什么事物吸引住似的，连忙招呼警卫人员，说想到野外散步。于是，3辆轿车便从住所出发，沿着石家庄至获鹿（今鹿泉）的公路一直向西驶去。
只要毛泽东一外出，警卫人员就四下放出了岗哨。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复杂，警卫形式也很紧张。陈长江在工作中格外警惕、谨慎，生怕出现过失。
对于熟知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毛泽东来说，他何尝不知道自己要到的是什么地方。石家庄西部的获鹿县，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淮阴侯韩信萆山设伏、背水设阵不都是在这里吗？毛泽东坐在车上，兴致非常好，不时举目向车窗外望去。此时的小麦刚刚返青，一望无际的碧绿田野犹如一块柔和的毯子一直铺到了山脚下。这时一个奇特的画面突然映入了毛泽东的眼帘，那就是远处的一座山峰。毛泽东微合的双目渐渐睁大了，他仔细地琢磨着这座山峰的轮廓，心里不由得纳闷起来：“咦！怎么这么像……”
当车子快接近山脚时，毛泽东示意车停下。这时，田野里有几个农民正在干活。毛泽东走下车后，便和这几个农民交谈起来。毛泽东问：“前边这座山叫什么山？”农民们异口同声：“抱犊寨！”
“抱犊寨？”毛泽东又问：“为什么叫抱犊寨呢？”一个农民回答说，抱犊寨这座山和其他的山不一样，它的四周围全是悬崖，可山顶却是老大一片平地，能有好几百亩。山顶上还住着和尚和老道，老百姓也在山顶上种地干活。老百姓上山耕地赶牛上不去，只好抱小牛犊上山。等把牛犊养大后，再让它耕地，所以这座山就叫抱犊寨。
听了农民们的回答，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这座山远远望去，很像一尊巨佛仰卧在天地之间，栩栩如生。”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农民们一亩地打多少斤麦子、人民认为搞合作化好不好等问题。
聊着聊着，一个农民突然发现对面这个人和悬挂在街头的毛主席像一模一样，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你是毛主席？”这一下，让现场的老乡们都惊醒过来，齐声大喊：“毛主席来啦！”
一时间，陈长江、李银桥、李宝森、张木奇等警卫战士贴身护卫起来。毛泽东稍稍驻足观望了一下，匆匆返回住地。
一到住地后，叶子龙过来说，石家庄市委的领导听说毛泽东外出了，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深感不安，“万一毛主席出了什么差错，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并反映石家庄刚刚经历了一场反革命暴动，美蒋特务也在抗美援朝期间加紧了活动。听完叶子龙的话，毛泽东表示：“好，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后再也不出去了。”
果然，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外出。在陈长江印象中，毛泽东在石家庄的外出只有这一次。陈长江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主席一般散步，最多也就是在邻近的胜利公园走走，那里当时正在建烈士陵园。”
1951年4月27日下午，毛泽东结束在石家庄的“休养”，回到北京。临行，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和市长臧伯平及公安局长等应邀前往住处。毛泽东询问了石家庄工业和农业等情况，特别指出：“石家庄附近土地肥沃，你们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这对支援城市建设很重要。”
这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首印106.6万册。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出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这3卷包括了毛泽东从1925年12月到1945年8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在陈长江眼里，“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生前警卫队长陈长江
惟一一本签名本“毛选”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当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全体代表，毛泽东与大家共进晚餐。陈长江作为警卫战士在现场站岗。
晚宴之前，27岁的“毛泽东号”机车第三任司机长、全国劳动模范、列席代表郭树德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于是被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引到了一号桌。郭树德坐下后，蓦然看到桌子上摆着“毛泽东”的席卡。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但席卡的位置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与毛泽东同桌，就坐在毛泽东对面。顿时，激动的泪水充溢在郭树德的眼眶中。
不久，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走进宴会厅。在随即的宴会中，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郭树德几乎没有动过筷子，他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郭树德口袋里装着一册新发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他想请毛泽东签个名，可不知如何开口，只是怔怔地、激动地看着毛主席。
其实，会议闭幕前夕，郭树德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接见时，毛泽东和郭树德亲切握手，并说“你回去向工人同志们问好”。坐在对面的毛泽东可能是认出了曾经接见过的郭树德，放下筷子，主动朝这位火车司机的方向走来。在现场做警卫工作的陈长江只见郭树德赶紧站起身来，拿出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您签个字。”
毛泽东微笑着从秘书手中拿过钢笔，欣然在扉页签上了“毛泽东”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郭树德手捧这本有着毛泽东签名的书，激动万分。
这是惟一一本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也是郭树德所在的“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家宝。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本《毛泽东选集》（第1卷）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毛泽东选集》前3卷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第4卷的编辑工作。由有关同志编好后，毛泽东对所有入选文章都要通读定稿。由于国事繁忙，第4卷延迟到1960年才出版。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新中国编辑、出版、发行史上的一件大事。发行时，学习“毛选”的热潮席卷了从干部到群众、从工人到农民、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学生的社会各界，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性学习活动。作为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更应当认真学习“毛选”。持有预订凭证的陈长江和自己的同事顺利领取“毛选”，十分高兴，立即投入到学习中。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十分流畅。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曾对陈长江等身边人多次讲过：“‘毛选’是血的著作。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在晚年，陈长江听到过，有人传言《毛泽东选集》中九成以上著作不是毛泽东本人执笔的，而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对此谣言，他表示愤懑。他说：“主席是‘大笔杆’，我们身边人都清楚。那些制造谣言的人，凭空捏造，贬低主席，太不该！”
在陈长江眼里，“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足迹，以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轨迹。
（来源：《中华儿女》杂志2017年第17期总第456期。转载请注明微信ZHR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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