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孙子生前感慨地说：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想起梁从诫生前的这句感慨。大约20年前，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这个组织低调、却富有标志性，它既是中国社会环境意识觉醒的开始，也象征了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是的，5年前的直接、或许不无激烈的变革方式失败了，能否通过一些微小、谨慎的行动，在新的、非政治领域，推进中国社会的渐进变化。

在梁先生去世的2010年，“自然之友”不仅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环保组织，它还催生了更多类似组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日趋强烈的环境意识，与他与他的同伴努力有关。

不过，对梁先生而言，失败感必定从未消退过。公众的环境意识或许提高了，甚至为此采取集体行动，环境的恶化却日渐严重，而人们的思考与行动仍是即兴的，它无法形成持续的压力组织。这个民族夸耀自己“天人合一”的传统，支配过去60年的却是“人定胜天”的逻辑。不管是“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发展”的年代，自然环境都是一个被征服、掠夺、漠视的对象。这逻辑也不难理解，倘若连个人都沦为某种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如此紧张与冷漠，你怎么可以期待人们突然对自然表现出特别关注；而关注发生了，倘若缺乏必要的组织，将意识持续转化成行动，这种关注也会变得苦涩、麻木、犬儒……

失败感或许也与家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有关。他的爷爷梁启超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尚能试图对权力中心进行变革，流亡之后，他们则创造了知识的中心，并在归来后继续参与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塑造，尽管当他1929年离去时，只看到一个日趋混乱的中国。到了他的父亲梁思成，他们不再能参与制度塑造，但他们设计了国徽，创建了中国的建筑学，致力于保住北京的老城墙、老建筑，他的命运则在文革的流放中结束。到了他自己，他仅仅希望在一个更狭窄的领域发声，这发声还要充满克制，他不能应对问题的本质，只能尽量作出边缘性的努力。或许在全球媒体中，他是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与象征，他的实际活动空间、可以实现的东西，却层层受限。

这也是个充满讽刺性的结果。此刻的中国一定大大超越了梁启超的想象。不管他的变法、宪政还是新民，他毕生的目标是一个获得富强的中国，这个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赢得她的尊严。当梁从诫去世时，中国的确是以21世纪的领导者的面貌出现的，“富强”的目标已经实现。

因为柴静的纪录片，我想起梁从诫的故事。唤醒社会的努力，它似乎既强大又脆弱，既值得尊敬，又让人充满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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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被老康忽悠了挺长时间，醒悟后巴不得狠狠打老康嘴***** -小宁波♂- ♂ (0 bytes) () 03/07/2015 postreply 09: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