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缅怀老太阳，学好英语课
（1）
我的老读者都知道，我儿子考进985，多亏我给他讲老太阳故事的激励。
我之前写过我给儿子讲的4个故事，这4个故事分别激励我儿子学好了数学、语文、理化和生物。今天我要写的这个故事，激励我儿子学好了英语。
故事发生在1975年——准确地说，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好是1975年的今天。
此处应该有感慨，如老太阳诗词所说：“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四十七年前”。光阴似箭，不过那个时代并未过去，而且越来越未过去。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是不过平安夜的，也不过圣诞夜，而且不用像今天这么费劲声嘶力竭地倡导“我是中国人不过外国节”，因为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平安夜，甚至连“平安”都没怎么见过。
所以也就难怪有些人觉得中国还是停留在那个时代比较方便，如果不幸没有停留，就该倒回去。
但那时虽然不过圣诞，却要过圣诞之后的那个诞。当然，由于漫长的“艰辛探索”时期尚未结束，所以大家日子比较紧，过节的手段不太丰富。
我们的故事，就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
（2）
故事的主人公，和数学、语文、理化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是我儿子他爷爷的单位同事，故按序称之为D君。
D君是大学中文系教师，而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为什么要说“而且”？因为这个专业是和老太阳联系最密切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除了批判各种反动派，正面学习的内容大致只有两个：一是鲁迅作品，二是太阳诗词。
如果你觉得有点难以想象的话，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多年之后，当人们谈起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风云，会这样描述：他们除了批判各种敌对势力，正面表扬的对象大致只有两个：一是伊朗，二是塔利班。
所以，D君作为太阳诗词专家，很有显学弟子的自豪感。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他觉得应该欢庆。
但我们说了，那是“艰辛探索”的时期，有没有探索先不论，艰辛是真艰辛。“帝修反”都在卡我们国家的脖子，而且不像现在只用芯片卡，那时是处处都在卡。也就是说，那时这个国家浑身长满了脖子，如果出现在显微镜下，就像个病毒。
不过，D君只是个普通群众，不了解总体情况，还要再过一年，他才会得知，原来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这个情况现在正在被否认，而且已经否认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D君是一个今天的年轻人，他可能仍然不了解这个总体情况。
总之，当时D君面临的具体情况是：他想来想去，要庆祝这个节日，他能做的无非是再买一个半胸像。
这个半胸像自然是老太阳的半胸像，因为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被塑成像，不管是半胸还是全胸。我在本系列的《学好理化课》中曾荣幸地讲了一个关于半胸像的故事。
这里为什么要说“再”呢？因为那时中国几乎每个房间都摆着老太阳的像，而每当人们感到需要继续表达热爱之情的时候，就会再买一个新的。所以当时那些最进步的人家都在家里摆满了形状大小各异的老太阳。由于长期和过多的石膏制品共同生活，这些人走在街上都有一股石膏味。
后来我读到E?A?霍夫曼的《胡桃夹子》，说小孩子的房间其实挤满了老鼠，到了夜里就会跟着鼠王出动。那时我就想：我小时候的房间会不会到了夜里就是石膏像的天下？
有一点值得庆幸，就是那时属于老太阳的节日还只有一个。如果像后来，再加一个阳历重阳，那石膏像的数量还会翻倍。
以上一切的结果就是：D君决定再买一座石膏像（此处本该使用另一个量词，但这个字眼可能导致敏感）。但同时他还做了另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
（3）
事情是这样的：石膏像不是想买就能买的，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让你买。D君所在的大学在郊区，远离国营商场，像石膏像这种比较高端的工业制造品，他必须到公社或以上级别的供销社去购买。
所以，D君就做了这件事：向每一个他遇到的人通报“我要去买太阳塑像了”。这样做的意义，类似于今天说“我的学习强国又涨了一万分”。但不幸的是，D君兴冲冲的态度产生了一种提示作用，先后有3个同事委托他代买塑像。
这些同事包括一位系办公室主任、一位支部书记和一位教研室主任，也就是说，他们是代表各级组织委托D君为各自部门购买的。这使得D君此行带有了出公差的意义，因而他更为兴冲冲了。
至于为什么说“不幸”，你看到后边就会明白。
总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的清晨，D君，用当时常见的话来说，“迎着社会主义的朝阳”，向着人民公社方向出发了。
（4）
这天是个逢场天。
讲这个故事是一件辛苦之事，因为需要不断解释。例如现在已经积累了三个需要解释的概念：人民公社、供销社，和逢场天。
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级行政机构，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简单地说就是巴黎公社的书面概念和秦始皇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让今天的读者理解这一概念，其实只需要一句话：其级别相当于今天的乡、镇。D君去的这个人民公社，本来叫“猪店子人民公社”，后来为了表达那个时代普遍的敬意，改名为“毛店子人民公社”。
供销社是老太阳时代留给今天的重要遗产，其重要性体现在：你不知道它还有什么用，但它却一直在，而且据说正在悄悄地变得很重要。当然，在当年，它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全中国乡村的物资几乎都由它供应。现在的中石油或者中移动如果能获得那种垄断地位，老总们的年薪还可以再翻倍。也许这就是它现在变得重要的原因。
逢场天则是老太阳的恩情之一。这种恩情的意思是：老太阳没有把它消灭掉。也就是说，他老人家仁慈地允许中国人通过自由贸易获取一些供销社不屑于提供的日常所需，例如鸡蛋和蔬菜——中国人还不能只需要对老太阳的热爱就完成新陈代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由于对鸡蛋和蔬菜的需求是如此不健康，所以只能在个别日子满足，这种日子就叫逢场天。
所以，D君是去“赶场”，或者准确地说，迎着社会主义的朝阳去赶场。他并未意识到赶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彻底的表现，反而因为可以在买回老太阳半胸像的同时买回一块新鲜猪肉而兴奋——此地曾经有养猪的传统，这大概就是“猪店子”这个曾用名的来历。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了：他甚至因为对儿子承诺了“今天晚上有肉吃”而感到某种幸福。
D君就这样幸福地步行几公里到了目的地，还因为走热了而敞开了棉袄。
实事求是地说，单从形象上看，D君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已经不多了：棉袄外套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裤子基本看不出样式，脚穿绿色帆布胶底鞋，即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被称为“解放鞋”的。尤其是，中山装掉了几颗纽扣，导致两襟无法完全合拢，为了维持其保暖作用，他拦腰栓了一根草绳。这是一种相当劳动人民的装扮，事实上，到供销社买纽扣也是他此行目的之一。
总之，D君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化的大学教师形象的唯一努力，是拒绝了他太太让他背一个竹制背篓的建议。他将为这一点付出沉重代价。
现在D君因为发热而解开草绳，但并没有丢弃，而是把它像围巾一样搭在脖子上。他并不知道，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预示性。
（5）
1975年的乡场比之前几年的要热闹一些了，这可能和老太阳的热力已经接近尾声有关。
但D君牢记公家大事，未多耽搁，直奔供销社，然而他在本该摆着石膏像的地方只看到了一张纸，上书四字：“暂不敬请”。
这就又需要解释了：对老太阳的像是不能说“买”的，因为任何与钱有关的概念都和老太阳的理念背离——例如老太阳本人虽然获得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多的稿费收入，但据说他是从来不用手摸钱的。所以说买太不敬，因为能买到的东西未免低级，对老太阳像只能说“请”。当然要给钱才能请，但这一点就非常不重要了。
类似情况在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买佛龛》里出现过。在相声里，有人问老太太：“这佛龛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回答：“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这说明艺术创作确实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所以D君能理解那四个字，但他是个对工作很负责的同志，所以问售货员“为什么今天不能请？”
售货员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因为如果她要说的话，应该就是“卖光了呗！”
她只是告诉D君，下午再来，因为下午会“再到一批”。
后来D君反反复复地讲述这一天的故事，乃至于整个单位的人都熟悉这一天的每个细节，甚至细到这种程度：售货员在说完“批”字后，还张了张嘴，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按我的理解，她忍回去的是个“货”字。
准确地说，她忍住的是“祸”。
和D君后来的遭遇相比，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能及时闭嘴是一个多么好的习惯。
（6）
由于必须等到下午才能完成任务，D君只好调整计划，考虑午餐问题。为了打发等待的时间，并彰显这个日子的特殊性，他决定放纵一下自己，不是买两个馒头充饥，而是到饭店去消费一次。
饭店也是供销社的一部分，正式名称叫“毛店子供销社食堂”。D君在食堂墙上又看到一张纸，上书八个大字：“绵竹大曲，2角1两”。
这是在当时很少见的告示，它意味着你可以花两毛钱喝到50克叫“绵竹大曲”的白酒。这种酒在今天是大约20元一瓶的低档酒，但在红太阳时代，你必须凭票购买，而且很少有人买得起整瓶。所以，食堂就有了这种灵活的前卫销售方式，堪称改革先声。
在1975年出现的这一细节，可能也和老太阳热力将尽有关。时代的改变，往往就是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开始的，不管这种改变是向好还是向恶。
社会主义公民D君立刻受到了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诱惑。他犹豫半晌，终于决定进一步放纵自己。为了配合两毛钱的高消费，他还另花一毛钱要了一份素火腿。
所谓素火腿，就是花生米和切成小粒的豆腐干凉拌在一起。据说此菜源自大才子金圣叹的遗言“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但在老太阳时代，传统文化还没有今天这么重要，所以D君关注的不是它的来历，而是其低成本的强大佐酒功能。
一颗花生米一口酒，一颗豆腐干又一口酒。素火腿的好处是能下酒，坏处是太能下酒，因而费酒。一两酒下肚，素火腿还剩一多半，D君在前一两绵竹大曲的刺激下变得越发豪气，于是又要了一两。
这顿五毛的午餐对月收入三十多元的D君来说确属高消费了，所以他决定厉行节约，略去米饭环节。空腹饮酒更容易出状态，D君晃晃悠悠地去了供销社。
如果我写的是一个电影剧本，那就是日本风格的，因为到此为止全是唠唠叨叨的闲话，高潮迟迟不出现。所以现在我自己都松了一口气，因为高潮终于快来了。
（7）
售货员没有骗D君，他果然顺利地“请”到了半胸像。
半胸像是老太阳石膏像中最为畅销，或者说“畅请”的一种。
老太阳塑像有全身的、半身的，这个半身当然是指上半身——不管人们对老太阳如何全方位崇拜，也不会单独塑造其腰部以下的部位。但由于新塑像不断被制造出来，而老塑像又永远不会被移走，所以即使中国幅员辽阔，摆放塑像的空间也终究会成问题——这个国家不能只靠塑像存在，还需要空间去种田和做工，这也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因此，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开发了更节约空间的品种。本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单独塑造老太阳的首级，但不知为何人们没有采用。
我曾见过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画面的空中满是小飞机，地面则全是人头，当时我的手指就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作家王小波曾提到过类似经历：当他看到一幅类似高炉的画面时，他的手指就拼命想写一个“为”字，这是一句著名口号的第一个字。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太费笔墨，会再次推迟高潮，我只能说这种情况说明了王小波和我之间的血缘关系。
当我看到那幅遍地人头的画时，我的手指想写的是一个“红”字。
事实上，当时中国人民开发的新品种是把老太阳的上半身再切出一半。这种塑像的准确称呼应该叫“四分之一身像”，但不知为什么大家没有使用这种称呼，而是不太准确地称之为“半胸像”。
我在《学好理化课》中充满感情地描绘过这一对象。我提到，如果光看胸部的话，老太阳其实和维纳斯很神似。但这种审美观照显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易于摆放和搬运。
D君请到的是很小号的半胸像，单从重量来讲，搬运不是大问题。但当四个半胸小太阳在D君面前一字排开的时候，麻烦出现了：太阳们虽然轻飘飘，但每一个还是要占用一只手，而可怜的D君一共只有两只手。
D君试了试用两只手把四个老太阳环抱在胸，这样他胸前就挤满了白色小胸部，使他看上去像一只正在给幼崽喂奶的多生母犬。他马上意识到，他不可能保持这种姿势步行几公里。
这时他才想起临出发前他太太关于背篓的建议多么正确。由于正好是逢场天，他可以再去购买一个背篓，但对于一位刚进行过一次高消费的老太阳时代的中国人来讲，为了一次性需求而重复购买已有的器具是不可想象的浪费行为 。
由此可知，D君是牢记老太阳的“节约闹革命”的教导的。但他没想到，节约也可能导致“反革命”。
我们应该还记得D君那条临时充当腰带的草绳，也是由于节约的习惯，那条草绳还挂在他脖子上。这时，由于命运的作弄——即使是在讲述和老太阳有关的严肃故事，我也不得不这样说——他想起了这条草绳。用资产阶级风格的话来说，这不是草绳，而是命运的脐带。
我们知道，D君刚空腹喝了二两绵竹大曲，这一状态带给他悲剧性的灵感：他扯下草绳，在每个老太阳的脖子上绕了一道。
现在四个老太阳就被栓作一串。酒劲带来手劲，D君栓得相当牢固，剩下的绳头还足够挽出一个环套，用于舒服的手提——这是那种悲剧性的灵感的尾声。
D君就这样拎着一串老太阳走出了供销社。在他身后，那个售货员又张了张嘴，但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们知道，一个好习惯一旦养成，就会保持终生。
我所说的高潮就是这个。如果说还有补充，那就是当D君想起他的买肉任务的时候，作为紧俏品的鲜肉已经卖光了。D君沉吟半晌，在对儿子的吃肉承诺的感召下，买了一块腊肉。这个日子堪称高消费的一天。
腊肉没有携带难题，上面本来就穿着一根小细绳——因为所有的腊肉都需要悬挂。
（8）
D君就这样踏上了归途。虽然已经没了社会主义的朝阳，但仍然踏着社会主义的机耕道。
这是一个好天气，冬日的暖阳照着D君敞开的胸怀，他感到心满意足，甚至忘了还有纽扣这回事。
他左手拎着一串老太阳，右手拎着一块腊肉。由于一串老太阳相对较重，所以他过段时间就会换一次手，这时就是右手拎着一串老太阳，左手拎着一块腊肉。
在换手的过程中，腊肉的油脂沾到老太阳上，但在绵竹大曲的作用下，D君并不在意。随着他的步履，四个老太阳相互撞击，发出石膏质的闷响，他也不在意，反而觉得这种声音很动听，值得哼支小曲来响应：
“东风吹，战鼓擂，
如今世上到底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首好歌，因为美帝确实应该惧怕能唱出这种歌的人民。
由于此歌只有4句，所以在反复吟唱中，D君发挥大学中文教师的特长，灵机一动地把美帝的倒霉盟友也加进去了，于是后两句就变成：
“不是人民怕英帝，
而是英帝怕人民！”
时而有冬天的风吹来，但可能受到自己歌声的鼓舞，D君并不觉得冷。
这时就用得上传统文化了，所谓“冬风吹得迷人醉，不怕欧洲与美洲”。
直到这种好状态被一声“站住！”打断。
用当时常见的话来说：“好像一声晴天霹雳”。
（9）
高潮已经戛然而止，接下来的事可以简单叙述了。
D君到的那个乡场是毛店子人民公社的首善之地，也就是说，那里的群众觉悟是全公社最高的。所以当过往群众看到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对一串老太阳勒脖游街，用他们后来控诉的话来说：“像一条绳上的蚂蚱”，纷纷愤慨不已。
当一位公社干部听说此事，用当时常用的话来说，他“肺都气炸了”，率领愤怒的群众沿着社会主义机耕道追上了D君，将其扭送人保组。
虽然是简单叙述，还是需要解释：扭送的意思，就是人们可以把他们不喜欢的任意一人以粗暴方式强迫送到司法机关；而人保组是那个时代几乎唯一起作用的司法机关，可能是“人民保卫组织”之类称呼的简称，相当于派出所，但又不是派出所，因为在老太阳时代，公检法都被“砸烂”了。
人保组的同志也很愤慨，但还是比较懂政策。在审问一番之后，打电话到D君的学校，叫单位派人来把他“领回去严肃处理”。
系办公室主任骑着自行车赶到人保组，低眉顺眼地挨了一通“你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的”的训斥。主任后来说，在他挨训的时候，四个老太阳一字排在办公桌上，脖子上还绕着那根罪恶的草绳，作为保存的罪证。
作为更为实惠的罪证，那块腊肉不知所踪。
主任在天黑时用自行车把D君带回了学校，一路上D君一言不发，主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D君家门口，才简短告诉他“组织决定”：你先回家，明天到办公室听候处理。
当天晚上，教工宿舍的所有人都听见D君家孩子挨打时凄厉的哭声，伴之以D君声嘶力竭地叫骂：“吃肉！你就知道吃肉！老子倒这么大的霉，都是因为你要吃肉！”
哭声中后来加进了D君太太的，再后来加进了D君自己的。
哭骂声持续了一整夜，大家都没睡好，但没有谁去劝解。
他走出家门，抓住每一个遇见的人，向他们反反复复说一句话：“那块腊肉，好好的一块腊肉，我儿子还一口没吃，就这么没了！”
领导们个个摇头：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结果只记住了一块腊肉。疯都疯得不正确！
D君为他所在的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所作的最后贡献，是每当老师们讲到《祝福》中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时，就会对学生举例说：“就像D老师一样”。
（10）
我给我儿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D君还在，已经快80了，还惦记着那块腊肉。
事实上，我之所以给儿子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偶然被D君拦下，聊了一通腊肉。
这个故事跟我讲的别的老太阳故事不同，我不是为了激励儿子好好学习，只是作为奇闻异事讲给他听的。
但儿子听完以后若有所思，然后对我说：“我一定要学好外语”。
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故事和外语有什么关系呢？
但儿子确实说到做到，从此用功学英语，他考进了985，而得分最高的一科就是英语。
所以，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谢红太阳的，我儿子能进985，多亏了他的激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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