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父母非常迷信，帮他取了“禤靐龘（xuān bìng dá）”这个名字。从小学起，同学就取笑他的名字，叫他“雷雷雷龙龙龙”。还有同学因为念不出他的名字，常叫他“呀”或“喂”。禤靐龘特别希望能改名。
昨天，身处舆论漩涡中的贺建奎，如期参与了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做了关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演讲，并接受了现场提问。
果壳整理了贺建奎的PPT和演讲、演讲后观众提问，以及一部分参会的著名科学家的评价，形成了这篇长文。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你了解这件事以及基因编辑领域，提供更多、更客观的信息。
文章第一部分为贺建奎演讲，着重于技术细节。第二部分为Q&A，大家提出了很多共同关注的话题，比如：
- 究竟有多少个胚胎被制造出来了
- 受试者是否完全知情同意了
- 孩子的长期随访怎么办。
贺建奎甚至透露，除了已经降生的双胞胎露露和娜娜之外，还有一位参与者很可能已经怀孕了。
本场会议主持人，罗宾·洛弗尔-巴奇，著名的干细胞生物学和生物遗传学家，在会后评价说：“我觉得也不是业界的突破，而是一小步倒退。”
今天，峰会组委会将发布一份公开声明，请跟果壳一起持续关注。
主持人开场白
我在此提醒大家，我们希望让贺博士有机会解释他在科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事情。请大家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发言。如果演讲过程中噪音和中断太多，我有权取消会议。
我想先讲一些题外话。在他接受我们的交谈邀约时，我们并不知道在最近几天将要爆出那样的事。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他已经向我发送了他将在本次会议中使用的幻灯片，但其中没有包括任何他现在将要讨论的那件事。我拿到的幻灯片中只有一些临床前数据，但没有涉及植入人类胚胎。
我还应该说我们承蒙香港大学主办此会，他们有允许言论自由的强大传统，我们遵守这一言论自由的传统。我想请贺建奎博士来到台上并展示他的工作。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有点混乱。请不要讲太久。
贺建奎演讲
首先我很抱歉，这一研究结果在我没在学术场合公布完整数据的情况下被意外泄露了，并且没有在本次会议之前进行同行评审。
这项研究已提交给一个期刊进行评议。我想感谢从双胞胎出生几个月前就已经与我们有联系的美联社，致力于从许多角度准确报告这项研究的结果。我也感谢我的大学，尽管他们对于这项研究的进行并不知情。感谢诸位与我分享这次演讲，以及感谢学界能够讨论这些数据并提供此论坛。
我将概述我们的实验数据，重点集中在人类和猴子。
艾滋病防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新感染率仍然比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0年目标高出3倍。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HIV仍然位列死亡原因前10。在非洲南部某些地区，由携带HIV病毒的母亲生出的未受感染的儿童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孩子在生命最初几个月感染HIV的风险比其他婴儿高出许多倍。
这是一个严肃的未解决的问题。歧视通常让传染情况更加严峻。
贺建奎展示了使用CRISPR/Cas9进行胚胎的CCR5靶向基因编辑策略。
其中涉及到的内容大致包括：
1，弄清楚CCR5和HIV
2，探讨CCR5基因对小鼠的发育影响
3，设计最佳人类sgRNA
4，在NHPs中开发精准的注射方案
5，将方案转化为人类胚胎+建立hESC以评估胚胎健康
6，调查NHP和人类胚胎的脱靶活动
在一些欧洲国家，高达10％的人口携带一种对天然抵抗HIV病毒的基因变异，它可以预防HIV感染。几十年来的临床试验让这个CCR5基因上的小缺失，成为被研究最多的变异之一，也是被研究得最清楚的基因之一。
我们首先在小鼠中探索CCR5基因敲除后的影响，以研究多代效应。如同预期，基因编辑的效率挺高的。我们建立了第三代CCR5敲除小鼠，我们通免疫印迹和流式细胞术证实了这一点。
93%的胚胎被编辑
组织病理学特征在心脏、肝脏、肺和胃中表现正常。在两项常见行为评估没有显示出差异。
然后我们开始评估引导RNA是否可以用于人类CCR5的设计。我们评估了7个，找到了一个有希望的引导RNA，可以定位到△32变异的开始位置。MIT特异指数（MIT specificity score）预示其不会脱靶。一些先前的发表成果在不成活胚胎等细胞系上评估了类似的引导RNA且没有检测到脱靶。
其中黄色高亮出来的，是识别出的一个有希望的引导RNA可以定位到△32变异的开始位置
这个引导RNA，sg4，在人类细胞系中诱发了最有效的编辑活动。由于这个目标位点在猴子基因组中保留，我们使用了食蟹猴（M. fascicularis）进行进一步评估。
使用的猴子是食蟹猴（M. fascicularis）
我们发现在更接近受精过程时注入Cas9可以提高编辑成功率，因为Cas9找到目标需要时间。通过实验观察，胚细胞率不受Cas9注入时间的影响。测序结果确认更早注入Cas9也减少了镶嵌现象。
为了更仔细地研究镶嵌现象，我们还对几个胚胎中的每个细胞进行了测序。编辑在1、2和3细胞阶段发生。
单细胞测序显示Cas9活性的持续时间较短
在Cas9能够迅速降解并需要时间来找到正确的目标的假设下，我们经过探索，发现通过在2细胞阶段进行第二次Cas9注射可以减少镶嵌现象。
我们扩大了样本的大小，并在亲细胞和各周期中观察到了变异存在。
挑战：跨周期，父母的批次间差异
然后，我们查看该做法是否可以转化在人类胚胎上。正如其他报道所说，Cas9是最有效的递送方式。
我们发现，在猴子的实验中，降低剂量也提高了疗效。根据2017年2月早些时候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基因组编辑工作室得到的建议，我们编辑了不能存活的胚胎并建立了两个胚胎干细胞系。通过染色和流式细胞术，胚胎干细胞标记物表达也是正常的。在14天的实验中，这种胚胎干细胞也形成了所有三种种系，这是安全性的标志。
贺建奎正在讲到建立健康编辑的hESC以评估全能性
另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是脱靶效应。胚胎编辑针对生命的单个或几个细胞阶段，任何脱靶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并可能通过整个身体蔓延。在成人基因治疗中，有脱靶的可能性，但其带来的健康问题相对更少。
我们在植入前通过胚胎的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评估脱靶。我们使用扩增方法来最小化假阳性率，以实现无偏覆盖率。其他实验室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但我们更进一步，通过对亲本基因组进行测序以检测特定胚胎中和亲本细胞中存在的脱靶风险位点，而不是参考其他基因测序的结果。
现有技术用于单细胞测序，胚胎脱靶检测
我们通过首先收集以前发表文章中提到的内容创建了一组脱靶目标。 我们添加了基因组位点，用于对可能的交付位点的无偏见评估。我们对CRISPR设计进行了计算机预测，用于错配引导的计算设计。
最后，我们导入亲本基因组，这提高了灵敏度，并允许我们检测每个胚胎特有的新风险位点。这些位点来自遗传的SNPs。
贺建奎正在讲到个性化的脱靶热点池的可视化
我们能够可视化个人化的脱靶热点池，每个胚胎10000个站点。我们使用全基因组测序来评估这些点，并通过单细胞测序验证一切发现。
我将在最后回顾有关露露和娜娜的测序数据。
在通过全基因组无偏方法鉴定的潜在切割位点中，没有任何一个在全基因组测序数据中被观察到。MIT CRISPR 设计的原始版本和2018更新版中的风险点位，在50个人类胚胎中均未发现任何活动。
我们研究了hESC细胞系中的脱靶，hESC细胞系源于编辑后的胚胎。我们虽然没有用父母提供的基因组评估胚胎，但是我们能确定存在一个潜在的脱靶。脱靶的部位是某个基因间区，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脱靶是由遗传造成的，还是编辑基因造成的。
上图，可以看到一对志愿者提供的19个可用胚胎的功效。我们在整个胚胎中进行了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全基因组测序，并没有识别到脱靶位点。
我们在一个胚胎的靶标位点上鉴定出6 kb缺失，这个缺失只影响CCR5基因，并不影响其他的基因。CCR5基因与其他基因的有一段间隔，可以降低大量其他基因缺失的风险。
我们通过评估嵌合读数和视觉确认来检测其他基因是否有大量的缺失。
为了脱靶检测，我们对双亲的基因组进行测序。母亲呈HIV阴性。父亲呈HIV阳性，但未测出病毒载量。为了防止感染HIV病毒，我们清洗了精子。第5天，我们从囊胚中取得了几组样本，以进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母亲怀孕期间拒绝羊膜穿刺术，我们通过取样DNA跟踪上述结果。最后，露露和娜娜正常降生了，并且很健康。
妊娠19和24周所取得胎儿游离DNA中未能检测到前述的潜在脱靶现象
两位婴儿降生后，我们测序了几种不同的组织。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我们发现两个被编辑过的囊胚中，一个出现了移码锁定，它能缩短CCR5蛋白，类似于天然保护性变异。另一个囊胚中的CCR5有一处框内删除。当CCR5被删除之后，有望破坏HIV结合位点附近的局部蛋白质结构。
我们告诉这对父母这意味着什么，也告诉他们可以中断植入试验或选择野生型胚胎。这对夫妇选择植入胚胎，母亲开始孕育双胚胎。
除了单一数据，我们将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告诉给了志愿者。数据的读数覆盖了80％以上的基因组。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了一个脱靶效应，脱靶效应发生在meg的基因间区中，meg基因区间离其他的基因较远，而且此基因区间没有编码RNA和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
我们告知志愿者可能有一个潜在的脱靶效应，但是他们仍旧决定植入胚胎。
母亲拒绝进行羊膜穿刺术，但是对囊胚进行连续cfDNA测序后，没有观察到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检测出来的基因间脱靶。另一个cfDNA测试也没有发现肿瘤基因突变。
婴儿出生后，我们用主要是婴儿血的脐带血进行深度测序。深度测序证实了在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cfDNA测序中观察到的基因编辑模式。桑格测序也证实了这一观察结果。
桑格测序结果与深度测序一致。左侧：内容同上一张，桑格测序标蓝；右侧：目标CCR5的编辑在样品之间一致
出生后，MiSeq深度测序和Sanger测序均未检测到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期间观察到的基因间脱靶。这表明这是单细胞扩增的假象，或者是发生在为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取样的少数囊胚细胞中的镶嵌脱靶。
为了对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我们做了100X脐带血，在胎盘上做了30X。在被测的基因组范围内，没有观察到脱靶效应，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基因缺失。
全基因组测序未发现大范围的删除
我们将继续评估基因链中的编辑效果，我们会通过受试者的血液样本测试HIV易感性，我们实验的生物安全水平将达到3级。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多个组织中的镶嵌脱靶效应。
我们计划在未来18年内对两个孩子进行监测，希望他们在成年后同意继续接受监测和帮助。
资深科普作者、长期从事基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动物模型制作与基因治疗等科研工作的鬼谷藏龙，对这段技术部分做了如下点评：
从PPT披露的信息来看，果然还是没有出现我很期待的“嵌合率”数据。一个比较违反直觉的事实是，直接在受精卵当中注射CRISPR/Cas9系统产生的后代在基因型上是“嵌合”的。因为基因编辑工具并不是一进入细胞马上就开始工作的，它需要一段时间来做“准备工作”，真正完成编辑的时候胚胎可能已经进入四细胞期甚至更晚了。因此这些孩子身上并不是每个细胞都能得到编辑，得到编辑的细胞也可能存在多种编辑结果。
理论上讲，要知道嵌合率，就得把胚胎或个体中相当多的细胞都拿出来做基因测序，不过这很可能会杀死胚胎或个体。在这个研究当中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其它那些做过基因编辑但没有移植的胚胎拿来做检测，以此估计那两个移植了的胚胎的嵌合率大概是个什么水平。
由于没有嵌合率的数据，贺着重强调的编辑准确率和脱靶率数据也就显得很苍白了。无论是少掉15个碱基也好，少掉3个碱基也好，都只能代表他取出来检测的那几个细胞或是那一些组织样本中占优势的基因型，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基因型在整个胚胎当中占有多大比例。此外，他所说的双敲和单敲其实也是在假定取样的细胞的基因型都一致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十分可信。
脱靶率自然也有这样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脱靶率的检测还有更大的问题。检测脱靶用到了一种叫做“深度测序”的技术，这种技术要求提供相当大量的DNA样本，可是在对人体不造成永久性伤害的前提下，获取的DNA的量通常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贺在测序之前经过了一步叫做“扩增”的步骤，简单来说就是把DNA复制许多份。但是他所用的扩增技术是会出错的，这些DNA的副本和原本并非完全一致，扩增得越多，错得就越多，因为错误的副本也会作为模板参与到扩增当中，在他的检测当中，DNA扩增的倍数少说也要上万亿，这会带来巨量的出错，导致产生很大的“测序噪音”，这些噪音很可能会掩盖脱靶的信号。
另外，他的脱靶检测只针对于软件预测的“潜在脱靶位点”，但是从最近的一些研究来看，脱靶发生的位置未必就一定在“潜在脱靶位点”上，但贺很明显忽视了这一点。
主持人问
Q
你选择编辑CCR5基因是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有效的基因。但是我们对CCR5和及其作用真的足够了解吗？你提到，有很多人甚至数以百万的人有自然的CCR5基因变异，特别是在北欧地区。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却不常见，这反映了要么这种现象从欧洲传到了这里，要么在中国这种突变没有被进化选择。我们都知道，CCR5突变可以抵抗HIV感染，但是它也会造成更复杂的问题。非常抱歉，这个问题过长了。请先回答这个问题。
如何考虑其他影响呢？具有CCR5突变的患者有可能更难抵抗流感，这对世界并非一件好事。
贺：我们选择CCR5的原因有几个。首先，HIV病毒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是致命的疾病。未受感染的婴儿接触到HIV病毒，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全球挑战了。在赞比亚和中国都有相关研究在进行。这些接触HIV而未感染的孩子，可能会在6到18个月大的时候遭受感染——这期间感染的可能性在0.5%-2.5%。和普通小孩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严重了。
而我们已经研究了CCR5基因几十年，进行过很多临床试验，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在知情同意书里，这些情况都已经标明。我们有一个1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监测项目。
Q
CCR5一定在免疫系统中有普遍的功能，而和HIV没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在全身范围内起作用，包括大脑，比如对下丘脑功能及其他大脑功能的影响。
你引用自己的研究表示，CCR5对行为和认知能力上没有影响。但是，几年前发表的论文指出，携带CCR5突变小鼠的认知能力得到增强。这就带来了问题，你是否在无意中造成了这种增强呢？
选择CCR5作为基因编辑的首要目标，你真的认为自己足够了解CCR5和它在免疫系统里的作用吗？
贺：首先，我反对使用CCR5来做增强。第二，你提到的研究，我读过这些论文，但我更相信实验室里独立得到的结果。另外，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最简单、被研究的最充分的基因开始，以便我们今后可以编辑多个基因，甚至更复杂的基因型。
Q
感谢你清晰的演讲。
应该会有人问到实验中的人数信息。比如，你一共让多少对夫妇知情了，你从每位母亲那里提取了多少卵细胞，你打算编辑多少胚胎，又有多少胚胎获得了正确的编辑，你往参与者体内植入了多少胚胎，有多少胚胎发育成新生儿出生了？
贺：总共有8对夫妻参与实验，1对退出。剩下的7对，其中……
Q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请问这些夫妇都是父亲HIV阳性，母亲阴性吗？
贺：是的，招募要求需要父亲HIV阳性，母亲阴性，以及还有一些年龄要求。所有夫妇都经过了知情同意环节，以及常规体外受精、卵子收集和蛋白质检测……
Q
多少卵子？
贺：总共有31个在编辑过程中，30个胚胎发育成囊胚……
Q
31个都注入了编辑工具？
贺：比31个多，我的意思是30个已经发育成囊胚。大约70%的胚胎被编辑。
Q
你为什么决定先用这两个而非另外24个？
贺：这一对夫妇刚好是第一组怀孕的
Q
之后会植入剩下6对夫妇的么？
贺：基于现在的情况，临床试验暂缓了。
大卫发言
我想感谢贺博士的到来以及他对提问的回应。
我依旧认为，上一次会议结尾我们达成的结论是：在安全问题被解决、社会共识达成以前，任何基因编辑的临床使用都是不负责任的。现在安全和社会共识还没有处理好，所以这种行为仍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我不认为这次事件是透明化的。我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发现的，我们被排除在外了……孩子都已经出生了。
我个人认为，这次事件在医学上根本没必要。今天我们所听说的这种应对疾病的方式，过于急迫了，比对一位HIV感染者提供某种保护方式某些保护要急迫得多。我认为这是科学界自我规范的失败。因为此事缺乏透明化。
我在此发表的言论都属于个人观点。组织此会议的委员会将会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并发表声明，但要等到明天了。现在，我们继续吧。
现场提问
Q
我十分赞同大卫的观点，感谢你（指贺博士）在现在这种不寻常的状况下依然来到会场。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首先，我没有发现这对双胞胎女孩儿有未解决的医疗需求。她们的父亲是HIV阳性，母亲是HIV阴性。你已经进行了精子清洗，也就是说已经能够获得不受HIV感染的胚胎，能够生出不被感染的婴儿。你能描述一下，对于这对夫妇来说，未解决的医疗需求究竟是什么吗，在这里是指对于这对夫妇来说（而不是我们都认同的、现在HIV疾病整体未能解决的医疗问题）？
其次，你提到，其中关键的决定——植入胚胎来怀孕——是这对夫妻的决定，而不是由本该做决定的科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们。你能解释一下，我们作为科学家、医生和独立人群为患者做决策的责任何在吗，而不是让患者自己做这些决定？非常感谢。
——刘如谦
贺：第一个问题是在问CCR5是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医疗需求。我认为，这项实验并不是仅仅针对这对孩子，这是为了更多的、成百上千万的孩子。他们需要医疗保护，因为现在没有HIV疫苗。我个人了解到，有的村子，一村子3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甚至需要把孩子送给亲戚比如叔叔来抚养，来防止潜在的HIV传染风险。
而在这一对夫妇这儿，我感到很自豪，无比自豪。马克（父亲）以为他没有生活希望了，但是有了孩子，孩子有了保护。孩子降生那天，他发短信跟我说，“我会努力工作，赚钱，在余生照顾好两个女儿和妻子。”
Q
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前，我再问一句。你刚刚说过已经没有其他的移植案例了。我想再问一句：在你的临床试验中，还有没有其他基因编辑的被试可能怀孕了？
——Matthew Porteus
贺：是，还有一位女性可能怀孕了。
Q
你说的是早期阶段？所以是用生化手段检查出怀孕了？
贺：是的。
Q
我有两个有关伦理的问题。就过去而言，你能放缓一下，讲讲你刚提到的、你经受过的公共机构伦理审查的过程吗？
第二部分是就未来而言的，你是怎样理解自己对那两个孩子的责任的？你刚才的PPT指出你将会一直做后续的治疗。请谈谈你认为自己对未来的责任。
贺：你有像我这样，了解过自己身边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朋友和亲人吗？他们需要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患有遗传性疾病，或者极有可能患有传染病。如果我们掌握了有效的技术，那么这将帮到他们。
至于未来，首先我会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公开分享给全社会，让社会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Q
我的问题更具体。那那些真实存在的孩子该怎么办呢？这不是个抽象的问题。那些已经出生的孩子会长大成人，你该如何承担对他们的责任？
Q
媒体也问到了类似问题。未来你会公开露露和娜娜的身份吗？如果她们依旧隐姓埋名，会影响一些事，比如治疗吗？
当然这是冲突的：你必须要保护病人的身份，但是外界真的很想要知道她们是否健康，以及基因编辑是否产生了任何负面或积极的后果。你该如何应对？
贺：首先，公开HIV阳性患者的身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其次，这对夫妇目前仍处于严密的健康监护中。我会向专家们公开我的研究数据。
Q
当你开始这项实验时，你是怎样说服那些父母的？你有告诉他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把艾滋病传染给孩子吗？
贺：第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说服被试的。他们都是志愿者，都有良好教育背景。他们对HIV的治疗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案了解得很多，甚至包括最近的研究报道。他们，这些HIV感染者，都在一个社交平台上，这个平台经常更新最新的HIV治疗动向。这群志愿者也经过了知情同意环节，他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基因编辑技术、潜在益处及副作用。我认为这是一次双向信息交流。
Q
回到透明度的问题，你愿意将你的知情同意书和论文手稿发布在biorxiv.org或其他公共网站上以供评审吗？
贺：是的。知情同意书已经在我的实验室的网站上了。如果你搜索我的名字就能找到，有一个英文版的，你们可以看。
第二个，至于我的手稿，我在起草的时候就有大概10个人看过并编辑了我的手稿，其中有几个来自美国。有些人说我应该先同行评审然后再发布在biorxiv上，所以我采纳了他们建议。
Q
你听取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但现在会改变主意吗？毕竟你也看到，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强烈要求了解你的研究。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我的建议。
Q
我也是个基因咨询师。我想知道知情同意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你刚才介绍你给他们看过知情同意书，这个知情同意书经过4个人评审，和病人面谈的过程持续10分钟。
据我了解在英国，一般公众在10岁左右达到平均阅读水平，大部分的英国公众不明白基因组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面谈是什么样的。你是怎样解释其中的风险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病人已经明白了？
——安娜·米德尔森，society and ethics research of wellcome genome campus主任
贺：好，我可以讲一下。首先，我说的不是10分钟，是1小时10分钟。面谈是在一间会议进行的，参与人员有我、（参与试验的）夫妻和两个观察员。在知情同意之前，事先给了他们打印好的文字版。
Q
你确定他们能阅读并读懂吗？
贺：是的，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然后，我从第1页到第20页都逐条进行了解释。期间他们可以随意提问，然后我们留他们自己私下讨论，他们可以选择当天决定，或带回家之后再决定。
Q
你的团队是否进行过知情同意的训练？这是否你们第一次进行此类谈话？
贺：我们有两轮知情同意。第一轮是团队成员进行的，是非正式的谈话，大概2个小时。第二轮是正式的，由我本人进行解释。在起草知情同意书的时候，我就读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指南。
媒体提问
Q
请解释一下研究的经费来源。
3年前，临床前试验开始的时候，我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学校付给我工资。当我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所有病人的医疗费用都是我个人承担的。小部分测序费用使用的是学校的经费。
Q
所以没有来自机构或公司的经费？
贺：我的所有公司都没有参与这项研究，没有提供资金、人员、场地或设备。
Q
病人有支付或收取任何费用吗？这其中有金钱往来吗？
贺：这些都在知情同意书中写到了，我们负责所有的医疗费用，他们没有从中得到很多额外收入。
Q
你如何监控孩子的健康状况？包括疫苗接种和精神健康发育？
——香港大学
贺：我的网站上有知情同意书，我们每年会为他们进行体检，包括神经发育、常规血检和HIV感染情况。这些信息都写在知情同意书中。
Q
有关脱靶评估，你提到你采用的是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据我所知，目前没有成熟可靠的技术进行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你是如何进行的？
第二个问题是，普遍共识是不允许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这在国内外学界都是共识。我认为你很清楚这条红线，你为什么选择跨越这条红线？假如你不知道，又为什么秘密进行这个试验？
——北京大学魏文胜
贺：首先回答测序评估脱靶的问题，在植入之前，我们只能从囊胚中取3-5个细胞进行活检。再此基础上，我们将单一细胞扩增。与大量细胞测序相比，我们的覆盖率稍低，大量细胞测序覆盖可能在95%，单细胞测序我们能覆盖80-83%。这是目前最新的技术水平。也许会有漏检的情况。不过我们相信将多个细胞结合在一起，可以知道有多少脱靶发生。
Q
第二个问题也是媒体想问的，为什么要秘密进行？
贺：我身在学术界。三年前，我已经在冷泉港、伯克利和亚洲的会议上公布了我的临床前研究。我咨询了他们的反馈。当我进一步进行临床试验时，我就伦理等问题咨询了美国的一些专家以及在那儿的中国人。
Q
大家提到了许多科学问题，不过关于这两个女孩，还有很多个人方面的问题。事情充分调查了之后，讨论可能更合理一些，不过（我还是要问），现在有两个女孩，其中一个被改造为可防HIV感染。这是父母或者至少是父亲希望的结果。在家庭范围内，这两个女孩会被区别对待吗？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被改造的女孩适合生育吗？她的配偶可能希望得到这个家庭中的基因变异，这会改变她的婚姻和后代吗？你知道，即使是两个女孩的不同与家庭这个简单的问题（已经很棘手了），现在更是增强的预防性的性状，不只是纠正疾病，而是引入人类人口的全新事物。
——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工作人员
贺：关于这个我也做了许多哲学思考。所以我想发表基因编辑的5个准则。第一条就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我们不会使用这些工具控制他们的未来。他们应该有选择的自由。第二条是，应该鼓励孩子探索他们的潜能，追求他们自己的人生。
Q
但是在前18年她们只是孩子，还没有自主能力，她们的基因型可能对成长影响很大。她们会怎么看他们自己？她们的父母会怎么看她们？她们将来有可能知道自己被基因编辑了。
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Q
最后两个媒体问题。第一个已经被重复很多遍了，你预见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吗？即使你的论文事先接受了同行评审并发表，到时还是会有很大的反应。这一点你预见到了吗？
贺：是因为新闻泄露。我原本的设想是，根据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调查结果，大多数公众是支持通过人类基因编辑来治疗HIV等疾病的，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Q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还会这样做吗？
好问题。如果我的孩子面临同样情况，我会第一个尝试！
以下部分，为资深科学家的点评：
罗宾·洛弗尔-巴奇
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干细胞生物学和发育遗传学系专家
首先我觉得这（“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是业界的突破，而是一小步倒退。你们都在会议上听到其他研究者讨论，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应该有非常小心、周翔、严谨的操作，而这项研究恰好是不够小心、不够严谨、不够循序渐进的典例。
（应该为婴儿做些什么？）双胞胎的身份暴露是很不幸的。同样不幸的还有，全世界都去关注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想想这将给她们带来的巨大压力。我认为人们应该尊重她们的身份秘密性。我们希望，从她们成长过程中实施的恰当的临床研究中，我们能有所学习，如果可能的话。不管这些研究是否会由贺博士做，其操作必须正确。我希望我们能得到相关消息，但曝光她们的身份是不公平的。
张锋
CRISPR/Cas9技术创始人之一
世界最一流的CRISPR/Cas9专家
基因编辑技术的集大成者
科学是非常开放的、共享观点，接受批评也相互批评，共同讨论、找寻真相。这才是科学。他（贺建奎）做的不是科学工作。
会尽量跟别人来解释这个情况，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专利的话，我在给许可的时候、拿到许可的时候，都需要同意他们不会做人类胚胎的编辑，这已经是一个要求，所以我会继续在科学界建立这个共识，告诉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
David Liu 刘如谦
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整个过程中有一些重要决定，他推给了 “是孩子父母让我继续做的”，以此来说明这些决定的合理性。
科学家，医生、伦理学家和监管机关都有责任，不让父母来做这些决定。这是我们的工作。如果病人可以做所有医学决定，他们就不需要医生和科学家了。
所以，在让我深感不安的东西中，有一部分是，他将包括开始妊娠在內的许多关键决定的公正性，都推给“是病人让我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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