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论“中庸之道”

泛论“中庸之道” 

 张 洞 生 Email: [e-mail] 10/20/2010

 

【前言】。恩格斯：“没有哲学的民族，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一种道德观，伦理观和立身处世，治国安邦之道，首先被中国先秦时代的孔子提出。中庸作为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不仅是孔子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华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正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釋即是“執中”之意，而執中又當求“中和”。

  孔子曾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见，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是要人们以“至诚之心坚守和力行中、庸、和、恕”的正道，即“忠恕之道”、仁道、天道，也就是“君子之道”。 而不是要人作“随大流，见风转舵，作墙头草，见利忘义”等这些“小人之道”。

  老子的“守中”，强调“去甚、去奢、去大”，“少私寡欲”，“清静无为”，“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夫唯不争，故无尤”等与孔子主张“中庸之道” 是“道”与“儒”的相通之处，二者相辅相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的“守中”源于他的“物极必反”和“阴盛阳衰，阳盛阴衰”的“道”观念，认为处于阴阳调和的中间状态最为稳定和持久。其思想实质就是反对走极端，一切应顺其自然。

而稍后于孔子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同样的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里，中庸也居于核心的位置，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以“善”字来论是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中庸状态，亦即至善。中庸不是折衷主义，它只在德性的意义上使用。中庸以适度为原则，它不容易达到，必须依靠人的理性不断地去追求。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过度－适中－不及的模式来分析说明了各种品德。比如勇敢，亚里士多德认为，其过度是鲁莽，其不及是怯懦。唯有勇敢，既有所惧，也有所不惧，且事事处处以理性为指导，故最符中道原则。

现在电视上常有各种竞赛，有许多评委给参赛者打分，在最后计算评分时，就要先去掉两个偏激评委的最高分和最低分，用中间评委的给分取其平均值，这合乎中庸之道。

 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庸观作为为人处事处世之道，在中西伦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这些古之圣贤都主张“中庸之道”呢？因为他们生活在乱世，经历了“无义的战乱”，使他们自己（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遭受“无辜杀戮和颠沛流离”之苦，而这些都是在上位者和富贵豪强们的贪欲和在下位的“犯上作乱”的极端行为所引起的。

【关键词】。中庸之道；孔子；老子；亚里士多德；小人之道；“一分为二”观点；

 

【一】。宇宙中任何独立存在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矛盾体），即各矛盾面与中间体共同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中庸之道”反映了中间体在任何事物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反映了该事物在变化中的中间态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曾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1]一文中指出，由于构成现今宇宙中最简单最普遍最众多最长寿命的基本物质粒子是氢原子H，即带一个负电e- 的质子p, ‘由一个质子p和一个负电子(e-)所组成的氢原子H是构成我们宇宙中的任何物质、物体和事物的元件和基石 ’。 ‘现今宇宙中任何复杂的物体都是由最简单的许多氢原子所结合成的元素和化合物等层层结合而成，所以复杂来源于简单 ’^[1]。最简单的氢原子H的结构是一对e- 和e+ 所组成的对立统一体依附在巨大的“中心体”质子p上，构成“三位一体”，才能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而仅仅e- 和e+碰在一起只能湮灭为能量。宇宙中任何独立存在的事物，都是由其内部诸多对立面的双方(即矛盾双方)统一和依附于其“中间体.”而组成。“中间体”将矛盾的既分隔又结合、既排斥又吸引的双方共同组成一个“三位一体” 的独立事物，使内部各部分达到静态和动态的平衡和稳定。“中间体”比矛盾的双方愈强大，该事物就愈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而有较长的寿命。 ^[1] 

 宇宙中任何独立存在的事物的结构，大至星系、星体、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各个团体，小至一个人、原子分子，以至个人道德、性格、喜好、优缺点等等，都是由一对或多对两极的矛盾体围绕其中心体有机地组合成的“三位一体”的统一体。

 哲学思想，道德观，伦理观和立身处世思想，治国安邦之道等都是上层建筑，是事物的内部各部分结构的互相作用和运动的表现，这是内因（因）。当一事物与外界互相作用时，也会影响其内部各部分结构和互相作用的变化，这是外因（缘）。当事物内部因为内因和外缘的综合作用而变化时，该事物的外在表现和内部的结构状态也会随着改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外在表现）随着其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由。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所以“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道德观，伦理观”是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人的社会活动等在运动中，在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内的表现和反映。

 可见，任何事物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是：1。各矛盾双方在中间体的联系下组成“三位一体”的独立稳定的事物。2。中间体是事物的主体，它愈强大，该事物与稳定。中间体本身也是由诸多矛盾体结合而成。3.。该事物在外界的作用下，各部分平衡稳定地生长，不平衡不稳定的畸形发展会走向衰亡。

 在一个社会中，君子处于和代表着中间阶层，小人相当于被统治者，大人是统治者。“中庸之道”适用于中间阶层的为人处事处世之道，是符合其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需要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表现。在上位的“富贵而骄”的大人和在下位的“自暴自弃和犯上作乱”的小人的为人处事的“小人之道”，也是由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需要所决定的。

 

【二】。孔子的“中庸之道”----君子、小人、大人。

 

《2-1》。孔子论述君子和小人的思想行为的本质区别和君子为人处事处世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起源于君子（当时知识分子）和他自己处于乱世时的“安身立命之道”、“为人处事处世之道”。他既害怕因“犯上”和“僭越”而获罪于大人，也瞧不起小人的地位和思想行为，害怕因过失和犯罪而沦落为小人。

 1*。孔子要求君子立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学而优则仕”，“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不应与小人一样，贪图小利，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乱。 

 2*。孔子也不要君子和“大人”（王侯公卿）同流合污，富贵而骄，贪图享乐，骄奢淫逸而“肆无忌惮”，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道不同，不相与谋”。  

 3*。给君子严格定位。孔子要君子严格地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守礼，君君臣臣，忠孝；言行要合乎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要“僭越”，以免获罪招灾。孔子对天子王侯（大人）既敬且畏，从不敢妄加评论，只是以回答弟子问政的形式予以规劝，用尧舜禹汤向天子诸侯作正面示范教育。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概这些泛指的话有暗地规劝他们的意思。孔子对公卿（权贵也是大人）也不过多加指责，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劝导他们都要施仁政，守本分，也是对君子要守礼作教育。

 4*。孔子要君子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要君子“畏大人”，不要“狎大人”，就是说，君子对天子王侯要看时势，惹不起时，要躲得起。孔子自己以身作则的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孔子的世故圆滑，处处为君主着想，是后世封建王朝利用孔子思想维护统治的重要原因。可能由于后来子路的死和晚年对“易经”的研究，使孔子的晚年思想转变得刚毅起来，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只有在孔子死后107年出生的孟子才敢于当面批评王侯，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民本思想。难怪朱元璋要将孟子列为禁书。

 

 《2-2》。君子和小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所使用的手段，这也是“义”和“不义”的主要区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权、财、色、名等作为动机和目的，对君子与小人而言，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如何取得的手段，就大不相同了。君子取的的手段要合乎“道、仁、义、礼”，而小人则可以“肆无忌惮”，不择手段，而“无所不用其极”。孟子后来特别将“义”发扬光大，提出：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3》。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否仅适用于君子（士），即像孔子那样的知识分子呢？我想不是，君子应该是特指当时士农工商等的整个中产阶级（阶层）中的有道德的士。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其中的“民”当然不只有“士”，而泛指应包括所有各阶层中行“中庸之道”的人。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这“志士仁人” “小人儒”“ 子产等大人”应是包括上层和下层的人在内。可见，不管上层、中层、下层之人，只要有君子之德的人应该都是君子。然而孔子却特别看不起下层的“小人儒”。 

 

《2-4》。孔子为什么如此恨小人？到处骂小人？孔子一生最耿耿于怀的是“不得志”和“道不行”。这是鲁国和齐国的王公大夫（大人）们搞阴谋诡计将他从鲁定公身边排挤出去的。这跟底层民众的小人毫无关系。但是孔子不敢明言骂王公大夫，畏大人。而为了自保，只能拿小人出气，指桑骂槐。因此，在孔子心中，那些行小人之道的王公大夫等都是与小人无异的。他们都是行的“小人之道”，不忠恕，不仁道，走极端，肆无忌惮，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大人是位高权重的王侯公卿，他们富贵而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小人是贫民奴婢等：他们穷斯滥矣，自暴自弃，犯上作乱。但是，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可见孔子这些话里的君子和小人应该是以道德来区分，而不是以身份地位来区分的。

 

【三】。君子所代表的中间阶层和大人所代表王侯的公卿官僚、小人所代表的平（贫）民大众是组成整个社会的“三位一体”，三者是对立统一体（矛盾体）。

 

以君子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组成了社会的主体，即中间体。所以在一个较稳定的社会里，多数人应该是奉行“中庸之道”的。上面是王侯公卿官僚等大人组成的统治阶级，下面是以小人为代表的平（贫）民大众，应包括贫民、雇工、三教九流、无业游民、奴婢和流氓痞子等。大人与小人之间是统治、剥削、压迫与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只有大人和小人与庞大而富裕的中间阶层结合在一起，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

 一端是富贵而骄者—骄奢淫逸，一端是犯上作乱者—流氓痞子。二者的共同点都是“肆无忌惮”。孔子说小人的话是否适用于大人？君子与小人能互相转变吗？

 

《3-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守中庸讲仁义道德的“君子” 和肆无忌惮的 “小人”总是同时并存的。二者是“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是矛盾的统一体。“无君子，无以治小人。无小人，无以养君子”，无大人，无以统治整个社会 。君子和大人--小人的矛盾和统一、大人--小人之间的矛盾和统一以及各中间阶层内部的矛盾和统一，推动着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但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主体和主力。在每一个社会里，君子所代表的中产阶层总是多数，当然君子也有许多种类型。大人和小人总是少数，同样，大人和小人也有多种类型。然而统治者（大人）几乎全是小人，就是说，是小人在统治者君子，小人得志和得势更猖狂。所以说：“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悲哀。除了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汤之外，施行仁政的君子是无法成为统治者的。这就是孔子的复古思想、将尧舜禹汤当作圣人君子的原因。孔子的悲哀在于不了解自己的失败是社会历史的进步所造成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剩余财富的增多所造成的。

 

《3-2》。孔子是“性善论”者。他的“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激起了“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的感慨。只是他从15岁起，而志于学，30而立，所以才成为君子。孔子是从自身的心善经历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的。所以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一个人在成人定型后之所以成为君子，或者小人，取决于他在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和经历中，如何修炼自己，养成什么样的习性而定，而习性，即一个人所形成的思想行为方式是难以改变的性格。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在社会中定型成为君子或者小人后，就无法再改变了。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后来演变为俗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孔子的这种见解可能源于他自身的经历和老年对易经八卦的推断，认为事物的变化都是不可逆过程。所以孔子认为有缺陷的君子仍然是君子。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小人，但孔子还不愿意为其摘掉其君子的桂冠），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只承识君子有非主流的小人的一面，而否认识或者不愿看到，作为小人，也可能有非主流的君子的一面。

 

《3-3》。1*。孔子否认君子与小人的个人之间实际上是有可能转变的。在“邦无道”时，无权势的君子可能变成有权势的大人，或没落为底层的小人。所以君子和小人是会随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君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穷途末路时，靠什么生活？在历史上，伯夷叔齐才有几人？

 2*。孔子没有认识到人性中有“善”和“恶”的两面性，即每个人都有“君子”和“小人”的两面，只不过性质和分量不相同而已。所以法国哲学家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曾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诚然，由君子变为小人是容易的。而由小人变为君子就难上难。虽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回头者毕竟是稀有动物。正如俗语所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为在宇宙中存在着场、势、熵、时间箭头等，有许多突变和不可逆过程，即使在可逆过程中，顺势和逆势也是大不相同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就是说，君子的功过、成败、得失是可变的、可逆的过程，而君子的本质不会变。一旦为君子，永为君子。正如他自己一样。同理，小人的本质也不会变。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里，完全的君子（圣人）和完全的小人（骄奢淫逸的权贵和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恶霸）都是少数，大多数是有缺点的君子和有某些优点和成就的小人。这是由人的两面性的本质决定的。

 3*。在实际上，作为个人，君子与小人之间是有可转变性的。但是不可能整个君子阶层转变为小人阶层。也不可能产生相反的转变。比如，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和贫雇农，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个人之间的转变，由上往下变，是容易的，如顺水行舟，比如洪承畴汪精卫等由君子变成卖国贼。由下往上变，是困难的，如逆水行舟，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俗语说：“将相本无种”，“事在人为”，“时势造英雄”等，都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小人有可能变为君子。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家讲善恶一念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孔子也没有认识到事物的突变。^[3]

 

《3-4》。大人和小人处在君子的两端，或者说两极。大人和小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过”与“不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从二者所处的地位来看。区别就太大了。大人是统治者，有钱有势，饱暖思淫欲，可以骄奢淫逸，呼风唤雨，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无恶不作，肆无忌惮。但是，他们最大的软肋几乎都是“贪生怕死”。而小人被压制在社会的最低层，苟延残喘，几乎一无所有，饥寒起盗心，我是流氓我怕谁，亡命徒是大大的有的。他们中一些人为了活命，或者为了被迫反抗，可以真正做到肆无忌惮、舍身为己为民而亡命。比如，斯巴达克斯，陈胜吴广，黄巢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中的佼佼者，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可以“气冲斗牛”，堪称英雄豪杰。可惜，当他们中有的人造反成功、位居高位后，权财色欲望就达到爆发式井喷，往往迅速堕落。老子：“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看透了人性恶的一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四】。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和孔子的“中庸之道”。理和礼、

 

《4-1》。亚里士多德（384~322B.C.）认为，中道有绝对与相对之分。他在《伦理学》中对中道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绝对中道即事物的中道，是数学上而言的。“例如十较大，二较小，那么六就是事物本身的中道。”相对中道即对人而言的中道，它“不太多，也不太少，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吃饭，吃十磅太多，两磅太少，我们就不能因此叫他吃六磅；因为六磅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或美德”的中道，就是这种对人而言的相对的中道。^[2]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欲望、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三种可能，即过度、不及和适中，而德性的目的就是在于根据理性的原则来处理欲望、情感和行为。人人都有欲望，个个皆具情感，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或者过度，这都是恶的表现，唯有适中（适度），才是德性的特征。而中道，即德性。^[2]

 其它例如节制是纵欲放荡与麻木不仁的中道；乐施是挥霍与吝啬的中道；慷慨是粗俗与卑鄙的中道……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凡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性，即遵守中道。”^[2]

 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德性就在两个邪恶之间：一端是过度，一端是不及。德性就在于发现和选择中间，而邪恶则是在情感和行为中超过或不及所应得的。所以，就其本质以及它是什么的原理而言，德性就是中道。”正如福库利德斯（Phokulides）所祈祷的：“那些处于中间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但愿中道存在于我们的恶城邦吧。” 这一基本观点可以概述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亚氏所谓的“中庸”，指的是无过不及，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因为这种境界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2]

 

《4-2》。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子“中庸之道”的内容。究竟什么是中庸？宋代朱熹对“中庸”也作了阐述，他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者；庸，平常也。”朱对“中庸”的解释可以看出，“中”是求证“中庸”概念内涵的关键。只要弄清“中”的意谓，就能通达“中庸”之义理。而要把握“中”的精义，必须要揭示孔子说的“过”和“不及”的要义。

 

《4-3》。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提出了所谓的“过度”和“不及”。着孔子与子贡的一段问答：“子贡曰：‘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和“不及”都是同样不好的，因为它们都背离了“中”。朱熹所说的“不偏不倚”似乎是一个静态量的判定，而孔子所谓的“中”是一个动态范畴，是在事物运动中人们所要把握的增加或减少的量的界限。“过”破坏了事物存在的界限，“不及”又妨碍了事物前进应具有的量的积累，所以，它们都违反了“中”。在孔子看来，子张性急冒进，过度地增加量的积累，违反了“中”，走向极端；子夏则性格沉稳，顾虑千重，无意进取，不敢作量的积累，也违背了“中”。所以，子张的“过”和子夏的“不及”，既与“中庸”背道而驰，又与哲学上的“度”不相容。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我们可以明白，孔子“中庸”的“中”是一个哲学范畴。孔子反对“过”和“不及”，认为人们的行动既不能盲目急迫破坏事物的同一性，也不能触及事物的同一性，“过”和“不及”都偏离了维护同一性的正常状态，而与事物的变化和稳定是不相容的。

 

《4-4》。孔子处于大陆平原地理环境，相对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天子诸侯的政权相对稳定，而认为诸侯兼并的战乱杀戮是由于违反周礼的结果，是不尊天命的结果。所以他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认为恢复和遵守周初的礼制，就天下太平了。所以主张“礼”。而亚里士多德是处在岛屿和海洋的地理环境，小政权和城邦的兴灭转瞬即逝，亚历山大帝国15年的兴亡和苏格拉底的死亡使他记忆难忘。他认为都是人们失去理性的结果，所以主张“理”。

 

《4-5》。结论：1*。亚里士多德是要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合乎理性，不要冲动、偏激、感情用事，也不要不动脑筋、无所事事。人们应该在行动前，想清楚为什么而行动、什么目的、是否合理。孔子是要使人们的行为合乎“礼”，要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不要感情用事，忘乎所以，更不可以犯上作乱，其目的是要使人们避危避乱，保护自己，不要作无意义的牺牲。二者都是身处乱世，即当过官有当过民，对“祸福无常，动辄得咎”有切身的体验，认识到人性中的“偏激、冲动、得意忘形、无所忌惮”的危害性。

2*。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大大的发扬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关于理性和善的观念推广到最高的境界而成为 “真,善,美”.。而亚里士多德更进而将“理性”运用于规范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的行为，他认为只有运用理性才能达到“善”。 

3*。孔子的“礼”来源于他的“天道”和“天人合一”思想，他从夏商周礼，特别是从周礼得出结论，认为“守礼”就相当于“尊天命”，这从孔子上朝时的“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的恭敬和谨小慎微的态度就可知道。所以孔子说：“吾从周”。

4*。孔子将“礼”看成为“天命、天理”的体现，这是孔子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当然是不对的，是孔子思想消极的一面。所以，自秦汉之后，“礼”就成为为帝王和王朝的统治工具，离“天命、天理”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愈来愈远了。欧洲15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萌芽和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政权的建立，都是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的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的结果。而孔子“尊天命”的“礼”的思想却被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加以利用，所以帝王一登上皇位就是“奉天承运”。中国所有帝王都害怕和不许商人发大财，所以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过去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长期得不到发展，这就是造成中国近5~6百年来落后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不就是害怕别人发财、害怕资本主义而搞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吗？“丧失理性”的人是可怕而疯狂的。掌权的小人“丧失理性”会造成绝对的腐败，而掌权的大人“丧失理性”就可能祸国殃民。

 

【五】。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精辟的中庸的政体观。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有赖于中产阶层的稳定和壮大。

 

下面引自亚氏《政治学》。但是其精辟的中庸的政体观完全适合于现代任何国家。

《5-1》。1*。亚氏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中庸的政体观。就政体来说，阶级基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必须以中产阶级及其利益为主导。 “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简言之，亚氏主张把统治权赋予中产阶级，由此组成的政体，也就是中产政体。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相比富人和穷人来说，中产阶级趋于理性。“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而那一端是太丑、太弱、太贱、太穷，他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 ^[2]

  2*。中产阶级很少野心。过多过富过贵的人由于从小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而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缺乏善业和过贱过穷的人又太卑贱而甘于自暴自弃。前者只能治人而不能治于人，后者谨守服从而不堪为政。不利于形成阶级之间的友爱的情谊。“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城邦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2]

    3*。相对来说，中产阶级比较稳定，也利于政治安定。“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2]

  4*。这一点还可从现实予以佐证。“有这样的证据清楚表明，那些最优秀的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这在他的诗文中说得很清楚），卢库尔格斯（Lukourgos）、卡隆达斯（Kharondas）等几乎所有的其他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并非出身于王族。”[2]其实质是，相比其他的贫者和富者而言，中产阶级具有人数多，力量强的优势，因此，“ 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在这样的城邦，立宪政体得到良好的发挥”[2]。

 

《5-2》。就建构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而言，亚氏力主最优良的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强大，就可以抗衡极富者和极弱者。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绝对的平民政体（暴民政治）或者单纯的寡头政体。而这两种政体都是导致僭政的根源。掌权的中产阶级行于中道或者是近乎中道，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

 

《5-3》。亚氏认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自有其不同的维持方法：为维持平民政体，平民们应“随时出而为富户辩护”；为维持寡头政体，“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易言之，在贫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人的利益；在寡头政体中，应该注意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

  一言以蔽之，政体必须保持平衡。政体的不平衡如果经由量变之后跟着质变，就会发生政体的变革。“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也可引起政体的变革。这可以身体为喻：身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身体终必衰亡……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发育。基于此，共和政体的维持就必须同时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保持平衡。^[2]

 

《5-4》。但是。亚氏没有认识到人性是可变的，人的理性和思想行为，是会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思想意识的表现。当一个中产阶层的人爬到上层成为统治者后，他就变成为统治者，他此时的利益就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致，他不会愿意再为代表中产阶层的利益而得罪统治阶级，使自己可能失去更大的利益和特权。

 

《5-5》。反观中国的现状，在经济上，有500~1000个太子太妹们极富的权贵既得利益家族集团，他们贪婪的暴富的掠夺国家社会和广大（贫）平民的财富。他们的财富超过70%的GDP，他们贪污腐化、骄奢淫逸、肆无忌惮。中产阶级弱小而贫困。广大民工、失业者、低低入者是无权的被剥削压迫的底层民众。在政治上，这些权贵家族集团占据中国党政军经高层，官员和政府的公权力成为保护权贵权益的工具和代言人。因此，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只能是，有效而适当的抑制和削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加速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壮大中产阶级。政府应实行“中庸之道”，即符合社会公正的、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平民的政治改革，改变“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任何时候，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先进力量和主力都来自各个社会的中间（产）阶层，它才是积极地发明、利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不是工人阶级或者资本家，而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技工和管理人员等。

 

《6-1》。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奴隶社会发展转变到封建社会，不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是中间阶层中的自由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结果。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地主阶级的财富大量增加，社会生产力大大的提高，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大大的扩张，而奴隶主—奴隶的生产关系因生产力低下而逐渐萎缩，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也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当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财富扩大到成为社会的主力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王朝于是建立起来，从而使上升的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的奴隶主—奴隶生产关系。社会于是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转型完全是先进的、高生产率的生产方式发展壮大而取代落后的、低生产率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而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从旧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和平长入”的，是从中间阶层发展出来的。在奴隶社会，奴隶的暴动改变不了奴隶制，他带来不了新的生产关系，它是保持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保守、落后的力量。只有处于奴隶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中的地主—农民才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转变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4][5]

 

《6-2》。再来看封建社会是如何发展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据作者新的社会发展观和新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观点^[1][3][4][5]，比如，以封建专制社会为例，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组成是地主阶级与贫雇农，这一对“反质型”矛盾^[1][3]是不弃不离、同生共死的存在的，它们共同的依附在庞大的中间阶层（手工业，商人，小生产者和职员雇工，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等）上，才能“三位一体” 的组成一个橄榄形的稳定的封建社会。农民不可能打倒地主阶级而组成一个稳定的只有农民没有地主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是在封建社会中“和平长入”的，是由中间阶层（工商业）的发展来进行的，他们才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封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待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到足够强大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对矛盾体就会取代封建王朝政权成立资产阶级政府。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壮大发展到统治地位，使落后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方式逐渐萎缩缩小，最终退出社会历史的舞台。同样，在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无数次暴动，并不能改变地主—农民的生产方式，而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他们是旧生产方式的维护者和保守力量。当农民暴动成功推翻旧王朝之后，暴动成功的领袖就会迫不及待地建立新式封建王朝。于是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开始一个新的轮回。因为农民暴动后，农业生产还是原来的牲畜配合人力的耕作方式和耕作工具。^[4][5]生产力既不能因农民暴动而改变，生产方式也只能维持原样。暴动后的新王朝只可能暂时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6-3》。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庞大的中间阶层（小业主，广大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人员，各种职员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只有与这庞大的中间阶层上相结合，才能形成“三位一体”的橄榄形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列宁说：“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是由纯粹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两极”所组成。因此，实际上，每一种社会都存在着3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3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即过去残存的，现在为主的，正萌芽发展的），其中有一种是现在的主要生产关系。比如，在封建社会，主要经济产业是农业，主要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和贫雇农，但是也存在有奴隶社会的残余，比如地主贵族家庭中的家奴等。也有正在进化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小手工业和工商业。因此，每一种社会在其纵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三位一体”的生产关系—过去的残余体、现在的主体、和未来社会的萌芽，主体生产关系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弱小的先进的新生的生产关系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时，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就会逐渐被取代，萎缩退化成为次要的生产关系，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退出社会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发展和继承的规律。正如人的家庭中的父、子、孙的“三代同堂”。这不是儿子消灭父母后才能存在的过程，而是儿子壮大以取代衰老的父辈的过程。

 

《6-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主要产业是工商业。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除了军事工业外，大资本家与垄断资本家所最关心的是超额利润和扩张市场，他们较少关心发展新技术，在政治上厌恶民主法治。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逐渐在20世纪初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同时，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推动经济政治发展和转型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广大的中产阶层，即中小资本家、科学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中层管理人员等。他们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只能以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经营管理，才能与垄断资本竞争，在政治上争取民主法治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发展，消除了城乡、工农、地区3大差别后，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就是社会主义成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萌芽（和平长入）。前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变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即信息网络社会时代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农业的产值一般都占其国民总产值的25%以下，而服务业、知识经济、金融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为管理阶层与雇员和投资者的矛盾。在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的最大骗子麦道夫（Medoff）骗取了几百亿美元，而他没有投资1美元，他不是资本家，而是经纪人CEO^[5][6].

 

《6-5》。社会和生产力是如何进步和发展的呢？不是社会中所有的矛盾双方互相激烈斗争或者社会中主要矛盾双方激烈斗争的结果。而是社会中‖小矛盾（小不平衡）Þ 小统一（小平衡）‖， 这种多次的量变而最后达到质变的结果。矛盾双方激烈无休止的斗争只会使社会衰弱、分裂、甚至崩溃解体，而不可能使社会和生产力进步和发展。矛盾双方最激烈的斗争形式莫过于战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那一次战争让社会和生产力进步和发展了呢？战争本身就是破坏、毁灭、死亡。有人胡乱鼓吹，不破不立，多难兴邦，乱而后能治。把破后之立、乱后之治归功于之前的破和乱，这是完全错误的。破后能否立、乱后能否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59年庐山会议应该纠左，却变成继续反右。文化大革命乱了3年之后，69年中共9大就应该停止文革内乱而恢复生产，然而文革动乱却继续搞到76.10月毛泽东逝世之后才停止。可见，从破到立、从乱到治之间，如果没有某种机制、力量去推动、纠偏和改正错误，这个进步的“立”的过程是不会自动、必然实现的。更荒谬的是所谓“不断革命论”的提法和理论，说文化大革命要每7~8年搞一次。果如此，“不断革命论”就是不断破坏、动乱直到社会崩溃为止的谬论。

 那么，社会和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呢？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间（产）阶层中的矛盾某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或发展，然后带动社会各个方面在不破坏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平衡协调的发展。于是社会在 [不平衡↔平衡]的微小震荡中发展前进。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总是懒得化力气发展生产力的，而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又无力发展生产力。所以，只有社会的中间（产）阶层才是改进、发明、利用、推广生产力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

 

《6-6》。革命、战争、农民暴动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总地来说，就可能是起一种减压阀的作用。有人鼓吹说，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是错误的。无论是战争，或者广泛的农民暴动本身，有时是社会矛盾激化到对抗性的结果，有时是民众为战争发动者的信仰、口号所煽动的结果。所以战争本身就是破坏生产和减少人口。在农业社会，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人口大发展后在大天灾时引起的饥荒。如果某次战争后的统治者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和发展生产，该次战争就起到了发展生产的一些辅助作用。

 

《6-7》。结论：可见，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主要成分和先进积极的力量是该社会的中间（产）阶层。中间阶层在人数上占社会总人数中的多数，在经济上也是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这就是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实行“中庸之道”的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和结论之所以产生偏激和错误，是因为将社会两极的次要力量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主体。可见，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等观点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1*。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一种旧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能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消灭，而只能逐渐被顶替。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 

   2*。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力量也是错误的观点。而由此推论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错误更大。所以掌权后的共产党并不是推进生产力进步发展的先进力量，最终会成为阻力。这就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  

  3*。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拙墓人，这结论更为谬误。作者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 》^[1]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一对反质型矛盾，同生共死，谁也离不开谁。正如奴隶不能成为奴隶主的拙墓人、农民不能成为地主阶级的拙墓人，其道理是同样的。.^[5][6]所以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其上层就变成新统治阶级。  

   4*。社会历史上还没有阶级整体被直接消灭的现象发生，而只能逐渐被取代而衰亡。因为旧的生产关系是被新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而衰亡的。但是，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地位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能转变的。 

  5*。2002年，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16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即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在于，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的“专政党”或者说“执政党”，如果不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合乎“中庸之道”；即经济上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的经济，使其成为主体；政治体制不能代表、保护、壮大中产阶层的利益；那就没有什么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可被代表，就只能代表少数落后的买办、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为他们服务；中国现实完全证实了此处的观点；而“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成为忽悠人们的假大空话、

 

【七】。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是违反“中庸之道”的，这是毛泽东犯一系列重大政治错误的思想根源

 

 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也就是老子的“守中”。这是“道”与“儒”的相通之处。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处于中间地位和中间状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而大人和小人的本性就是不守本分，不安于位，走极端。许多大人是“贪得无厌”，权名利色各种欲壑难填，利用权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肆无忌惮。许多小人是“一无所有”，“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所以小则“偷鸡摸狗”，“鸡鸣狗盗”，大则犯上作乱，也同样是肆无忌惮。

《7-1》。这里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老子的“守中”、孔子的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与毛泽东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8] 的观念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在老子、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念中认为：“中间体”是最稳固的最持久的最适宜的最中正的。其“中庸之道”的思想是最道德的最理性的，所以两极应以“中间体”为依附，共存共荣，不应损害中间体。就是说，大人和小人都不应该损害以君子为代表的中间体。两极的变化发展应符合“中间体”的发展的需要和走向，不应各自畸形发展。“中间体”的发展走向决定了事物总体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所以三老（圣）都主张走中间路线。因此可以说，“中庸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不无道理的。

 

《7-2》。而毛泽东所说的的“左中右”观点是服从于他的“一分为二”^[9] 的“斗争哲学”观点的，他的“斗争哲学”^[10] 是以不择手段地战胜和消灭其对立面为目的的。所以他不是要使矛盾的两极依从和符合于中间体的现状和变化发展，而是要不断地将中间体分割，即不断地对中间体“一分为二”，不断地使中间体向左右两极分化，特别是要迫使中间体投靠自己的（左的）一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和消灭他的对立面，从而扩大他自己的势力和威权。所以他认为走“中间路线”是右倾投降，是尾巴主义。所以他要将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提拔到最高层成为自己的打手和应声虫。请注意，毛泽东讲的是要争取中间派，就是要把中间派拉到和控制在自己的一边，是要使中间阶层的利益服从于自己狭隘的利益。而不是自己应向中间派靠拢，以中间派利益和发展方向作为整体的利益和发展方向。这就是毛泽东掌权时期社会的批判斗争打倒等运动不断的原因。虽然他也高呼的“团绝95%大多数”，但因几乎每年都搞打倒、批判运动，其累积效果是使大多数中间派都被打倒批臭，而不断地“一分为二”的最终结果，就是他将除自己身边的几个人之外，将所有其他的人视为异己或敌人逐个打倒清除，最后落到自己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毛泽东时代历年所搞的斗争会、批判会、游街示众、戴帽子、群众监督劳动等等所谓的反面教育，以及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其目的都是恐吓威胁分裂广大中间群众，逼迫他们向左转，都听毛泽东的话，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以便使他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以他划线。凡是追随他、拥护他的人就是左派、革命派，凡是怀疑他、反对他的就是右派、反革命派，就要被打倒。这就是他的“一分为二”观点的实质。

《7-3》。据说，毛泽东看得最多的书是<商君书>，他对商鞅 “以弱去强、以奸驭良”的主张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从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到以后的各种运动，都是发动和利用坏人整好人，劣币逐良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死前，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手法。在文革10年中，关闭了所有大学，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让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领导一切。物以类聚，只要看他的亲信，康生、柯庆施、谢富治、四人帮、波尔布特就可知道毛的为人。毛泽东当政26年带给中国最大的灾乱和后遗症，不仅是将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是摧毁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正义感”和“良心”。“造反有理”变成了“以革命的民义斗人、侮辱人、打人、杀人”有理。错了也无人有内疚道歉悔过之意，他才是死不悔改的独裁者。傅纪辉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改造成了"七无"，即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赖、无美。毛时代的夹边沟、北京大兴县的屠杀、湖南道县的屠杀、全国各地对5类分子的专政、3年困难时期饿死千万人等，这些血淋淋的惨剧，摧毁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良知和良心。结果演变成现在的黑煤窑、黑砖厂、艾滋村、癌症村、血汗工厂、毒奶粉、假疫苗等。中国现在的这种道德的危机和转型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阻力。而道德危机更难解决，可能要花费2代人以上的时间，只要看看现在权贵富二代的“富贵而骄”的道德水平就可见一斑了。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为了除去他自己的“政敌”，而对人民内部也长期实行“斗争”、“专政”、“小人之道”的恶果。

《7-4》。所谓“乱世之枭雄”其实就是“小人之道”的高手。所以，在夺权、打天下、除政敌的斗争中，如果讲“仁政”，实行“君子之道”，就难免自取灭亡。但是，如果对自己人、对朋友不实行“仁政”和“君子之道”，同样，也会走向失败。作为“治世之能臣”，主要应用“君子之道”，才能达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在有争权夺利，特别是能导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是各有用途的，前者用于对自己人和朋友，后者用于对敌人。在“破”和“立”的过程中，一般“破”较适用于“小人之道”，而“立”一般适用于“君子之道”。“斗争分化瓦解”用“小人之道”，“团结合作统一”则用“君子之道”。只有自己是小人，才会将所有不愿作自己奴婢的同僚和战友，统统作为敌人赶尽杀绝。勾践、朱元璋、斯大林均如此，毛是他们中的集大成者。毛泽东一生都在寻找敌人、打倒敌人，所以一生都在斗争，都在应用“小人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跟自己周围同志的关系，实质是君臣关系、主仆关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跟“亲密战友”林彪的关系，也是如此。毛跟林彪搞“阴谋诡计”，玩“请君入瓮”的把戏，林彪不愿走刘少奇的“君子之道”老路，用破釜沉舟的办法拼死一搏，造成“一死一重伤”的结果。这才打乱了毛泽东家传天下给江青毛远新的步骤，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能提前结束。世界上没有天下无敌的高手，总有克星，一物降一物。商鞅秦始皇都是死于小人之手。君子之道也多有“道不行”的时候。所以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圣人在于有君子之心，而慎用小人之道。能人在于善用二者。

 

《7-5》。“中庸之道”不是搞调和、折中，而是要维持事物本质的和主体的稳定平衡协调的发展。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 两极的片面畸形发展，这会造成事物整体不平衡的发展，长此发展下去，该事物就会因发展不平衡超过限度而破坏或衰亡。只有两极和中间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均衡发展时，才能平稳的由量变发展的质变。“中庸之道”既说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主体；也说明中间阶层是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还说明社会的发展要维持相对平衡协调地共同发展，而不可偏废或者偏重一方或某几方。 

 

《7-6》。 现在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存在着广大的中产阶级。这些国家的利益和发展趋向，最终会取决于广大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选票。这样，贫富两极的矛盾就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倾向和利益。而从前和现在的共产党的国家则强调先锋队和工人（或工农）代表的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打击中间阶层的利益和地位。这就是从前各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难得稳定和谐的原因。也是该社会无法持续发展的原因。^[3]

 

【八】。人性的各种类型与“中庸之道”和“小人之道”的关系 

 

 《8-1》。不管人的性格有多少种类和差别，但每个人的为人处事处世的态度、观点、手段都会通过其思想和言行表现出来，这都是人性从动机到社会效果的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抉择，一个人作如何抉择，主要取决于其性格。作者在《对人性一些看法》^[5] 一文中，将人的思想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分列为8种原生型，而任一动机和任一效果的配合可以结合成64种类型，正如八卦中的64卦。这64种类型中，那些类型合乎“中庸之道”，即“君子之道”呢？那些类型合乎“大人之道”和“小人之道”呢？对人性的动机和效果的各种原生型分列如下：^[7]

 

A--动机组：A 1--利己;  A2--利人;  A3--损己;  A4--损人;

    A5--利己利人;   A6--利人损己;  A7--损人利己; A8--损己损人; 

B--效果组： B1--利己;    B2--利人;    B3--损己;   B4--损人; 

    B5--利己利人;   B6--利人损己   B7--损人利己; B8--损己损人;

   1*。“中庸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忠恕之道、仁道，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理性之道”。君子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其中最完善的君子就是极少数的圣贤，如孔子、老子、耶稣、佛祖等，这相当于A6B6类型。在一般情况下，A2，A3，A5, A6,配合下面的B2，B3，B5，B6等16种配合符合“中庸之道”，即“君子之道”。其中A3B3型应属于自杀、自残、忧郁症等解脱性思想行为。

 2*。“有德少才” 者的“君子之道”。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而从效果来看，君子也会犯错误。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所以君子只要改了过，就像“日月蚀”一样，蚀后仍然光明，君子改过之后，仍是君子。这种情况相当于A2,A3,A5,A6,配合下面的B1，B4，B7，B8而能得出16种类型。这是君子中的大多数。

   3*。“无德有才”者的“小人之道”。能不能有不好的动机行为而能在合乎某种时势下得到好的效果呢？这些情况是大有机会出现的。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可见一些“大人”或“小人”对某些欲望的高度追求，通过其本身的“才智”与外界形势很好的配合，有可能对社会产生有利的效果。这种情况相当于A1，A4, A7，A8与下面的B2，B3，B5，B6等16种配合的类型。“乱世之枭雄”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也是小人可变君子的一种途径。

  4*。“无德无才”者“小人之道”，即道道地地的“小人之道”。而A1，A4，A7，A8与下面的B1，B4，B7，B8等的16种配合符合“大人之道”和“小人之道”。前面已经说过，“大人之道”与“小人之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大人”和“小人”在社会政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一般“大人”为上层社会的人和统治者。一般“小人”为下 层社会的人和被统治者。其中A7 B7的配合是最地道的“小人之道”。

 在任何社会中，君子总是多数，小人总是少数。所以上面前二者的总数多于后二者。

  当然，以上只是粗略的分法，其实可以对以上64种中的每一种类型进行评估、解释和定性，正如对64卦中每一卦进行定位和解释一样。但作者既无此能力，也太繁琐。

 

《8-2》。性格是人性中的骨干，性格在从A到B过程中的作用。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一个人的动机与效果之间之所以出现差异或者截然相反，主要取决于他的性格，即其为人处事处世所形成的的态度、手段、经验、价值观、是否感情用事和理性，是否合乎中庸之道等等。因为一件事在长期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一个人作许许多多的抉择，而性格在抉择时起主导作用。据说，一个人的性格的40%源自基因，60%源自生活环境。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经济条件、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性格有稳定性而不易改，原因在于它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混为一体。许多人的行为不易改掉，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它不好，而是因为他在人的潜意识里已经成为条件反射，成为一种难以自控的习性。

   对人的态度是性格中的重要部分。总地来说，一个人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佛教讲：“吃亏是福”，这些当然都是“中庸之道”。佛教对小人作坏事应得的报应讲到的最多，什么“地狱”、“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等。然而小人仍是“无所忌惮”。为什么？因为小人作坏事都有“侥幸心理”，即赌徒心理。再有一种就是亡命徒心理，“活着干。死了算”，根本不在乎任何后果和死后、来世的报应。

 如果一个人的性格近乎“理性”和“中庸之道”，他行为的动机和效果的差距就会减小，因为其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抉择不会轻易走极端。

 君子“中庸之道”的性格是，比如，子绝四 --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怨天，不尤人。再比如，成功不骄失败不馁；知足而不无为无求；思路能够适应环境；坚定而不固执随便；自信而不自亢自卑；勇敢而不鲁莽懦怯；失意而不自暴自弃；施恩而济急不圖報；剛強而不霸道懦弱；挫折而不怨天尤人；慷慨而不揮霍吝嗇，等等。

 

《8-3》。为什么随着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和的进步，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不是提高，反而降低了呢？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达之前，因为人类大多数人都是靠小农经济过着自给自足和与世无争的生活。大多数人较易于成为“无争无求无忧无怨”的君子。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孔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而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工商业社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物质完全靠交易，不可能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做到“无争无求”。而商场如战场，在交易中作君子就等于做“冤大头”，人只能在“小事情”或者个别事情上做到“吃亏是福”。因此，在现代的“你争我夺”的社会里，按古代要求的真正的君子实际上已是绝种了，但是正如孔子所说的，一个能够做到对社会亲友和旁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和不做“损人利己”的人，或许就可以算得上是现代的君子了。但是，在任何社会，好人和君子总还是占大多数的，坏人和小人总是少数，也许古代和近代社会中的君子和小人的比例上和程度上有所差别吧。

 

【九】。在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上，政坛和财坛以及各种斗争的场合，得势的总是“小人”，失势的总是“君子”，大人统治君子，小人欺侮君子。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开始，自从人们有剩余财产可被掠夺后，凡是在有争夺斗争的场合，比如，战场，官场，商场，名场，情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人得势。

《9-1》。在人类社会里，在无财利可供争夺的原始社会，尧舜禹汤都可以实行“仁政”，即“君子之道”。为什么从开始有剩余财产的奴隶社会起，汤就传位给儿子，统治者就不实行中庸之道，而民众中的小人就不奉行中庸之道呢？当权者和富人都由大人变成为小人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帝王公卿都实行中庸之道，他们只有不当帝王，而当老百姓，或者被其有野心的大臣废弃或杀掉。臣子和官僚（公卿）如要实行仁政，奉行中庸之道，就不能压迫掠夺老百姓，以为自己和政府或朝廷聚财了。人类社会自从有剩余财产起，就使有权力的人产生不劳而获掠夺他人财富的强烈欲望和行为。社会财富愈多，有权势的大人的掠夺聚财的欲望愈大，手段计谋愈多。孔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说明君子和小人的为人之道是决然不同的，许多君子因“为仁”，所以贫穷，只能像颜回一样，“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 而要发大财的富人和有权势的大人们，就能够“依仗权势使计谋，巧取豪夺，或与官方勾结压迫剥削” 他人。另一方面是“肉食者谋，肉食者鄙。” 就是说，官员、学者、富豪们成天“吃饱了，没事干”，琢磨着算计别人。小人则鸡鸣狗盗，作奸犯科。但是历史是个不可逆过程，时光无法倒转。所以，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退回到无财可争的原始公社。

 

《9-2》。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后，就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斗争。如是，凡是在有争夺斗争的场合，比如，在战场、政场、商场、情场、功名场等等，都是小人得势（志），因为小人会使用卑劣的手段：欺诈狡猾，阴谋诡计，两面三刀，口蜜腹剑，出尔反尔，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阳奉阴违，伤天害理，阴险毒辣，肆无忌惮。而君子又不齿于使用这些卑劣手段，所以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或者不愿与小人斗，敬鬼神而远之。而那些“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得胜者的小人们，在心理上也与君子完全不同，他们往往美其名曰：“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丈夫能屈能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等。君子却恪守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者“宁为玉粹，不为瓦全”。所以君子只会作悲壮的英雄，作得势的枭雄是极少的。

 也许成为君子或者小人，还与其DNA的遗传有关，与其出身和经历也有关。因为遗传、出身和经历的综合作用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几乎左右着人的命运。但是性格本身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一个人的性格中，往往有刚柔、勤奋与懒惰、慷慨与小气等优劣两方面共存。另一方面，一个人的优点对处理某些事情是优点，而对处理另外的事情却成为缺点。因此，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是他能否运用好自己的才智和经验，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去为人处事处世、顺势顺时和把握时机，以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

 

《9-3》。从奴隶社会开始，当掌权者可用权势压迫别人和掠夺别人的财富时，为权势出谋划策的“小人之道”就愈来愈多，使君子愈来愈难为。毫无礼义廉耻的骗人坑人害人欺人整人控制人的旁门左道，如孙子兵法、斗争哲学、厚黑学、计谋学、博弈学、36计等为大人小人们提供了作奸犯科和侥幸冒险的动机和手法。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盗亦有道；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等等手法不计其数。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在斗争的场合，利用外界的形势和己方的条件，使用何种（非正常的）手段，以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这些当然都是些非“中庸之道”。老子：“智慧出，有大伪”。所以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因此，凡在争名、夺利、争权等斗争场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君子，自然斗不过不择手段的小人，只能失败和吃亏。

  而在小人与小人的争夺中，愈是诡计多端和心狠手辣的小人愈能击败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有点君子气的小人。宋襄公要用 “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结果一败涂地。孔子、老子、佛祖、耶稣等圣人君子只能落得到处流浪、奔走呼号、劝导平民百姓忍受苦难、宽恕恶人，让恶人自会有恶报。激励好人死后能进极乐世界或者天国。孙膑与庞涓的故事告诉人们，当孙膑最初以君子之心对待恶毒的小人庞涓时，孙膑惨遭庞涓陷害几乎死在牢中。孙膑只有变得比庞涓更为狡诈和阴险毒辣时，才能打败庞涓。因此，对付小人只能比小人更为小人，才能战而胜之，或者取而代之。而不能用君子之道对付小人。另外，有权的小人比少权和无权的小人当然有更大的优势，范蠡懂得“功成、名就、身退，天之道也”的大智慧，所以免遭杀身之祸，文种贪图富贵，只能成为勾结的刀下鬼。有人说，君子对小人“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在现代人多、财多为患的社会里，小人、伪君子、有缺陷的君子的总和比真君子多得多，几乎到处有小人。现在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已经不是“邦无道，则隐”的时代。特别是在像过去史达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朝鲜这样的封闭专制独裁的社会里，想作古代的君子是无法生存的，只有死路一条。

 

《9-4》。中国古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人的要求分为3方面：即立功、立德、立言，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成功是靠时势和手段的有机配合，靠权术和阴谋诡计，而不是靠动机，小人和君子的区别主要在于“手段”，“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是指小人对使用各种恶劣手段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

 1*。立德者当然都是完全的君子，最优秀的君子，而且必有经典的立言以传后世。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有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比如，孔子，老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摩尼，耶稣等，他们都是万世师表，后世楷模，对人类精神思想文化的影响历经数千年仍存。

 2*。立言者在历史上就数不胜数，人类社会的文化历史都是立言者的言论写成的。圣贤、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三教九流等都可以立言。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的有价值而存留于后世的文献，也可以说都属于立言。君子可以立言论述“中庸之道”，“天道”。大人和小人也可以立言论述“王道”、“霸道”、“兵道”、“商道”、“斗争哲学”、诡道、甚至“邪门歪道”等等。

 3*。立功者可以分为两方面。A。一方面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理论和实践（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虽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中不乏小人和小人行为，但是他们各自在学问上取得的成就都是靠自我奋斗、灵感与创造性，他们与同行的竞争不是靠用不正当的手段贬低、损害和打败别人而取得的。他们只能脚踏实地的践行“君子之道”。他们的功绩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前进。B。另一方面是在各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在王位、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内政等的斗争中，人们在取得成就和立功的过程中，需要与人斗争，特别是在战争、王位争夺战和争权夺利斗争中，这种斗争往往是很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真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古代宫廷的情场斗争中，有时也很残酷。在这些斗争或战争中，取得胜利是第一位的。因此，争斗的双方都只能实行“诡道”，“兵不厌诈”，“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就是实行“小人之道”，在所有小人与小人的争夺中，往往是最诡诈、最“不择手段”者取得胜利。

《9-5》。其实，立功者的最重要的功绩应该是建立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好制度。中国自汉朝以来，就奉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宗旨，奉行人治，每朝的开国帝王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只为延续封建的“家天下”王朝的统治作一些政策上的小的修补。这是为中国大陆平原的自给自足的、相对稳定的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欧洲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起，由于受海洋和山城的特殊地理环境所限制，只能建立小的分散的城邦政权，为了保卫城邦或者发动掠夺的战争，需要庞大的城市自由民的参与，因此不得不就实行某种民主制，这就需要注重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典。特别是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由于封建王朝的式微。1688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现代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们所确立的“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基本原则，其实质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掌握立法权。这使以后欧洲各国的掌权者认识到只有建立一些好的政治制度才是一个政治家的丰功伟绩。这就是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弗逊等虽然算不上雄才大略的霸王伟人，但他们为美国建立了一套好政治制度和法律,成为他们永久的纪念碑，而为后世永久敬仰。

 毛泽东深知统治者建立制度的重要性，他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这是他对秦始皇的推崇。他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创立一个什么样的，百代都实行的新制度呢？消灭地主，建立集体农庄，消灭资产阶级
，搞国有化，那时斯大林已经作到了。而且已经“东风压倒西风”。于是毛想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制度
直接走向共产主义。1958年并亲口向赫鲁晓夫炫耀说：“我们粮食吃不完了，你看怎么办？”大牛皮半
年就破了。羞愧难忍的毛泽东在蛰伏了3年之后，当人民有几口饭吃时，他开始反攻倒算了。正好1964年
10月赫鲁晓夫倒台、以清除身旁的赫鲁晓夫为名，作为发动文革的借口，毛泽东想通过文革家传天下于
江青和毛远新，杀尽身边所有之前“同城一锅饭”的战友和秘书。并自演自唱10条路线斗争以标榜自己
是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他随意篡改历史，将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将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妄想成为十全
十美的千古一帝。林彪的死彻底地粉碎了他的美梦。文革也彻底的失败了。因此，毛泽东一生行“小人
之道”的唯一功绩，用他自己死前的话说，是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统一了中国大陆。毛泽东想将文化
大革命的斗争形式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基本的、典型的形式也破产了。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毛的想法
作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而所谓“抓革
命，促生产”，“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等，都是错误的政治口号和观点。生产关系
对生产力只有是否适应、是否阻碍的问题。

 

《9-6》。结论：1*。从古至今，在任何社会里，真正完美的君子，即圣贤，总是极少数。真正“唯利（权名色）是图”到“肆无忌惮”的小人也是少数。而中间的大多数人即是君子与小人的多方面的对立统一体。所以说，一个君子只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和在对待和处理大多数重大事情时实行“君子之道”，重要的是心存“君子之道”。而在某些情况下和小节上实行“小人之道”，而要“过则无惮改”。而小人则是本质上、大体上都心存和使用“小人之道”。小人也可能因某种目的和需要实行“君子之道”，也可能因某种成功或“顿悟”之后实行“君子之道”。佛教特别规劝小人变为君子，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君子立德、立言，君子坦荡荡，所以较容易得寿。小人立功、立言，绞尽脑汁算计别人，少数人
可能得权、财、色，满足短暂的胜利的快乐和欲望。但是小人长戚戚，多数人要面对和忍受失败的痛苦
和悲惨的结局。世界上没有始终不失败的小人。

 3*。有才的君子必须深知小人之道，只是不耻于作小人。第一；君子与小人是同处在社会中相对立相对比而存在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代表着先进与落后力量的矛盾和斗争，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第二；君子为自保，为防止受小人暗算，为警惕自己不至沦落为小人，必须深知小人之道。第三；君子为了正确地对待小人和帮助小人，必须深知小人之道。第四；君子在受小人损害时，为了反击小人，保护自己，应适当而有效地的用小人之道反制小人，也要深知小人之道。所以，不懂小人之道的君子就是“腐儒”。

 

【十】。以“一切人生而平等，即人权”为核心的的普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内容，是所有古圣先贤的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以普世价值为内容的民主法制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进步的体现。但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民主法制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只能仍是以“一切人生而平等，即人权”为核心的的普世价值观，但它应比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层次应更完善更高级。 

 

《10-1》。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快速和高度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大大的提高。一方面使社会财富、民众的教育水平、社会文明和社会福利大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以挽救资本主义，在一些杰出的、开明的政治家的带领下，和广大民众的参与、配合和斗争下，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实行了普遍的、不完善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它们是以普世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等）为内容的政治制度，该价值观的核心是“一切人生而平等” 。人权就是普世价值。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体制的“权力制衡”功能，由于占多数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参与，大体上符合优化决策原理，即“中庸之道”的运行特性。例如，美国立国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 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是用法治（宪政）来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机制。即便决策人物压根儿没有领教过“中庸之道”经典理论，甚至当事人思想失之偏激，这种体制仍然有可能提供大体上决策趋向于“中”的必然性。

 

《10-2》。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在全国范围里基本上消除了“工农、城乡、地区三大差别”，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这是成功地实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许多国家实行民主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动乱或分离主义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存在这3大差别。其次是有些国家还参杂着宗教、种族、语言的差别，使国家动乱不止。比如，加拿大，泰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

 

《10-3》。中国古代也早有“均贫富，等贵贱”、“劫富济贫” 等追求平等的说道，例如孔子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

 佛祖也主张“众生平等”。

 美国《独立宣言》中大声宣称：我们认为‘一切人生而平等’这一真理完全符合基督教的“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全体公民都天赋具有平等的地位”，“平民政治惟一的基本原则就是以个人的价值为根据，让所有人幸福生活的平等原则”。

 列宁斩钉截铁地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民主已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的历史潮流。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自由、平等、公正、博爱是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恩格斯曾经评价说，平等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刻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自然起着很大的鼓励作用。” 所以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实际上就是人权的进步发展、人人平等权利的进步发展、人人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进步发展。

 

《10-4》。以“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观是合乎现在各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是反对少数人对“权力”和对“财富”的垄断和掠夺的，是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一方面，现有的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民主法制的每一项的发展进步都是广大民众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成果。实际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和老板会喜欢民主自由制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虽然解决了“权利私有”的大问题，但是没有完善的解决“权力私用”的问题，就是“以权谋私”的问题，不能将政府首脑和官员的执法行政的权力完全锁在规定的笼子里，更不能将“垄断财富”者非法掠夺国家社会和民众财富的权力完全锁在规定的笼子里。因为这些制度都是在他们的强力影响和干预下制定出来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乱用权力，结果往往能够给国家社会和民众造成巨大的灾乱。这也是国家间产生战争的根源。美国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经纪人CEO们，如麦道夫（Medoff）之流贪婪的掠夺社会财富超万亿美元的结果。

 

《10-5》。随着民主制度愈趋完善，“掌权者”和“掌财者”以权谋私的机会就愈少。但是制度不可能堵塞所有漏洞。因此，只有当他们中的多数的道德水平提高到君子的层次，在思想行为上都能自觉地践行“中庸之道”时，才有可能基本上解决“以权谋私”的问题。就是说，完善的民主制度只能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基本上克服了道德危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实行。^[5][6]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一切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为核心民主制度，而不是废除它和不采用它，因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又返回到反动的落后的封建专制和法西斯独裁。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无可避免地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因此，民主制度就成为现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

 

《10-6》中国现在尖锐的“贫富对立”，就是有约500~1000个以太子太妹为首的官僚买办权贵集团，他们的权力是因为没有为民主法制所约束，以使他们能够轻易地掠夺国家社会和民众财富的结果。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口号，应该说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但是，其现实社会是连民众的“基本人权”和社会福利都得不到保障，中产阶级弱小而贫困化。现在共产党连用庞大的武力也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越维稳越不稳，甚至 “买菜刀”也要用实名制，并由北京传到上海，再传到广州，似乎将成为代代相传的“国宝”。在这种现况下，何来“和谐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恰恰是拒绝采用以普世价值观为核心的“法治民主”制度，和极力维持“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无法保护和扩大中产阶层及其利益的结果；即是违反“理性”和“中庸之道”的结果。

 

《10-7》。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家族集团之所以极力反对“人生而平等” 为核心内容“普世价值”，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现在还是处在“封建资本主义”阶段，人们的富贵等级基本上是由封建特权的地位来决定的，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尚有非常大的距离。就是说，封建特权势力还很强大，比自由资本主义的力量强大的多。这些家族集团所聚集的巨额财富不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而艰难取得的，而是依仗其家族的特权优势地位轻易地、非法地掠夺而取得的。因此，他们必然会反对以“平等”观念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而极力维护现有的“一党专政”，以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代代相传。

 不管“人权、平等”是否为普世价值，中国的权贵操控政府，长期对内镇压维权、武力维稳，对外到处树敌，这就是中国的“以人为本”和“和谐世界”？这能维持多久？

 

《10-8》。但是，由于每个人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千差万别，要求每个人之间的“绝对平等”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会使每人逐渐得到生存、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的平等权利，这是应该和必须做到的。社会主义者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是每个人能够自由、全面地的发展”，不就是“人生而平等”价值观的更高级体现吗？不就是比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世价值更完善更高级吗？所以反对“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中国官僚买办集团，实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

 

【十一】。人类社会中的掌权者和掌财者何时才能实行“中庸之道”？ 

 

《11-1》。人类社会的悲哀在于：是直到现在为止，社会文明尚未达到由有“中庸之道”的君子来领导社会，也就是说，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还都无法实行“仁政”。孟子在2500年前见梁惠王时，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孔孟之道植根于大陆平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2千多年来，重“义”轻“利”，要求统治者实行中庸之道的“仁政”，要求老百姓（小人）无“犯上作乱”，要求每个人都应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道原则。并极力赞美宣扬尧舜禹汤实行“仁政”的典范。但尧舜禹处在原始社会，老百姓没有剩余财产可以被掠夺，所以他们只能“与民同乐”，实行仁政。传到汤时，由于生产有发展，有了剩余物品。掌权者者就成为有权力掠夺压迫民众的统治者，奴隶制也开始兴起，所以汤开始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成为家族统治的王朝，尧舜禹汤的“仁政”，即“中庸之道”就成为不合时的宜破烂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以后再无“施仁政”的皇帝和统治者了。

 

《11-2》。再看西方文化起源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植根于海洋的海盗抢劫掠夺生活。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信奉“丛林法则”和重“利”轻“义”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耶稣看透了富人的贪婪，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告诫富人说：“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是人们还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不惧怕进不来天堂。从上到下，主导人们的生活准则就是“强权即是公理”和“弱肉强食”。由于从15世纪起，新大陆的发现、科学的萌芽和人们财富的增加，导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反对罗马教皇的黑暗统治，耶稣的“平等、自由、博爱”的人生信条逐渐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和信奉。它即是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而人们的接受和信奉它们也有利于抑制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再加上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激起的民众的反抗，迫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向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前进，也就是社会在向“理性”、“人人平等”和“中庸之道”的方向前进。这里，19世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20世纪罗斯福的新政和4大自由；和邓小平的初级社会主义将推动整个世界上的各国以不同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社会缓慢地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使人类社会文明和人类的思想行为也会逐渐走向“中庸之道”。

 

《11-3》。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仍然为少数人所掌控。他们不愿意跟平民大众讲“平等公正”，否则，他们只有放弃他们所拥有一切。现在危害各国社会民众和世界和平的根源在于各国都有少数人在政治上对“权力的垄断”，和少数人在经济上对“财富的垄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垄断资本家喜欢“民主法治”制度，他们都是被迫接受和阳奉阴违的，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贪欲，千方百计地诈骗掠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而各国现在的法治和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尚无法将“权力垄断者”和“财富垄断者”们驯服，将他们的权力牢牢地锁在规定的笼子里。随着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进步的过程中，一面完善“民主法治”制度，以便能将锁二者的笼子缩小。一面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会随着提高，就表示广大民众掌握的实权在增加。只有使大多数政治和财富的“掌权者”都难以做到“以权谋私”；而可能作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的君子时，社会只有发展到这种境界和高度，在上位者才有可能较普遍地实行“中庸之道”。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开始走向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社会。^[6] 作者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何处？》^[6] 一文中指出，只有当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克服了“能源危机”和“道德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逐渐走向真正的民主法治完善的、生产率非常高的、个人能够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十二】。“中庸之道”是现代人的生活快乐幸福之道，也是事业成功之道

 

前面说过，君子立德、立言，君子坦荡荡，与世无争，所以较容易得寿。小人立功、立言，为获取功名利禄，绞尽脑汁算计别人，少数人可能得权、财、色，满足短暂的胜利的快乐和欲望。但是小人长戚戚，多数人要面对和忍受失败的痛苦和悲惨的结局。而在现代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有保障和无生命威胁的条件下，践行“中庸之道”是现代人的生活快乐幸福之道，也是事业成功之道。

《12-1》。不仅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目标不一样，而且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目标也会随着环境、经历、学识、年龄和对生活的体念的改变而改变。人在年轻气盛时，往往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而在年老气衰、事业无成时，往往淡泊名利。孔子年轻时想做官，也做了官。在道不行时，想“乘浮桴于海”。最后，孔子对他的弟子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说，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不是一生不变的。

 

《12-2》。现代君子必须深知小人之道。对一个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作君子，因为在这“君子谋道而不为谋食所累”的时代，只要不作“权、财、名、色”等欲望恶性膨胀的奴隶，几乎可以做到无需作“损人利己、贪赃枉法、骄奢淫逸”的小人，将为自己的理性、幸福快乐和为社会谋福利统一起来，可以作一个堂堂正正、坦荡荡的君子。但是在这一切都靠交换的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也要会防小人暗算，以保护自己。所以君子也必须深知小人之道。必要时，还要以小人之道还击小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现今时代的君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12-3》。人们都敬仰世间的许多超人，他们是改变历史进化的旷世奇才、探索家，政治家，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豪杰、文学艺术大师等。这是许多年轻人和胸怀大志者们的人生追求目标。现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只要想读书，基本上人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而且，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这是一个可供每个人更多选择和机会的时代。智能也可以创造财富，不需要比力气，也不需要大量的金钱作资本去买机器、设备、原材料。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个人在事业上的奋斗成功几乎可以完全用“君子之道”，而不需要用损害他人或者使用欺诈手段的“小人之道”。只要一个人的创业有好的开端和发展前途，还可上市集资，将事业做大做强。

 比尔•盖茨的成功就是明显的例子。盖茨不但是编程天才，发明了世界最快的排序算法。在高中时就创立了盈利的Traf-O-Data公司，也是商业天才，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创业，而是和保罗•艾伦一块儿创业。拿破伦曾说过，“我的所有战绩可以被遗忘，但这个(拿破伦法典)一定不会”。可见拿破仑还是大有功于法国和现代社会的，算得上是干了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英雄人物。但是拿破仑好像说过，他一生真正快乐的日子只有7天。52岁时死在聖海倫納島。

 

《12-4》。对人一生中的最首要的、也是最低的要求是要知道保护自己和爱护自己。不能犯那种低级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错。1*。比如，有些心理不平衡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为了炫富、炫酷、炫勇、充老大、意气用事、打抱不平等而出车祸、抢劫、斗殴伤人，造成大错（罪），或者因情和某种失意失败而轻生。 2*。前面已经说过，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选择可以有多样性和可变性。人一生下来时，不会是坏人。而最主要的一条，是防止一个人，特别是在其青少年时期由君子变成小人。因为由君子变成小人容易，而由小人再变回为君子就难上加难了。 3*。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犯罪问题是与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的。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会逐渐走向更加“公平正义”，更广泛的实行“中庸之道”，定会减少犯罪问题。但是，犯罪心理与性格和DNA有某种关联，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关联有多大，未来能否用DNA疗法予以减弱或者消除，或者将犯罪心理弱化为犯错心理，就不得而知了。

 

《12-5》。孔子提出了人生在3个时期的三戒，值得每个人注意。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老子：“罪莫大于可欲。过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里，孔子和老子看透了人性的弱点，对人生在三个阶段中容易犯的罪过咎的看法，真是“君子所见略同”，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人在30岁以下的少年时，血气未定，精力过剩，偏激冲动而又不考虑成败得失，意气用事，易为外界声色犬马所诱惑而犯罪。在中年时，血气方刚，总喜欢跟别人攀比，事业成功时想胜过别人，压倒别人。失败时怨恨别人跟自己过不去，要报仇雪恨，使自己起死回生。这就容易犯过错。老年时，血气既衰，老想多得到别人的尊重关怀和孝敬，自己又常以过来人自居，摆老资格，不知后生可畏，看不惯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厌恶。用现代的观念来讲。就是“代沟”。所以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都是违反“中庸之道”的结果。可见，人的性格与其荷尔蒙的变化也有关系。

 

《12-6》。一个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不管是想过平淡幸福的生活，还是要追求某些精彩的自我表现，或者决心成就一番大事业，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在为人处事处世上，应修炼自己的言行尽量符合“中庸之道”。但是绝对不能不深懂小人之道，否则，就会吃亏上当，赔了夫人又折兵，为他人作嫁衣裳。无论他是从事科学技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等，都需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不可能靠一时的冲动、侥幸就取得成功。成功都是多次失败后改正错误的结果。

 当然，在现代的战场、商场、官场上，“纵横捭阖”、“虚虚实实”、“出奇制胜”、损人利己也可能有用武之地，但不可能长久广泛地运用而不失败。因为在现代社会，你所面临的不是一个敌人，而往往是有许多的竞争者，而且需要广泛的合作伙伴和团队，你或者可用“阴谋诡计”击败一个敌对者，但你同时会“犯众怒”而陷入孤立的境地。这就迫使一个要想走向成功的人实行“中庸之道”，与大家能够共存共荣。当然，这道理对垄断资本家、诈骗犯和依仗特权的人来说，算是例外。

 因此，任何人事业的成功之道都没有捷径可走，机会只给那些准备了充分条件的人。对于如何创业，想成就大事业者，应该理性地去规划，在实行过程中要善于及时的调整计划和实施方案，所谓“多谋善断”，就是要用理性作抉择，坚持奋斗到最后。下面简要地谈几个重点。  

 1*。首先，知己知彼，选对目标，抓住机遇。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确定你所选定的目标是你的爱好、兴趣和追求某种有益于社会事业的理想呢？还是为了满足你对权、名、才、色等的个人欲望？如果是后者，将很容易变成为自私自利和不择手段的小人，就会频繁的与他人的利害发生冲突，难成大事，人生也难以快乐幸福。

 2*，如果是为了追求某种理想，就应全面了解认识自己、对手和环境。扬长避短，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杨振宁初到美国时，决心主攻实验物理学。在导师的启发下，和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美国同行的实验能力远超自己，而抽象思维能力远不如自己。后来改为主攻理论物理学，而与李政道一起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世界上没有目标的人在为有目标的人达到目标提供条件。弄清自己需要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作任何事，总是“祸福相倚，得失相随”的。

 3*。一个人在完成事业的过程中，要经得起失败和成功地考验。学会自我调控。最适应于改变生存环境的物种，才能“适者生存”。要乐于帮助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4*。最后要坚持：丘吉尔：“成功地秘诀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拿破仑说过：“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北京青年刘伟，自幼失去双臂，从19岁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现在已经成了能用双脚趾演奏钢琴的音乐家，使“中国达人秀”的现场观众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得到了中外无数网友们的赞赏和敬佩。刘伟能做到的，有志者，事定成。

 

《12-7》。下面，介绍一下林语堂大师的生活态度作为参考。

 林语堂从来不掩饰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但他同时又喜欢道家的练达和超脱。在“中庸哲学“一节中，他这样说道：“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 在他看来，人生最佳的状态莫过于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之间的“半半状态”。他认为最快乐的人生是“恰到好处”的努力工作和享受生活相结合，对于“为工作 而工作”和过于慵懒闲适的生活，他认为都是过于走极端，不符合中庸的原则，因此是不可取的。

 他自己就是这个生活原则身体力行的榜样。他一方面勤奋写作，一直到70 多岁高龄还坚持笔耕；在高产的年代里几乎每年一本着作。那本着名的 “生活的艺术”，只用了三个月就写成初稿(700 多页)；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善于享受生活，对自然充满了天然的兴趣。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诗意情怀的中国人。生活对于他，是“七十年的快乐旅途”。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是鼓励人们无休止地与命运抗争，也不是让人尽情享乐，它告诉人们真正的快乐，是来自和自然与环境的和谐共存，顺之天道，在自然的状态和过程中体会深刻的人生意义。这是怎样一种诗意的人生?

 清代學人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 里把这种生活状态描绘得很美妙：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正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绕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人生本來就是苦樂參半，绝无完美。「半半」哲學就是指這一種中庸的精神境界。

 

《12-8》。 民间流传的《不知足歌》，深刻地描绘了非“中庸之道”的人的生活态度。

 “终日茫茫只为饥，方得饱来便思衣。衣食两班俱丰足，房子又少美貌妻。娶下娇妻并美妾，出入无轿少马骑。骡马成群轿已备，田地不广用难支。买得田园千万顷，又无官职被人欺。七品五品犹嫌小，四品三品犹嫌低。一品当朝为宰相，又想神仙对局棋。种种妄想无止息，一棺长盖念方灰。”

 

《12-9》。结论：1*。一个人的一生无非就是随时随地在“祸福、成败、进退、得失、取舍”之间作选择或抉择。对于日常芝麻小事的抉择，靠其习惯思维。对于大事，就要经过缜密的思考分析，或许还要请别人参谋后，才能最后作出抉择。如何抉择，主要地取决于其性格。所以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是过去是否践行“中庸之道”所累积的习惯思想行为。

 2*。“祸福、成败、进退、得失、取舍”是相对的，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但要警惕“祸福无常，动辄得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物极必反”等突变。

 3*。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已经基本达到了“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时代”。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工作事业都可能有几种选择。现在即使搞政治，像华盛顿、杰弗逊、小罗斯福等，也可以实行“中庸之道”。当富豪，像比尔•盖茨一样，将所有财富死后捐赠给社会，这也是“中庸之道”。

 4*。因此，每个人在作为人处事处世的抉择时，应该牢牢地记住许多合乎“中庸之道”的为人处世处事的古训。如，“祸福相依、成败相伴、得失相随、天道无私”，“天道酬勤”，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退一步海阔天空”，“施比受更有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无为“欲望、不知足、贪便宜、舍不得”等情感所左右，领悟“知足常乐”的真谛。

  作为现代社会的君子，应该有两手。一方面心中应长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事处事作抉择时，应用理性尽可能作到“不偏不倚，去其两端而执中”的各种选择。另一方面，也要深知“小人之道”。在维护和扩大社会和自己的正当权益时，要善于和慎重地运用“小人之道”，比如投资生财避险之道等。将这两手适当的统一结合起来，善于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中作抉择。当然，对不同的人来说，利害轻重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因此，善于做抉择的人也就易于走向人生快乐幸福和事业成功之道。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张洞生：《“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 》。

 http://www.sciencepub.org/newyork/0103.York ScienceJournal,2008;1(3):51- 65.ISSN 1554-0200。 

[2]。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之道”学说的比较。读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有感

  作者：佚名 资源来源：阿巴的学术小博 更新时间：2007-8-28。

[3]。张洞生：老子《道德经》，孔子《易经八卦》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

 Academia Arena; 2010;2(1), ISSN 1553-992X.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1。 [4]。张洞生：《 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新观念》。

  [Academia Arena.2009;1(2):1-9]. (ISSN: 1553-992X).。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0102。

[5]。张洞生：《用正确的社会发展观解释：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初 

 级阶段？》

 [Academia Arena, 2010;2(4):](ISSN 1553-992X).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4

[6]。张洞生：《现今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何处？》

   [Academia Arena. 2009;1(5): :47-66].(ISSN: 1553-992X)。 http://sciencepub.net/academia/0105

[7]。张洞生：《对人性的一些；看法》。 [Academia Arena, 2010;2(6)](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6。 

[8]。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15。

[9]。毛泽东：”1957年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以后又多次加以论述和应用，并肯定：

 “一分为二”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来的。

[10]。毛泽东在中 共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指出

 “他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