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英国“西藏通”贝尔离藏后，十三世DALAI喇嘛在英国的“帮助”下，继续推行其扩军、筹饷，举办警察、英语学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一切也就进一步触及了与之地位相等的九世班禅的利益，使西藏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1、班禅与DALAI的关系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乳名仓珠嘉措，藏历第十五饶迥之水羊年(1883年)正月十二日生于前藏塔布噶夏村一户贫苦家庭。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十五日，由清驻藏大臣文硕等在布达拉宫“金瓶掣签”后，成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并由十三世DALAI喇嘛为其剃发，取法名为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杰（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世班禅到拉萨，由比他大7岁的十三世DALAI喇嘛为其授比丘戒，故两者有师徒之谊。
在西藏格鲁派两大活佛系统中，DALAI 与班禅互为师徒的情况是常见的，而且在宗教和世俗权力上，两者的地位也相等。
按宗教上的说法，DALAI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
然而，在世俗权力方面，因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原因，DALAI喇嘛成为西藏事实上的政教领袖，而历辈班禅主要在后藏以扎什伦布寺为中心的部分地区行使着世俗权力。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在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名号的同时，法定了班禅的后藏行政辖区，规定“扎什伦布寺所属各寺、庄园为尔静善之地，他人不可借口滋事”。
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改革和划分西藏地区行政区域时，当时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主动放弃了对整个后藏和阿里地区的管辖，仅只保留了日喀则、拉孜、昂仁和彭错林四个宗的辖地。这就形成以DALAI喇嘛为首的地方政府和以班禅为首的扎什伦布拉章两个地方政权，统由清朝中央政府管辖。
2、班禅与DALAI的矛盾
由于上述的历史原因，本有师徒之谊的十三世DALAI喇嘛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但是，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侵略势力逐渐深入西藏，有意挑拨两大活佛系统的关系，遂使双方矛盾开始逐渐加深。
如1904年英国侵入拉萨，十三世DALAI喇嘛出走内地，清廷欲使九世班禅摄政，遭九世班禅婉言推拒；1905年10月，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鄂康诺策划了“邀请”九世班禅赴印参加英国王储朝觐大典的事件，引起当时坚决抗英的DALAI喇嘛的不满。
1910年，因川军入藏，十三世DALAI喇嘛逃亡印度，当时驻藏大臣联豫奏请九世班禅暂时主政。
时逢正月十五酥油花灯节，班禅被邀到拉萨，但拒绝摄政。
此事有街谣道：
清军抵雪域，DALAI去天竺。
软差大臣弄玄虚，棒出班禅来做主。
弄巧反成拙，两佛起矛盾。
因此，到1912年十三世DALAI喇嘛返藏时，对九世班禅曾到拉萨及“亲汉”倾向更为不满。
当时班禅已专程到江孜迎接DALAI喇嘛，而DALAI喇嘛却通知他，不来江孜，要班禅到热隆寺会面。热隆寺会面，不仅没有使双方和解，反而加深了两者的矛盾。
1912年后，十三世DALAI喇嘛开始推行新的改革，需要从各方面筹集经费，增加财政收入。
于是，噶厦沿清乾隆五十五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猪年，公元1791年)与廓尔喀战争期间，扎什伦布寺拉章垫付总军费（实际上仅是部分军费)的四分之一的先例，要求扎什伦布寺拉章负担1888年和1904年两次抗英战争和1912年辛亥革命时与清军军事冲突等三次战争军费总额（约108万藏克青稞）的四分之一。
尽管扎什伦布拉章作了申诉，但噶厦置之不理。
至1915年，十三世DALAI喇嘛为了进一步控制班禅的辖地，在日喀则成立后藏基宗（即管理若干宗的专区），委派僧官堪穷罗桑团柱、俗官木霞为基宗总管，管理后藏16个宗，包括班禅扎什伦布拉章所属4个宗及30多个谿卡（庄园）的所有事务，并按新规定强征他们的羊毛、牛尾、食盐等税，甚至插手班禅拉章的内部事务，这是九世班禅和其属下不能接受的。
为此，九世班禅于1916年写信给DALAI喇嘛进行申诉，并要求到拉萨与之面谈。DALAI喇嘛却一再推延会面的时间。
到1917年（藏历火蛇年)，噶厦又发布了《火蛇年法令》，规定：
凡江孜境内宗与宗之间应支的徭役，倘如马差不超过100匹，驮牛不超过300头时，须要另行再支差役；扎什伦布所属庄园与百姓应共同承担江孜境内的各种差徭开支的七分之一。
这不仅与历来班禅辖区僧俗官员、百姓和庄园、土地所承担的赋税、差役均向扎什伦布寺拉章札萨缴纳，从无支应噶厦的先例是违背的就是，与1793年西藏订立的《水牛年汉藏差役细则》规定：
“宗属权限内的乌拉差役，须支应马差四十九匹，驮牛差九十九头以上。凡超过规定数时，其人伕、骡马、驮牛的住宿开销、伙食柴薪、牲口饲料等等，则由扎什伦布方面负担超出部分的六分之一”，也是不相符的。
1919年11月，九世班禅终于被允许到拉萨，十三世DALAI喇嘛在接待礼仪上，仅派“侍卫马兵十二人到宣东嘎迎接，并差遣堪钦一人、堪穹二人、列参巴二人、普通孜仲五人在鲁定林卡设灶郊迎”。
这与班禅的传统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3、班禅出走的导火索
十三世DALAI喇嘛与九世班禅在拉萨会谈多次。
期间，正值甘肃督军张广建所遣代表李仲莲、朱绣在拉萨，九世班禅为避嫌未会见甘肃代表，但在其复张广建的信函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到拉萨的目的和心情，函内称：
“…本应派员随同李咨议等前来通候，只缘善后条件尚未解决，与DALAI商酌再三，此次派人前来，诸多不便，望贵督军原谅。”
最后，九世班禅于年底返回扎什伦布寺。
然而，噶厦对扎什伦布拉章的进逼并没有到此为止，1921年，噶厦成立军粮局，统管全藏军粮的征收，规定扎什伦布寺拉章应承担总军费的四分之一，约合一万藏克青稞。
九世班禅继1920年之后，又派出官员到拉萨申诉，仍无结果。
1922年，贝尔入藏后，十三世DALAI喇嘛决心扩军，增加财源，成立了“财源调查办公室”，又向扎什伦布寺拉章征收了约三万藏克青稞和一万个银币的年附加税。
在这种情况下，九世班禅却幻想向一贯对其表示“友好”的英国求助。
1922年11月，九世班禅致函英驻江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请求英印政府派一名官员来协调他与噶厦的赋役等事；或请麦克唐纳本人充当他与DALAI喇嘛之间的调解人。
年底，九世班禅又致函时任英印驻锡金政务官的贝利，申诉拉萨方面强加在他身上的苛重赋役，请求贝利代表他向DALAI喇嘛说情。
结果可以想见，英印官员不愿卷入这一西藏内部的事务之中。
至1923年（藏历水猪年），噶厦颁布的《水猪年法令》中，规定扎什伦布寺拉章所属百姓都必须支应噶厦于1830年颁布的《铁虎清册》中的定额所纳的土地税和徭役，不考虑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所造成的土地荒芜等诸多因素。
以上这些赋税、差徭，是班禅属地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
就在此年初，噶厦复函扎什伦布寺拉章，同意他们派代表到拉萨商谈减免赋税问题。
于是九世班禅派驻拉萨的仲译格桑巴、扁康、副官长赛巴及大马官德绕巴等去噶厦商谈，结果商谈变成了审问，并将他们投入布达拉宫夏钦角牢房，只有大马官德绕巴逃回扎什伦布寺。
这一事件直接促成了九世班禅出走内地。
其实，早在此前不久，九世班禅已有一次逃离西藏到内地的行动。当时，班禅以到拉孜芒卡温泉沐浴为名，乘机出逃，但噶厦政府早有防备，特派官员陪同前往，监视他的行动，故九世班禅只好返回扎什伦布寺。
4、班禅出走的说法
1923年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藏历十一月十八日）夜，九世班禅在15名僧人的伴随下，离开扎什伦布寺，从那塘、达拉、波东、波日波多果，到达谢通门，再北进藏北羌塘“无人区”。随后，又有大批扎什伦布寺僧官及僧人紧随班禅，前来会合。班禅一行经过安多（今西藏安多县)时，遭藏军的袭击，后经随从一再说明情况，才得以继续前行。
路上历经天寒、饥馑及崎岖险峻的山岭和噶厦追兵的威胁，千辛万苦，最终于1924年3月30日抵达甘肃西边的安西县，受到安西县长及人民的热忱欢迎。
九世班禅一行出走后，噶厦驻扎什伦布寺的两位基宗立即派人追赶，并通过江孜的商务机构致电噶厦禀报。噶厦立即派孜本龙夏、代本崔科率藏军1000名兼程追赶、堵截。
他们以为班禅一行会走藏人通常经过的那曲的大道，因此在那曲至唐古拉山一带搜寻。时已隆冬，大雪封山，结果无功而返。
当时有街谣记录其事：
都说班禅似兀鹰，展翅飞翔奔他乡；都说崔科像猎犬，空手而归嗅地面。
班禅喇嘛好似神，他的坐骑像只鸟；金鞍放在鸟背上，扶摇直上入云雷。
从西藏当时的街谣中，也可见对班禅一行北上之事，当时西藏民众的舆论取向。
九世班禅在出走前夕，曾给扎什伦布寺四大扎仓堪布及所有僧俗官员留下一份文告，公告提到的九世班禅转交给DALAI喇嘛的信函，主要内容是：
关于扎什伦布寺喇章及班禅喇嘛的意见和申诉，神圣的DALAI喇嘛已晓谕于我，然而，财产调查官员们没有公平合理地处理此事。他们指令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支应运输等差役。而且，我不可能承担获取物资供给和各项费用以满足军费开支的责任。因此，我只好暂时秘密地离开扎什伦布寺，以寻求康区和蒙古施主的帮助，并从各地佛教徒那里募集资金。
5、班禅与DALAI的论争
信中内容大致与九世班禅的公告的前一部分内容相同。
在接到九世班禅的信函之后不久，十三世DALAI喇嘛向全藏，特别提到的扎什伦布拉章所有僧俗官员和民众发布了一个公告。
在公告中，十三世DALAI喇嘛首先对扎什伦布拉章的申诉，予以驳斥，说：
“关于要求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供给粮食和支应运输差役一事，他们允诺依照现存的协定满足这一要求。所以，我已发布命令，要求遵照协定执行，没有理由进行申诉。财产调查官员们并没有以收受礼物的方式袒护任何一方；我有几封信可以证明这一行动并没有伤害班禅和我本人，特别是对我们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丝毫无损。至于支付西藏境内全部军费的四分之一事，这是依照传统惯例而提出的，但是，由于扎寺住持没有偿付清多年积累下来的款项，所以他们不可能马上付清，结果导致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我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支付上述款项，相反，出于同情和怜悯，我答应宽限他们的支付年限，并尽我的可能削减应付的数额，这一事实是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的。此次班禅喇嘛以上述两件事给他带来麻烦为借口而秘密外出，完全是听信谗言的缘故。”
公告接着对九世班禅的出走，多有指责，并劝其返回。
公告最后表明十三世DALAI喇嘛接管扎什伦布寺拉章的目的：
“您曾多次写信给我，要我任命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总管），本来我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由于您享有政教两方面的权力，所以我赞同您的建议，继续使用您所任命的四大扎仓的堪布协助管理扎寺。然而，由于您和您的总管和堪布们都已离开日喀则而到了异乡。所以，噶厦政府将任命一位札萨喇嘛并把他派到扎什伦布寺去，以免延误扎寺内外事务的管理，以利于扎寺的所有属民。
1924年7月，九世班禅在内地给十三世DALAI喇嘛复函一封，重申了出走的原因，并强调“至尊的那些以破坏仁慈温和的解决办法为目的的邪恶的官员们，却从中设置种种困难和障碍”，是使其出走的原因之一；并对“至尊还通知我，就是单独会面也将置您我师徒于尴尬境地”，表示“无所适从”。
到1926年6月12日，DALAI喇嘛复函中，口气已有所缓和，对班禅所说的属僚们挑拨他们之间关系的说法，表示认同，提出：“不管扎寺喇章可能有什么抱怨的理由，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进行协商和研究”。
“因此，考虑到西藏的政教利益，特别是扎什伦布寺僧众的利益，您若能尽早返回西藏那将是再好不过的善事了。如果您能择善而从，我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我将向札萨喇嘛洛桑丹增及其属下发布严格的命令，要他们确保扎什伦布寺及其分寺不致出现任何麻烦…”
十三世达赖喇嘛函内提到的“札萨喇嘛洛桑丹增”，即是噶厦按达赖喇嘛火猪年公告中所提到的新任命的札萨喇嘛。
此人自1924年（木鼠年）初上任后，噶厦还派来办事的孜卓尼、孜仲等办事官员等5人，全部接管了扎什伦布寺拉章的所有事务。随即追缴全藏全部军费的四分之一，上缴噶厦，对扎什伦布寺拉章及所属僧俗百姓，进行残酷压榨和掠夺。
从此，噶厦通过其任命的札萨代替了班禅额尔德尼行使在扎寺及其辖区的政教权力。
6、定居北京
1924年3月，九世班禅一行抵达甘肃安西县后，安西县长立即电告兰州督军陆洪涛，陆又上报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曹锟。民国政府对九世班禅北上内地十分重视，曹锟即电饬兰州督军陆洪涛优礼接待，并准备按清乾隆时接待六世班禅的前例和规格，接待来京的九世班禅。
因北京黄寺年久失修，故决定中南海瀛台为班禅之行辕。于是，九世班禅一行于5月9日由安西抵兰州，民国政府大总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来兰州欢迎。
此时，国内发生直奉战争，曹锟下台，由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同年8月，在段祺瑞执政邀请下，九世班禅一行由兰州出发，经西安、太原，并于1925年2月2日从太原乘火车，抵达北京，沿途受到各县人士和僧众的热烈欢迎。
民国政府大总统为组织招待九世班禅来京，下令蒙藏院成立“招待班禅事宜处”，隆重接待，并于1925年8月加班禅“宣诚济世”封号，以示优异。
班禅即住于中南海瀛台，结束了其出走的旅程。
7、班禅出走的影响和英国人的阴谋
九世班禅离藏北上内地，是西藏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显然，九世班禅的离藏北上，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三世DALAI喇嘛在英国支持下所进行的以扩军、筹饷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而在这一改革实施过程中，又因十三世DALAI喇嘛企图改变传统的西藏两大活佛系统的政教体制，将班禅所属扎什伦布寺拉章及辖地完全统一于西藏地方政府之下，而激化了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并为班禅喇嘛及其属下绝不可能接受。
自17世纪以来，DALAI喇嘛与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政教合一体制就一直存在。这是西藏社会宗教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九世班禅的北上，十三世DALAI喇嘛的噶厦接管了九世班禅扎什伦布寺拉章及属地，西藏两大活佛系统虽仍然存在，但事实上十三世DALAI喇嘛已剥夺了九世班禅在藏固有的政教权力，打破了原有的体制，使西藏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九世班禅的北上内地，无疑对于改善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作用更为巨大。相反，对英国政府执行支持西藏“自治”的侵略政策将是一个大的打击。
因此，英国政府对此立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很快策划了一个赴拉萨的代表团。1924年7月16日，英印政府派遣驻锡金政务官贝利少校和赫斯洛少校医官抵达拉萨。
在拉萨，贝利多次会见首席噶伦雪康和十三世DALAI喇嘛，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然而，他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西藏亲英军人集团首领擦绒身上他与擦绒曾进行过关于西藏财政等问题的“讨论”。
当时，擦绒还代表噶厦请求贝利在返国途中，于北京停留，劝说九世班禅回藏，贝利用“我不路过北京”作答，婉言谢绝。
同时，他也认为：
“如果让英印政府同意充当中间人，则可劝说班禅喇嘛回藏，并能在西藏消除中国和布尔什维克(指苏联)的任何阴谋。”
贝利的这一看法，虽然没有向西藏当局提出，但之后却这样行动了。贝利还一再告诫在拉萨帮助训练警察的莱登拉，要他慎重行动，尽可能地保持不引人注目的形象。
同年8月26日，贝利使团离开拉萨后，在向英印政府的报告中极力主张：
“应向DALAI喇嘛施加更强的压力，以促其开始改革社会和政府体制，正如情况表明的那样，DALAI那时不能或不愿这样做。”
这也就是贝利在拉萨向西藏亲英军人集团首领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擦绒等所鼓吹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