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密战友走向敌对 刘少奇和毛泽东对抗照曝光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个人，原本是亲密战友，当初如果没有刘少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出炉，毛泽东也就不会顺利地站在中共最前列；而对于刘少奇来说，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他党内第二的政治地位，以及之后他国家主席的职权。但是两人却最终从战友走向对抗，并且从几张照片中就能窥出端倪。网络博友秦全耀发布的博文中的分析，证实刘少奇与毛泽东对抗的史实。
刘少奇当着毛泽东面不带红袖章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自此刘少奇党内二把手的地位下降到了第八位。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由此掀开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
通过两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不难看出刘少奇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照片上显示红卫兵小将正在为毛泽东带袖章，其他领导人均已带上袖章，唯独刘少奇未带。而在文革初，刘少奇也曾带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
图为刘少奇带红袖章与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
中央领导人人人手持红宝书，连邓小平都不例外，他刘少奇竟然两手空空不拿毛主席语录。各主要领导人皆手拿红宝书，独刘少奇公然未拿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最早出自苏联作家高尔基在大清洗时期写的同名檄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在文革中又被改成“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本博秦全耀发现，这两张照片告诉人们：刘少奇似乎要和毛主席死磕，不肯投降。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
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
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
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刘少奇和毛泽东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两人已经不合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总之，毛泽东认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刘少奇在文革中激烈对抗毛主席我不怕下台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刘少奇就不能戴上红袖章挥动红宝书来个假投降装模作样？曾因食品系列冷藏箱和食品研究所有过接触的华夏通商董事长商立军说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当过那里的所长，她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爸爸是湖南人，湖南人有湖南人的个性。老秦掐着手指头算了算，不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谭嗣同，湖南人还真是与众不同，不但死磕，死硬，而且死拧。
有“我即非我”的钰霞博客很幽默地发问：毛曾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到最后，刘少奇变＂工贼、叛徒、内奸＂那你说，毛到底说他如不如刘少奇呢？
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
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 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立新中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
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
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
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
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
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
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
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至于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王光美说，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自从北京大学进驻工作组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北京许多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各学校的领导这时事实上已陷于瘫痪，无法行使领导职能。由于无政府状态急剧蔓延，混乱局面日趋严重，从6月5日起，北京市委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
6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
从6月5日至6月中旬，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派出。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从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抽调，中学工作组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
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地区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在此期间，鉴于文艺战线“问题严重”，新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派出了许多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其中从总政治部抽调300多位军队干部参加工作组，是经林彪同意的。
这期间毛泽东虽然仍在外地，但中央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并不断有各种材料报送给他，派工作组的情况他是知道的。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对派出工作组的情况一清二楚。当时，谁都没有指出派工作组有什么不对。
研究有关派工作组的文献资料，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1）“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即驻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工作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
（2）向北京地区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提议，经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同意的。
（3）刘少奇没有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作出过在全国普遍派工作组的决定，也没有就这个问题下达过文件。全国其他地方派工作组，是学习北京地区做法的结果。
工作组进校后，受到了大多数师生员工的欢迎，但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中央领导层对待运动的认识不一致，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错误。加上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居心叵测，从中捣鬼，导致群众在工作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现象，使本已混乱的局面呈现更加错综复杂之势。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于6月9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运动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讨论中没有专门议论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更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见。只是毛泽东在议论时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但这时工作组基本上已经派出。毛泽东这样讲了之后，刘少奇是努力紧跟的。6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运动情况。他在会上讲到：“（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去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他甚至说：“工作组派下去被人赶回，证明它不行么！乱就好么！”
刘少奇对他认为比较好的工作组，也就是能够有效地对运动实施领导的工作组，是坚决支持的。在他看来，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既然那些学校的领导瘫痪了，那就只有派工作组去接替，以维持正常的秩序。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一起乱打乱斗事件。上午9时至11时，北京大学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采取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等行动。工作组发觉后迅速予以制止，扭转了局势。刘少奇对驻北大工作组的做法表示满意。6月20日，他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反映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为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掌握局面，6月19日刘少奇要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帮助指导运动。6月20日和7月11日，他两次召集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工作组汇报座谈，同他们一起分析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解决问题。
6月21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学校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夺权斗争，有的是坏人要我们撤走工作组。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要求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强调这些单位的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单位，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而又没有达到标准，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一通知于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大约在6月20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明显加剧，社会上赶工作组的现象也增多了。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这一建议曲折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取消工作组的意见。
7月13日、19日、22日，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三次对工作组的问题提出非议。但据现在发现的资料，陈伯达在发表意见时，态度不大鲜明。例如他在7月19日的会上只是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整学生。”
在这几次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也对工作组有所批评，但不同意马上就撤出工作组。在7月13日的会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学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邓小平说：“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
在7月19日的会上，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邓小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有的要夺权的，就要派工作组。
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因此是否统盘考虑，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在7月22日的会上，刘少奇说：“工作组领导不好，但是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参加这几次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撤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后来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次小组发言中讲到：“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
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江青所说的：“我们的组长、顾问”即指陈伯达、康生。她的说法从反面印证了当时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意见的批评和抵制。
对陈伯达关于工作组的意见被否决的情况，刘少奇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从自我批评的角度，作了这样的解释：“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 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情况随即发生变化。有些文章曾说毛泽东回京后只偏听江青等人的汇报，导致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事实上毛泽东既听了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汇报，也听取了刘少奇等常委同志的汇报。而江青是7月20日才从上海回北京，当然她回京后也向毛泽东陈述了她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和看了“文革小组”提供的一些材料后，对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镇压，但最初还没有提出撤工作组。直到7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其中还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此仍表示同意。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找一些人谈话，再次对前一段的运动提出批评，明确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参加24日谈话的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25日谈话时又增加了来北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各中央局书记。
毛泽东在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后说：“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
张承先这些人能不能搞好？能搞好就搞，不能搞就撤出来。”“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7月26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新近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传达了毛泽东两次谈话的内容。刘少奇、邓小平等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大会并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
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
7月29日大会之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都相继撤销了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多次在各种场合承担了派工作组的主要责任。由于各学校的党委早已瘫痪，工作组撤走后，原先设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也因为群众分裂成两派而成立不起来，造反派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并迅速蔓延到全社会，局势急剧恶化。
工作组撤走了，工作组问题却还没有完。稍后，毛泽东对工作组提出更为严厉的批评，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月1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插话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
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这一期间连续到各学校煽风点火，鼓动造工作组的反。很多工作组成员遭揪斗。以后，工作组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受到了长时间的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派工作组在当时形势下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一哄而起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所谓“斗黑帮”的行动口号之下，大学、中学的领导干部立即成为冲击、批斗的对象，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相继陷于瘫痪。
乱斗乱揪的现象普遍发生，校园秩序一片混乱，局势面临失控。在这种情况下，用工作组去接替这时已经失灵了的原有的领导系统，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措施。后来工作组撤销之后，果然很快出现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派工作组的正确性。
（2）派工作组在组织手续上是完全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派工作组的决定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决定的，是中央集体领导作出的决定。 按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和惯例，中央的日常工作不一定事事都要经毛泽东批准。何况，向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社派工作组是报告毛泽东同意的。向其他大中学校派工作组，虽未见到毛泽东的直接批示，但有材料表明毛泽东也是知道的，不存在所谓“背着毛主席擅自决定”的问题。
（3）派工作组在方式上是沿用了党的传统经验。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采用派出工作队的方法发动群众，开展革命运动。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普遍采用了派工作队的做法。“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也就沿用了这种做法。
后来在1968年夏，为了控制日益恶化的内乱局面，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全国大中学校派驻由工人、解放军官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时的“工宣队”“军宣队”，实际上就是换了名称的工作组。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采取派工作组的方式稳定局势、领导运动，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