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回忆录：我和刘源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原北京四中老三届初中毕业生。
刘源，原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原北京四中老三届初中毕业生。】
我和刘元元（许多小学同学上中学以后都改了名字，刘元元改名刘源，杨更改为杨帆，张小宝改为张帆，宋宝红上大学以后改为宋川），幼儿园一个班两年（1956—1958）；小学一个班六年（1958—1964），北京四中一个班四年（1964—1968），加起来12年。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幼儿园有两个班，1958年合并为小学汉语拼音实验班。高干子女甚多，最知名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元元，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朱德的孙子朱援朝，还有几位部长级的子女。
高干子女淘气。刘元元算是最不淘气的。五六年级老师安排我和他一个位子，可能是因为我老实，上课不和他说话。他有时在纸上各种型号的飞机。经名师指点，他画的水墨画大虾米得了奖，老师在班里表扬过。
高干子弟见多识广，受到更良好的教育。五六年级，刘元元和薄熙成一下课就抱在一起摔跤。刘元元总是讲一些新鲜事，比如沙滩上打排球，山里打黄羊。每次暑假后开学，刘元元和朱援朝都晒得黝黑，是在北戴河海滩上晒的。有一次老师问“马克思是哪国人？” 同学们异口同声说是苏联人。只有刘元元大声说：德国人！ 有一次毛主席生日，我们全班做了一个集子托刘元元送去，他自豪地报告说：我已送到，毛主席很高兴。大家非常高兴。有一次排节目，脚本是《刘少奇在安源》，刘元元演刘少奇，大概是演父亲吧，刘元元认真严肃，演出了精气神。
刘元元不趾高气扬，心也比较善。我和他一个小队，座位不是前后排就是并排，他从没欺负任何同学，对我比较尊重。他打过两次同学，是班里表现不好的，我们觉得他是替天行道。当然他马上被叫到教导处去了。
高干子女有特殊化的问题，这是任何制度和社会都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这个班相当平民化。老师不让高干子女当学生干部，以品德，纪律，成绩为标准评判学生，高干子女受批评的时候多。不像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和机关大院，干部子弟扎堆，比谁爸爸的官大，不和平民子弟来往。在我们班，高干子弟八九个，我们只知道三个，他们扎不起堆来。毕业时我班五个同学拿到了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状：张小宝，李彤，邵公寅，印红标，杨更，全是平民子弟。
中央干部要求子女比较严，让他们住校，过集体生活，毛泽东刘少奇都是表率。刘元元，朱援朝住过一段学校。周末上下学坐儿童车，到中学骑自行车，没轿车接送。听四中副校长康辑元说，他曾在师大女附中做保卫干部，每天去接毛主席的两个女儿上下学，中南海那边有人送过来，她们都是走着上学。
毛泽东1964年对他的侄女王海容谈话说：我们的干部子女很令人担心，他们优越感很强，又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
他老人家理想太高，对人性不满意，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干脆把城里的孩子们一股脑赶到农村，造就了“老三届文化”。这件事在农民子弟眼里可能另一种看法：让你们城里人过几天农村生活有什么了不起！
50年以后，一位小学同学告诉我：毕业前， 霍老师找班里9名高干子女开会，说：为了不搞特殊化，我不能太照顾你们等等。
我听了心里一震，霍老师的完美形象打了一个折扣。我相信霍老师的话是正面说的，但按出身找小学生开会，我没想到。
我这位同学是有反思精神的，她说这个会激发了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一股看不起同学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们的父母当年揣着脑袋干革命，你们的父母在干什么？
霍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三代教书世家，她花了特大功夫，给我们当了五六年级两年班主任，语文数学全教。成果辉煌：我们六三班25名男生，有9名考上四中，印红标，张小宝，杨帆，李彤，王伟思，王者曦，刘元元，薄熙成，邵公寅，加上六二班刘明（后改名张树明），共10人。张晨是八中。女生孙晓华杨孝密师大女附中，祝枚女一中，王立群女六中，余心乐齐玲玲杨薇女三中。
1964年上四中，我和刘源，薄熙成，李彤，邵公寅分在初二二班。我在小学是小队副，一进四中就是中队学习委员，可能是因为我考分高，又是北京市三好学生。
当时已在学生里讲阶级路线，干部子弟单独开会成为新常态。我班范西峰的父亲是老红军，他第一个入团，随后就到初二年级团委当书记；陆丹丁的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为我班团支部书记。刘源薄熙成都没当班干部，也没入团。
1966年6月份文革初期学生夺权，高三孔丹当了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源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薄熙成在初二年级核心组。这两年刘源薄熙成和我们疏远了，但他们没打击自己同学，没支持血统论。
6—10月高干子女掌握权力几个月，血统论盛行，破四旧抄家打人。10月份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夺权，干部们几乎全部被打到，高干子弟退出了治舞台。
1967年初我积极配合解放军实现本班两派组织联合，同学们选我为军训排长，以后又进入革命委员会当委员。我在政治上发展很快，团结大多数同学参加军训，帮许多同学摆脱出身压力，斗私批修，积极向上。我对出勤和纪律管得很严，为此经常向同学发脾气，不是专门针对刘源和薄熙成的，但我的确对他们态度不好。我曾劝刘源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刘源一直说，刘少奇没反对毛主席，他在1945年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我认为他和刘少奇划不清界限，对刘源态度不好，矛盾由此而生。
1968年学校安排我带队去山西插队，和刘源一个村，让我负责监督他。我的户口和行李都去了，人留在北京治病。后因同学反映太大，说我右臂半残废，这样分配对我不公，工宣队下令把我的户口转回北京，否则我和刘源还会有10年共同插队的缘分。
农村的艰苦生活，特别是1971年林彪倒台，动摇了知青的信仰，许多人“看破红尘”。同学高永迈和刘源一起插队，他告诉我，刘源早预料林彪要倒台。毛泽东对斯诺说“四个伟大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哪有当着美国记者拆接班人台的啊？
我当时有所感悟，对高永迈说：我当时应对刘源好一些，不应要求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这对双方都非常残酷，连人道主义也没有了，我应去看看刘源。高永迈回忆说，他看我态度非常真诚，就带我去了。两人互相问寒问暖，似乎回到小学时期。刘源问我，听说你在工厂当了小干部？我说没有。
这次见面化解了矛盾，我应感谢高永迈。我曾写过很长的小字报发给插队同学，批评高永迈“政治不正确”，思想消极等，比批评刘源严厉多了，可见我当时思想之左倾，行为之偏激。我应向高永迈道歉，他是厚道人，后来他还有过仗义勇为之事。
以后刘源和同学们谈起我，在1971年那个时间去看他，还是比较早的，说明我知错就改。其实我当时还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我的觉悟在人性上。我突然反问自己：和刘源薄熙成同学10年，为什么在他们遭难时不能关照一点？说明我本性没那么善。为什么其他人能善待他们，我却不能？是因为更强烈地追求信仰吗？追求信仰应该六亲不认吗？我可用许多理由辩护，但我一直没有原谅自己。我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中，把自己本性中“恶”的因素释放出来了。这和高干子女们被利用去破四旧，抄家打人，还认为自己“阶级感谢深”差不多。大家都不是暴徒，也没有利益动机，当信仰追求被纳入“阶级斗争”框架，就会六亲不认，行使暴力。
刘源在50年后对我说：中学时代对我们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说明他同样有所感悟。
又过了7年，1978年我上大学后给刘源写了一封信，向他道歉。刘源回了一信，说自己也干了许多不应干的事。最后问你还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吧？可见小学的印象还在。
以后多年，我为自己的错误深感不安，没心思联系刘源。有一次在香格里拉碰到，聊了一会儿，他已在武警当政委了。
霍懋征老师去世，我们在葬礼上见到，我说大西线调水恐有地质障碍，不如从北边贝加尔湖调。他很感兴趣，说在武警水电支队当政委时曾参加三峡大坝建设，随即拉我去张木生家，那天他们邀请沈志华谈朝鲜战争问题，薄熙成也去了。
路上刘源提到《乌有之乡》原来挺好，最近有点问题。我当时在《乌有之乡》还有影响，就找韩德强，请他们把骂刘少奇的文章删掉。这是我为刘源做的唯一一件事。
2009年政法大学聘刘源为兼职教授，刘源说要见我和王宏治。王宏治是政法大学教授，他的妹妹王慧治是我们小学同学。聘任仪式上有学生问刘源，现在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有没有用？刘源是上将了，在军科当政委。他说任何时期都需要。解放战争组织俘虏忆苦，讲土改，他们马上加入解放军。
我发言说：刘源有少奇的风范。他大惊失色，说我们怎能和老一辈比？他们都是死里逃生多少次，什么苦都吃得。
中午吃饭我和刘源谈了一会，和校长黄进一起照了相。黄进有点尴尬，他刚上任一年，在策划第二次整我。我委托刘源讲请，黄进不买账（事情经过见附件）。
我所理解的“少奇风范”，主要来自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平时作风朴素，谦虚平和，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至于惹下杀身之祸，在文革中全家受到全国性诽谤，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大帽子，15年后才得平反，刘少奇本人死于非命，付出的牺牲太大，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
我和刘源见面甚少，主要通过张木生范西峰得知他的消息。张木生在2010年前后研究新民主主义。刘源说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他力图把毛刘统一起来。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路线最忠实的支持者，1945年中共七大在党内的地位超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两次离开党中央，一次重庆谈判，一次转战陕北，都委托刘少奇主持工作。1959年4月二届人大，1964年三届人大连任国家主席， 在人民日报的照片和毛泽东并列。他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一直抵制“左倾路线”，特别在1964年“四清”中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作为“最大走资派”打倒。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三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围绕刘少奇平反等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主要理论线索是“毛刘路线对立”。 刘源对此是清醒的，30年后他强调“毛刘一致”。他和我谈到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坚持理想主义，而刘少奇他们是做具体工作的，必然会有矛盾。他主动团结毛泽东林彪等人的子女，都做的很好，这是从中国共产党长远利益考虑的。我支持这一研究，帮张木生组织讲座并大力宣传。
刘源心善，帮助同学，经常回山西插队的地方帮他们解决困难。他也是爱憎分明，有斗争精神的。他最辉煌也最危险时期，是任总后勤部政委，和谷俊山及其后台徐才厚，郭伯雄进行生死斗争。刘源在军队反腐，是他本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最大贡献。
有类似情节的是范西峰。 其父范忠祥是贫农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开国少将，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政治委员。范西峰 16岁，20岁两次参军，从战士始历任每个职务，直到总政治部。8年前以大校军衔退休，我们为他没当上将军而遗憾。他说无所谓，军队比地方可腐败多了，能平安落地就不错了。去年他才口吐真言，当时没给总政治主任徐才厚送礼。范西峰写回忆录每每提及继承军人传统。时间如大浪淘沙，一个人是少将还是大校不会有人留意。能青史留名的，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事迹，是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优秀品质。范西峰的遭遇引起很大反响，他在军队里的上级，战友纷纷来信，赞扬他正直无私。
范西峰和刘源一样，对军队反腐起到了推动作用。加上薄熙成扶贫，我们中学一个班这三位高干子弟，以终生努力维护革命传统。刘源在有人向他行贿时怒不可遏，认为是不把他当人看；范西峰宁肯当不上将军也不送礼。他们是红二代和老三届的典范。
前年范西峰转给我刘源一本书《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漫议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源签字称为“杨帆老同学”。此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了几十集。我党决议说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大家以为少奇没指挥过军事，此书引证大量材料，证明了少奇的军事贡献，如在新四军当政委，进军东北，帮胡志明打奠边府战役，抗美援越等，不仅丰富了少奇形象，也丰富了党的历史。我认为，刘源这本书经党中央确认后，应正式纳入党史。
我曾动员刘源写自己的回忆录，没想到他花这么大功夫去整理少奇历史，真是“父子情深”。 刘源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回忆起他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情景：
“我给父亲洗碗筷，他问我母亲在哪里？那时他身边都随时有看押人，对我的要求是不许跟他说话。我跟他说了一句：就在后院。—–他们不许我跟你说话。
“以后我被赶回学校，再没见老人家了！我后悔的是，早知是最后一次见，我就多说点话！我怕什么呀！当时就怕以后不让我见，只说了一句不敢多说，还是决别了。”
说到这里他哭了。这个情节我感受很深，刘源对我说的“刻骨铭心”4字含义很丰富。
高干子弟题材，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当中，始终是炒作热点。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回忆录《共和国第三代》，被一个同学在海外乱传，何频高新写了《中国太子党》一书，说我是太子党智囊，在香港炒作。薄熙成非常敏感，埋怨我半天。后来他说这本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给高干子弟说了许多好话，我说这是我的自我批评。
刘源马凯李三友都说这本书好。
2010年以后老三届退休了，又写出一大批回忆录。我和刘源这段经历，被有些卑鄙小人在海外多次炒作，为炫耀自己认识高干子弟，不惜瞎编乱造，出卖同学，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博海外茶余饭后，低级趣味一笑。《亚洲自由之声》电台的高新多次编造谣言，企图陷害我。可惜国际官司没法打，要是在中国，早告他们的损害名誉罪了。
我既写回忆录，和刘源这段关系就难以避开。这是我多年来反思和实践的结果，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我们之间早无个人恩怨，写这些东西是非常严肃的，不是给小市民做笑料的。老三届回忆还有，但立场早已定型，好的永远说好，坏的永远说坏，我只求真实，这个写法也是经过刘源统一的。 我写给年轻人看，是希望他们增加一点文革印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试图用文革方法解决困境。
为此，我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和代价，或许能够说：我对得起老同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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