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前，他回到家乡，祭拜了亡母坟，与父亲道别。妹妹送他出门时，雪正下个不停，他想起了《出乡作》：“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直阿兄志，殷勤曳袖问归期”。这首诗作于1860年，水户藩武士佐野竹之介决定刺杀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时，借此表达内心之悲伤。
小山丰太郎
生于1869年的群马县的小山丰太郎，是一位维新之子。天皇一年前从京都迁往了江户，并将之更名为东京——东方的京都。一群来自萨摩、长州、土佐的年轻藩士们，取代了暮气沉沉的幕府，他们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日本，帮它获得可以抗衡西方的力量。16年前美国黑船的来袭，促成了这个岛屿之国的觉醒，也引发出无数暴力与纷争，崭新的尝试让人兴奋，也困惑无穷。
小山丰太郎正是在这样慌乱也刺激的气氛中成长。他的家乡从馆林藩变为群马县，父亲从一名高级武士变成一名国会议员，他就读的庆应义塾是福泽谕吉创办，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致力于用一整套新价值观、行为与语言来取代旧形态。
“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之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别人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英国人张伯伦在1891年写道，他自1873年起就住在日本，是一代人中最著名的日本专家，“那些可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中，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利剑。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不密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史料记载，这些变化对于小山丰太郎的影响。他被历史记下一笔，不是因为他对日本社会在智识与行动上贡献，而是在某个重要历史时刻，充当了一名狂热者。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30分，他在马关行刺了李鸿章，这位北洋大臣正在此与伊藤博文谈判，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等人签署《马关条约》场景。
我在傍晚的下关闲逛，小城懒散、诗意，夕阳将狭长的海峡映照得金光闪闪，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高楼，就有了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此地还以河豚闻名，下关的河豚像是阳澄湖的螃蟹，在菜谱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渔民还把别处的河豚放养于下关海峡，以获得更昂贵的身份。
这里到处是河豚的形象，它们都胖嘟嘟的，像是在拼命憋气，周身洋溢着因笨拙而带来的可爱，毫不担心自己即将死于刀下的命运。春帆楼前，也有一尊河豚青铜像，它是下关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据说丰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续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楼在明治21年（1888年）的开业。
李鸿章喜欢河豚的滋味吗？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春帆楼进行了五次艰苦又屈辱的谈判。最终签署的《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点。比起1842年南京以来的一连串条约，这一次彻底震惊了中国，条约前所未有的苛刻，战胜者更是一贯被藐视的“倭`人”。贯穿近代中国的失败叙事因此而起，危机意识更是四处弥漫，它让中国醒来，也陷入一种越来越急迫的焦虑之中。
旧春帆楼原貌与重建后的景象，一旁建有“日清议和纪念馆”
我步入春帆楼，服务员客气、冷漠，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热茶。旧春帆楼早在1945年的盟军轰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层水泥建筑。它仍是闻名遐迩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馆经营，你很难订到位置。在旅馆的墙壁上，我看到山县有朋、犬养毅的汉文题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争吵不休，分享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日本的使命感……
春帆楼前还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雕像，伊东巳代治书写的碑文，他是当时的书记官，烟台的换约也是由他与伍廷芳进行的。碑文写于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汉文，其中一句“今日国威之隆，滥觞于甲午之役”，正是对这一条约最佳的注解。这也是不无感伤的碑文，他眼见两位导师的离去——陆奥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则于1910年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刺杀。
被刺杀前刚下火车的伊藤博文（左二）
我期待的历史悲壮感，迟迟没有到来。翻阅随身携带的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吉辰所著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在附录中发现了小山丰太郎的回忆文章《旧梦谭》。它比之前期待的悲壮，更吸引我。人人皆知李鸿章遇刺，却很少人知道刺客作何想，他的结局如何。法官顶住了来自伊藤博文的压力，没有判处小山丰太郎死刑，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两年后因大赦减刑，1907年假释出狱。31年后，他应《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之邀，写下了他的回忆，此时距离刺杀已43年。另一场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再次处于狂热之中。
时隔多年，小山丰太郎的语调漫不经心、过分诙谐，却也有着意外的坦诚。他的自述是一个被大众媒体鼓噪出的狂热民族情绪的最佳象征，这“爱国”情绪也是一个思维混乱者的另一种表现。
他的叙述始于朝鲜危机，一开始，日本公众并不热情，他们对于能否战胜这样一个庞大的、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缺乏把握，但当胜利不断传来后，举国陷入了狂欢，这狂欢催促更大胆的行动。
像很多人一样，小山期待“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铁鞭遥遥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视朝鲜为属国，视日本为小国，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显而易见，不彻底地惩戒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这是东洋和平的癌……”
战争状况没有吻合他的期待，日军未进军北京，李鸿章要前来日本议和时，他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与愤慨。他不仅仇恨李鸿章，也愤恨伊藤博文。
他在横滨买五连发手枪，怀揣诗歌集，李鸿章的照片（称他有“故作和善而不无戒备的眼神”）、写下“毙奸状”，决意去刺杀李鸿章。他的打扮颇为时髦，鸭舌帽、萨摩木屐，白色毛线编的又粗又长的羽织纽。除去回家道别，他还前往东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园，“因为是此生的最后一次，想要找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美女”。在这风月场合，他甚至想起西野文太郎刺杀森有礼、来岛恒喜刺杀大隈重信的例证，妄想与暴力成了这些内心暴躁、不满的青年人最佳发泄出口。尽管对中国充满厌恶，他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乎”自我激励。这是此刻日本的反讽之处，从首相到平民，不管他们多么想摆脱、击败中国，他们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国的影响。
途径战时指挥部广岛时，他满是对伊藤博文的厌恶，将之比作“好色的老狒狒”，想先杀了他。他对自己的枪法不置可否，身无分文，全靠维新志士的精神自我鞭策。终于来到马关，他疲乏饥渴，感到脖颈与后背因虱子而来的瘙痒，这是个轻易可以隐于人群中的普通人。
1900年的李鸿章
当在人群中终于看到李鸿章时，他觉得“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确是伟人的风貌。年龄约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范。从眼睛看其人悠扬不迫的态度，不由得佩服这眼睛比照片上还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东洋的眼睛！”此刻，李鸿章刚结束当天的谈判，从春帆楼返回他所住的引接寺。
小山丰太郎从人群中挤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子弹射入李鸿章眼窝下，没有致命，却给他带来持久的痛苦，加速了他的死亡。中方完全没有把握这一意外，将之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国际压力则促使日本作出少许的让步。
“口头说起来，或者文章写起来，这之间看起来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似的”，小山丰太郎1938年写道。 “但是从我的手伸向轿子，到我的肢体被绳子捆住，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 。此时已是69岁的他说，“为了这两分钟，令天下骚动，真是抱歉万分，而我自己，也被不遗余力地处以岛流极刑”。
这位“两分钟名人”直到1947年才去世。他目睹了两颗原子弹的爆炸，日本帝国的崩溃。这个帝国正是从1895年战胜中国起开始迅速膨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