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人民解放军除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亦积极开展大规模瓦解敌军政治攻势，尤其对国民党军秘密策反工作取得出色成就。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完成的《兵临城下》，描写我大军为解放东北某重要工业城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统战工作，成功争取国民党非嫡系部队起义。影片情节波澜迭起，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深刻展现了我军强大军事力量和有力政治攻势，热情歌颂了我党敌工政策的胜利和我地下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
“武戏文唱”可行
《兵临城下》系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其由来缘于该剧执笔者、著名军旅作家白刃，与被誉为“全国总导演”、开国上将周桓的结识。白刃原名王寄生，福建晋江人，童年去南洋谋生，在马尼拉半工半读并开始写作，1937年回国投身抗日斗争，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分配至八路军115师转战山东敌后，1945年赴东北，并参加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历任参谋、新闻干事、连指导员、报社主编、广播电台台长、新华社记者、第四野战军编辑科长等。“白刃”笔名始自1940年亲历山东临沂白彦地区与日寇惊心动魄的肉搏战，遂以此署名写下通讯《在观察所》，以后一直沿用下来。1952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曾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因其描写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涉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受到批判，转业至北京市文联任职业作家。
1957年，白刃赴福建前线深入生活，获悉厦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的革命烈士刘惜芬英雄事迹，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邀约创作话剧《白鹭》，上演后反响热烈。翌年11月，他在从厦门回北京的火车上，看到报纸刊载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演出《白鹭》消息，中途下车观看演出。恰巧时在上海养病的沈阳军区政委周桓上将也来看戏。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在戎马生涯中一直保持儒将风度和浪漫情怀，酷爱文艺、戏剧，于繁忙军务之余帮助和指导了《炮弹是怎样炼成的》《万水千山》《烈火红心》《第二个春天》《枯木逢春》等话剧创作，亲自为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编导《游击队舞》《红绸舞》。白刃抓住难得机遇，就戏剧创作问题向周桓将军作了请教。
◆白刃
正是此次不期而遇，衍生出《兵临城下》。1959年春，白刃接到周桓来信，告知准备创作一部反映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话剧，希望白刃参与创作。白刃欣然应召前往沈阳。
写什么呢？云南籍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洛汀谈起原系滇军的国民党60军的“长春起义”。该军被蒋介石征调东北参加内战，遭我东北野战军重创溃退长春驻守，在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位一体强大攻势下，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及所辖第182师、暂编第21师和52师，于1948年10月17日起义，迫使国民党东北“剿总”第1兵团部及蒋的嫡系新7军先后投诚，长春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成为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国民党整军起义的光辉战例，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其所述及的滇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矛盾、中共地下党员争取瓦解敌军工作等，引起了白刃的兴趣。白刃在部队工作中有过接触敌军起义、投诚经历，而且长春解放时就在辽西前线，感到话剧受舞台限制，不易表现炮火纷飞的战斗场面，但像起义这样“武戏文唱”还是可行的，“敌我友”三方面实力和智力的较量，唇枪舌剑、明争暗算，既富传奇性，亦有戏剧性，可以从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表现辽沈战役的一个方面，但要写成多幕话剧，还需进行深入采访，于是请洛汀、沈阳军区话剧团政委李树楷一起合作。
◆曾泽生中将
征得同意后，他们首先访问了原国民党60军军长、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军长的曾泽生中将，整整谈了三天，又找到了参加起义的官兵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数十人，其中包括曾任曾泽生副官长的中共党员杨滨和夫人李静梧，获得了大量宝贵而生动的材料。同时查阅海城潘朔端师、营口王家善部及关内蒋军起义的大量文献资料，作为剧本创作参考。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创作主旨：通过东北某工业重镇的解放与当地国民党守军的起义，揭示在我军1947年由战略性防御进入战略性全面反攻伟大历史转折关头，国民党军队不归降人民就只有被消灭的必然命运。剧中出现的人物虽实有其人，但又进行了综合概括和加工提高。
按照白刃的创作习惯，采访与构思同时进行，并且开始打腹稿，待到几个月访问结束，已大体形成分场提纲，进入正式创作。每执笔写出一场，白刃都与两位合作者进行讨论，然后送给周桓审阅，听取意见再作修改，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完成剧本初稿。沈阳军区政治部在周桓政委、杜平副政委的主持下，召集文化部和敌工部人员专门进行了讨论。当时剧本尚未定名，曾有人提议以“某某起义”为名。白刃觉得解放战争中敌军起义，均是在大军压境下被迫而为，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本质不同，主张用“兵临城下”，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由此确定这一剧名。随后白刃又根据讨论所提意见，对剧本作了精心修改，至此完成这出四幕七场话剧创作。
总理热切关注
就在剧本完稿之际，遇上庐山会议结束，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周桓受彭德怀“反党集团”株连调离军队，改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刃因议论“大跃进”中福建侨乡出现违犯华侨政策刮“共产风”、农业生产弄虚作假现象，在北京市文联被抓了辫子，又翻出反右时给领导提意见老账，连同既往《战斗到明天》受过批判，被扣上了“漏网右派”帽子，被送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其作品亦遭禁锢。
所幸中共中央于1960年底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全面纠正“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文艺战线也相应进行了全面调整。1962年春，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报告、讲话中，明确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党的依靠对象，严厉批评了文化艺术工作中粗暴干涉、瞎指挥等“霸王”作风。周桓代表地方负责文艺工作领导，作了题为《关于戏剧创作领导方法问题》发言。会后，北京市委给白刃平反摘帽，话剧《兵临城下》得以死而复生。
虽然白刃原先与洛汀、李树楷有约，剧本写成后由辽宁艺术剧院和沈阳军区话剧团排演，但周桓此时正帮助沈阳市话剧团排练《茶花女》欲去北京演出，觉得带一个外国戏不大好，因此将《兵临城下》交该团排练，准备一同带到北京。白刃遂应剧团团长兼导演孔方之约赴沈阳，边排戏边改剧本，赶在当年5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在沈阳公演，受到观众喜爱连场满座，剧本在辽宁作协《文艺红旗》刊物首次发表。不久，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到沈阳，观看了这出戏并给予充分肯定，尤为赞扬剧中的台词，认为语言朴实、含蓄、鲜明、生动，对人物塑造起了很好作用，要求沈阳话剧团到北京演出。
◆沈阳市话剧团演出《兵临城下》节目单。
国庆节前，沈阳市话剧团到达北京，文化部在首都剧场为《兵临城下》安排了专场演出，招待文艺界，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受到一致好评，遂改变原先在鼓楼附近一个小剧场公演计划，移至一流的政协礼堂上演，出现全城竞看、场场满座盛况。国防部办公厅包了专场，让驻京部队校级以上的军官观看。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几位副主任和各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观看。幕间休息时，罗瑞卿找白刃谈话予以鼓励，提出要他回部队。白刃不久即重新穿上军装，任总政创作组成员，被授上校军衔。随着公演一举成功，中央各大报刊纷纷予以评介，北京电视台作了现场转播，中国煤矿文工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相继排演该剧，各省市及部队几十个话剧团亦先后上演，有些地方京剧和戏曲剧团也进行移植，很快兴起《兵临城下》热。
周恩来总理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特别关心戏剧创作，北京舞台上出现较有水平的新戏，都在百忙中抽空去看，《兵临城下》就接连看了三次。10月9日，周总理因罗瑞卿推荐，在李先念、聂荣臻和邓颖超陪同下，来到政协礼堂观看，演出结束后高兴地招呼演职员一起合影留念，对白刃和孔方说：“演出不错，就是杨玉芳(戏中以军医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副官长李忠民太太)太活跃了。”10月15日，周总理事前没有跟剧团和有关人员打招呼，以一个普通观众身份，来到地质礼堂第二次看了演出，结束后与导演及主要演员的谈话，又一次提及：杨玉芳太活跃了，容易暴露自己，我们这样做地下工作的很少。特别是阻拦蒋家训(蒋介石在地方军中的特务)那段戏，容易引起蒋家训的怀疑，另外还提了三点意见：一、姜部长(我敌工部长)进励志社的行动太冒险，不必要，作用也不大，惊险的场面太多了。二、钱孝正(地方军的参谋长)这个人物，应描写成蒋介石亲自派来的，这比剧中说他是地方军系统要好，可以使矛盾更尖锐。三、蒋家训两次看见燕明(我地下工作人员)，不太合理，第一次可以不见面，这样可免去对李忠民的怀疑。1963年3月14日，周总理又看了中国煤炭文工团演出的《兵临城下》，因仍是沿用最初本子，看戏后除再一次指出杨玉芳的问题，还就反面人物脸谱化、灯光等谈了看法。
因话剧《兵临城下》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北京电影制片厂即找白刃联系拍摄电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认为戏写东北战争，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较为方便。周总理得知后，特意于1963年4月4日约见了编剧白刃和文化部电影局及长影领导人，专门就话剧改编为电影谈了意见，涉及情节安排、人物设计和思想性、艺术性关系等方面，重点强调指出：长春国民党部队起义，是在我们军事力量的压力下，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起义的，为此影片要正确表现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群众力量，不要搞女特务一类的活动，影片要把思想性、艺术性很好结合起来，不要搞落后的东西。影片要创新，要打破习惯势力，不要落在旧的套子里。对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对胡高参、赵崇武的人物基调都谈了具体意见，指出赵师长要写点自觉的东西。整个谈话历时两小时，这些原则为改编指出了明确方向，白刃曾慨言：“周总理的亲切教诲，使我铭感在心，永生难忘。”
◆林农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意见，白刃与长影导演林农在改编中，对情节、人物作了新的调整，去掉了话剧中个别次要人物的戏，加强了我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促成起义力度的表现，不仅在影片开端精心运用一组我大军压境背景镜头，营造东北解放军挺进合围的雄壮威武之势，而且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上，充分揭示我军贯彻执行毛泽东利用矛盾瓦解敌人策略思想，对敌军晓以大义、争取投诚的特点。在注重展现以姜部长为首的我敌工人员坚定灵活、大智大勇同时，更为深入刻划敌军将领思想性格的复杂多面性，尤其是把握争取敌守城369师起义主线，抓住师长赵崇武战与降这一关键，对其弃暗投明的发展变化过程及曲折矛盾心理，作了精准、翔实描写，姜部长、李忠民、范国良等我敌工干部的大度、机智、果断、勇敢尽显其间，从而达到周总理确定的“赵师长要有点自觉的东西”基调，体现我军军事力量强大和政治工作有力的作用。
再三遭遇封杀
影片于1963年10月开拍，长影将其列为重点片，配备了强大而精干的拍摄班子。导演林农正步入创作高峰，刚执导完成历经颇长时间精益求精修改加工的《甲午风云》，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典型的民族特色享誉影坛，标志其深沉、质朴、流畅创作风格形成。与之搭档的摄影师王启民，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和精湛摄影技艺，已在《党的女儿》《甲午风云》等多部影片中与林农有过精彩合作，本片中“技术的车轮和艺术的车轮共同促进电影艺术的创作”，在烘托特定环境中的战争场面、渲染特殊战斗的微妙与艰险等方面，有颇多杰出创造。
演员阵容经全国范围精心选拔组成，豁达恢廓的姜部长、老谋深算的赵崇武、倨傲狡诈的胡高参、阴险卑鄙的钱参谋长，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李默然、赫海泉、王秋颖、张然饰演，刚直耿介的郑汉臣由上影的中叔皇饰演，飞扬跋扈的牛师长由北影的王澍饰演，机敏沉着的李忠民、忠勇干练的范国良，以及马军长、杨玉芳、林秋兰等，由长影的庞学勤、陈汝斌、崔超明、张园、刘惠明等饰演，都各显其能、各具光彩。
影片摄制完成已是翌年7月，适值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临长影视察，审看后很为欣赏，特意接见了导演林农、摄影师王启民，详细询问了影片拍摄经过和演员情况，连声称赞该片“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好的”，并勉励他们“要拍出更多思想性高、艺术性强、题材重大的影片”。
◆《兵临城下》海报。
当年国庆节，影片《兵临城下》首先在全国12个大城市放映，深受各界观众欢迎和好评，不少电影院一天排映十几场，场场爆满仍不敷需求，该片被评价为“编剧好，导演好，摄影好，表演好”。
正当赞誉之声回荡之际，一股扼杀《兵临城下》的阴风刮来。影片仅上映一轮就被突然叫停，问电影发行公司得不到回答。按惯例每有新片部队都买拷贝下发放映，这次却宣布不要放映而原因不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康生和江青在广州看了一批电影，不少被说成大毒草，其中就有《兵临城下》。不准部队观看这部影片，则是国防部长林彪下的命令，因有悖把建设东北根据地、辽沈战役，以至全东北解放，全记在林彪功劳薄上。1964年底，江青约周扬等5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座谈，点名批判《兵临城下》等10部影片，说这些影片“有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低级趣味，都应当批判”，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虽没有得到响应，但该片被打入另册。
江青没有罢休，凭着特殊身份获得林彪支持，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等军队主管文化、宣传工作负责人参加，会后经陈伯达、张春桥的多次加工修改，形成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纪要》诬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路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其中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的典型，说“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很久，也没有人批评”，并下令《解放军报》写文章批评。
部队系统随之作出反应，总政治部在京召开全军文艺工作会议，集中各大军区、军兵种文化部长和创作人员几百人，学习贯彻《纪要》，第一天晚上就放映了电影《兵临城下》，开展小会批判和大会斗争，按照《纪要》调子，给影片无限上纲，扣上“美化阶级敌人”、“为阶级敌人立传”、“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等政治帽子，白刃、林农等也被打成“黑线人物”，次日起《解放军报》即连续整版刊登批判文章、座谈摘要等大加挞伐，《人民日报》等首都各大报刊相继跟进，各地很快纷踊效尤形成铺天盖地之势。
◆《兵临城下》剧照。
1969年9月，张春桥、姚文元指挥控制的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抛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中央“两报一刊”以主要位置刊载，广播电台连日反复播送，在全国各地再掀批判该片浪潮。此轮批判不仅继续指斥影片是“文艺黑线”产物，而且上挂因遭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已被打倒的刘少奇，下联江青一伙钦定走红的“样板戏”，旨在所谓“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堪为“领头羊”的这篇檄文，就给姜部长戴上“叛徒、内奸、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反革命投降主义的一个化身”等大帽子，声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一批光辉的歌颂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革命样板戏，是对《兵临城下》等歪曲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毒草片的有力的批判和鲜明的对照。”
时隔5年后的1974年冬，周总理患重病住院，“四人帮”阴谋组阁，派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诬告总理，此时他们又企图发动一次对《兵临城下》的批判，将矛头指向曾长期与国民党面对面斗争、并对《兵临城下》予以肯定、指导的周总理，受到了毛主席痛斥，此番“项庄舞剑，意在‘周公’”的影射诬陷批判才不得不偃旗息鼓。
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至此，终还《兵临城下》清白于人间，曾受株连遭到迫害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支持创作和演出的领导等得以重见天日。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