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ABC已向中国人道歉？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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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广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是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最近，在其夜间节目“笑谈”上，一个五、六岁孩子说把中国人都杀了美国就不必还债，因此引发来自美国国内的华人和中国国内人们的抗议。
朋友发来连线，帮助我了解各种不同的反应。美国华人组织80－20已经正式提出抗议，指出播放这段“童言”实为种族歧视。就此，ABC向“华裔/华人”（“Chinese descent”）发了道歉。节目主持人也做了辩解性的道歉。
就像很多网友指出的，虽然“童言无忌”，但问题在于ABC毫无顾忌决定将那个看似现场播出，其实是事先录制的“Kids’Table”播出。
美国广播公司播6岁白人儿童为美政府支招：绕到地球另一边去，杀光中国人。
问题的关键是媒体。
有人把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视为“第四权力”，对“三权”进行监督。但事实从来都不会那么简单。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往往非常暧昧。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华盛顿特区的书 ——《这座城，两个党派和一个葬礼》（观察者网注：This Town，作者Mark Leibovich，2013年出版）就大量描述了媒体与政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甚至坦陈，出了这本书，自己就会被悄然“out”，因为他打破了其中的潜规则，会遭媒体同行的侧目。除了再次显露美国政治中心的游戏规则，此书也又一次证明，主流媒体真正的作用实在是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
我很少看电视新闻，但偶然也打开看看，作为了解。每次都发现四大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内容大多一样，连内容的顺序编排角度也大都雷同，包括那些少得可怜的“国际新闻”。甚至连所做的广告也都大致相仿：最近这些年基本上都是药品广告，高血压、心脏病、止疼、男性勃起问题，等等。这种高度一致说明什么？相信美国国内研究媒体的学者一定有大量“批评性阐释”，只是那些阐释对媒体本身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主流媒体上，顺应权力和资本者，嗓门就大，占有决定性影响的地位。
在主流媒体上，受60年代末的“民权法”制约，公开的种族歧视不但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甚至有可能引发诉讼的麻烦。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意味种族歧视在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里真正消失。事实是，作为建国“原罪”的种族歧视，尽管在不断地被克服中，但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继续深深地困扰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奥巴马当选总统，可以被视为种族问题上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政治不正确”的反弹。主流媒体取“政治正确”的姿态，基本不直面这些政治不正确的反弹。如此，多少给人造成美国似乎进入了“后种族”时代，种族歧视不再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印象。只可惜，很多时候作为“政治无意识”的种族歧视不但继续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大量存在，而且还时不时因势在舆论里抬头。
这次华人组织80－20对ABC的抗议，从反对种族歧视出发，在美国主流话语中，是政治正确的，因此ABC不得不作出反应，但无论是该广播公司或主持人自己的道歉，话语中充满矛盾：ABC只对“有中国血统的人”（Chinese Descent）表示歉意；Kimmel则辩解说自己并没有表示同意孩子“要杀某种人”的说法。这样的道歉法，显示出美国媒体（和社会）普遍坚持的另外一个“政治正确”，即：必须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不能随便向另外一个国家表示道歉，尤其如果那个国家被视为敌对或不友好国家。
为这个“政治正确”摇旗呐喊，很久以来就是掌握霸权话语的媒体的“天经地义”。只要是政治集团树立起的“敌人”，只要是负面的，怎么说都行，怎么说都有人相信，因为那样符合“国家利益”的政治正确。
如此“政治正确”由来更久。
1950年代，美国已进入“冷战”。在麦卡锡主义尚未完全占上风之际，有一位记者出身的学者Harold R. Isaacs，在一番研究和访谈后，出版了一本叫做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的书（直译为《我们脑子里的抓痕：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1958年出版）。作者在美国东北地区（当时高层精英的主要来源地）找了几十名来自政界，经济界，媒体界，教育界，宗教界的精英人物，就他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提问，请他们做反馈。然后作者将他们的反馈加以分类，联系美国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报道，分析这些来自精英头脑里的“抓痕”如何与来自媒体的宣传和报道有关，而媒体的报道又如何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相连，再反过来影响社会群体在态度上对中国和印度相应变化。
该书作者当时所认识到的模式，至今仍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中国（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的态度，基本以美国媒体宣传的“国家利益”为转移。几年前，在我开设的“中国与西方”讨论课上，有个学生选择考查“龙”这个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上是如何呈现的，并在论文中对这些呈现做了颇为仔细的分析。今天，如果有其他学生选择这个题目，他们会发现自己被狰狞的“中国龙”包围着，因为这样的呈现现在随处可见。不知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分析。（点击：观察者网近期制作一周图说，详解百年来西方媒体上龙形象的变迁。）
尽管在美国国内，对“国家利益”这一政治正确的霸权话语，一直存在怀疑和批判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基本不允许存在，因为“国家利益”似乎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由各类精英集团，以及被法国后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称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宗教、法律、政治、媒体、教育、家庭等维护着。
一个五、六岁孩子关于杀光中国人的“童言”，以及关于它的半遮半掩的道歉，都属于“国家利益”这一政治正确延伸出的人们脑子里的“抓痕”。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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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广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是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最近，在其夜间节目“笑谈”上，一个五、六岁孩子说把中国人都杀了美国就不必还债，因此引发来自美国国内的华人和中国国内人们的抗议。
朋友发来连线，帮助我了解各种不同的反应。美国华人组织80－20已经正式提出抗议，指出播放这段“童言”实为种族歧视。就此，ABC向“华裔/华人”（“Chinese descent”）发了道歉。节目主持人也做了辩解性的道歉。
就像很多网友指出的，虽然“童言无忌”，但问题在于ABC毫无顾忌决定将那个看似现场播出，其实是事先录制的“Kids’Table”播出。
美国广播公司播6岁白人儿童为美政府支招：绕到地球另一边去，杀光中国人。
问题的关键是媒体。
有人把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视为“第四权力”，对“三权”进行监督。但事实从来都不会那么简单。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往往非常暧昧。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华盛顿特区的书 ——《这座城，两个党派和一个葬礼》（观察者网注：This Town，作者Mark Leibovich，2013年出版）就大量描述了媒体与政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甚至坦陈，出了这本书，自己就会被悄然“out”，因为他打破了其中的潜规则，会遭媒体同行的侧目。除了再次显露美国政治中心的游戏规则，此书也又一次证明，主流媒体真正的作用实在是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
我很少看电视新闻，但偶然也打开看看，作为了解。每次都发现四大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内容大多一样，连内容的顺序编排角度也大都雷同，包括那些少得可怜的“国际新闻”。甚至连所做的广告也都大致相仿：最近这些年基本上都是药品广告，高血压、心脏病、止疼、男性勃起问题，等等。这种高度一致说明什么？相信美国国内研究媒体的学者一定有大量“批评性阐释”，只是那些阐释对媒体本身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主流媒体上，顺应权力和资本者，嗓门就大，占有决定性影响的地位。
在主流媒体上，受60年代末的“民权法”制约，公开的种族歧视不但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甚至有可能引发诉讼的麻烦。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意味种族歧视在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里真正消失。事实是，作为建国“原罪”的种族歧视，尽管在不断地被克服中，但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继续深深地困扰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奥巴马当选总统，可以被视为种族问题上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政治不正确”的反弹。主流媒体取“政治正确”的姿态，基本不直面这些政治不正确的反弹。如此，多少给人造成美国似乎进入了“后种族”时代，种族歧视不再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印象。只可惜，很多时候作为“政治无意识”的种族歧视不但继续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大量存在，而且还时不时因势在舆论里抬头。
这次华人组织80－20对ABC的抗议，从反对种族歧视出发，在美国主流话语中，是政治正确的，因此ABC不得不作出反应，但无论是该广播公司或主持人自己的道歉，话语中充满矛盾：ABC只对“有中国血统的人”（Chinese Descent）表示歉意；Kimmel则辩解说自己并没有表示同意孩子“要杀某种人”的说法。这样的道歉法，显示出美国媒体（和社会）普遍坚持的另外一个“政治正确”，即：必须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不能随便向另外一个国家表示道歉，尤其如果那个国家被视为敌对或不友好国家。
为这个“政治正确”摇旗呐喊，很久以来就是掌握霸权话语的媒体的“天经地义”。只要是政治集团树立起的“敌人”，只要是负面的，怎么说都行，怎么说都有人相信，因为那样符合“国家利益”的政治正确。
如此“政治正确”由来更久。
1950年代，美国已进入“冷战”。在麦卡锡主义尚未完全占上风之际，有一位记者出身的学者Harold R. Isaacs，在一番研究和访谈后，出版了一本叫做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的书（直译为《我们脑子里的抓痕：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1958年出版）。作者在美国东北地区（当时高层精英的主要来源地）找了几十名来自政界，经济界，媒体界，教育界，宗教界的精英人物，就他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提问，请他们做反馈。然后作者将他们的反馈加以分类，联系美国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报道，分析这些来自精英头脑里的“抓痕”如何与来自媒体的宣传和报道有关，而媒体的报道又如何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相连，再反过来影响社会群体在态度上对中国和印度相应变化。
该书作者当时所认识到的模式，至今仍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中国（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的态度，基本以美国媒体宣传的“国家利益”为转移。几年前，在我开设的“中国与西方”讨论课上，有个学生选择考查“龙”这个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上是如何呈现的，并在论文中对这些呈现做了颇为仔细的分析。今天，如果有其他学生选择这个题目，他们会发现自己被狰狞的“中国龙”包围着，因为这样的呈现现在随处可见。不知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分析。（点击：观察者网近期制作一周图说，详解百年来西方媒体上龙形象的变迁。）
尽管在美国国内，对“国家利益”这一政治正确的霸权话语，一直存在怀疑和批判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基本不允许存在，因为“国家利益”似乎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由各类精英集团，以及被法国后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称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宗教、法律、政治、媒体、教育、家庭等维护着。
一个五、六岁孩子关于杀光中国人的“童言”，以及关于它的半遮半掩的道歉，都属于“国家利益”这一政治正确延伸出的人们脑子里的“抓痕”。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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