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毛泽东挟着庐山会议大批彭德怀等同志的余威，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查和推动全国的反右倾斗争，讨论1960～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印发了一部分同志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的评价，批评这本书“不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因而用大部分篇幅来阐述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而不详细研究它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
会议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和无人敢于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向全党提出了“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且决定在8年内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城市试办人民公社，在城乡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
紧接着这次会议的杭州会议，又把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为害多利少的农村公共食堂，肯定为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要求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并且要求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
庐山会议以后的这两次会议，把一些人的胡思乱想，当成了党的奋斗目标；把造成贫困、饥饿的平均主义，当成了美好的共产主义，其结果不仅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而且严重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
在庐山会议、上海会议和杭州会议的影响之下，全国又掀起了一阵“大跃进”和“发展社有经济”的高潮。有些省、区急于向公有化程度更高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又肆无忌惮地无偿占有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财产，大刮“一平二调”的歪风。在刮浮夸风，共产风中喜欢当先锋的一些省份，先后传来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消息。江苏的干部在省委的影响下，办事历来比较稳妥，这时候也有一些冒失鬼，把生产队和社员养的猪调上来办公社猪场；把生产队和大队卖粮的钱集中起来盖社办工厂；个别的公社其至扣发社员的口粮。原来经过紧急救援已经比较平静的地区，又开始有人逃亡；已经得到抑制的浮肿病，又在些地区蔓延开来。
在这一段噩耗频传的日子里，刘顺元的家乡山东省博兴县传来一条消息：一直在农村务农、堪称劳动能手的三叔、四叔和二妹，均于当年春挨饿致死。三叔王者祥临终前还一直呼刘顺元的乳名，连声说：“卯儿，你们共产党怎么能做这样的蠢事啊！”刘顺元泪如泉涌，拳头捶得桌面咚咚作响。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到了南京，住在中山陵9号。刘顺元与江渭清、陈光一起去向他汇报情况，反映相邻的安徽、山东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江苏也有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刘顺元本想希望林彪传递信息给毛泽东，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想不到林彪这个大人物听了以后，竟然很轻松地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刘顺元非常反感，心想你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人，怎么能对人民的生死存亡，这样漠不关心？刘顺元对笔者说：“从这次开始，我就认识到林彪原来是这么个东西、这么个货色了”。
刘顺元简介：1954年至1966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本文摘自《刘顺元传》，丁群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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