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口述，米鹤都编撰〕
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吴忠有一次表现很坏，他造谣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串联。我虽然是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但当时我是被押送着去开会的。吴忠自然要向上面汇报我的情况了。
会议安排上，可能是因为女同志少，也可能是谁都不愿和我住在一起，所以让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而参加会的李××、张××、刘××，他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会议期间，因为林彪的事吧，突然通知说休会。他们三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情。可他们认为我可能知道点什么，想从我这探听一点风声，就让我到他们房间里去坐一会儿。我开始不想去。他们说，没关系啊，来坐一会儿。我去了之后，他们就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拉我去坐一坐。我去了后，又问这件事。我说：这么大的重要政治问题，我们别在私下谈。我想，我是被押送来参加会的，傻子也不会在这个会上说什么呀。我和别人串联，能起什么作用啊。而吴忠就根据我的一句问话，编造说，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打倒谁，如何如何的话。然后发了简报，在政治局传阅。
总理看到了，说要开会批评我。我莫名其妙，因为我和林彪、叶群没有说过一句话，和林彪党羽、部队的人一概没有什么联系，在会上也一句话也没说。说我串联，都是吴德、吴忠他们强加的。他们的目的就是献媚，踏着别人肩膀向上爬。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看透了。那些那么高地位的领导人，都在为自己立点功、向上爬，而说瞎话、整别人。在党内高层，这还真不是个别人，好多人都这样。
毛泽东从一开始时就搞AB团，一直到延安整风，再到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搞这些运动。不知整了多少人。这些运动把党内的许多干部都整成畸形了。在这些运动中，这些人也都在表演。很多人在那里说瞎话，不要脸，没有一点人格。
十年文革，我失去人身自由八年，就是因为以前我太傻，跟着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走。对这个《五·一六通知》实际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目的。毛泽东有毛泽东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怨要解决，但是这些积怨还没有解决就闹翻天了，大乱了一场，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了灾难。
我对自己在文革这段的评价，有几件具体事情：
我的一个直接的错误是，文革开始时一些学生来告状，说一个姓韩的学生包庇了他被划为阶级敌人的父亲。学生们要把他抓到学校里来审查，我听信了并且同意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当面向他道了歉，又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做了检讨。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学生们写了一张批判邓小平是走资派的大字报，即所谓的第二张大字报。他们事先没有跟我打招呼，写好之后叫我签名，说毛主席都讲了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我当时心里不想签，但不签好像态度又不对，没有理由回拒。签这个名，是我的错误，我得承担责任。
关于陆平和彭佩云的案子我始终没接手。工作组在的时候没有交给我，工作组离开时也没交给我，安排原来的学生继续看守陆平。那些学生多次找我，但我不接手，我不管。他们对我说，陆平的夫人在烟盒里给他夹纸条，我一笑了之，说人家不能见面写个纸条还不行啊？但是，我心里觉得总把他们关在那里是不行的。陆平的问题不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就不好办。但是我确实为此事转托李讷请示了毛泽东，他避而不答，我更不敢自作主张了。如果我应该检讨的话，那就是我不该过多考虑个人的利益，怕担责任。
除了一次比较文明地批斗陆平等人外，我没有主动指示任何一个人去批斗、去抓、去打别人。但是，在我当时的位置上，也有错误，没有管好那些批斗人的人，也没有保那些被批斗的人。在会议上，在广播里，我只讲不要随便抓人打人，这是违反政策的。可是我没管住，我也应负责任。特别是学校武斗的事，虽然大型武斗被制止了，但校内小的武斗还有。
当时写那张大字报，是在气头上，后来冷静后觉得，根本不应该去响应什么中央号召，写什么大字报。因为一提了意见，就上当了，就进了是非窝了。打个比喻，在客观上，我们的大字报被毛泽东当成了点燃全国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火柴。现在追查着火的原因，不追放火的人，而是追火柴是哪个工厂、什么人生产的。拿大字报当火柴点燃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闹出了十年灾难，可当初做火柴的人怎知道会搞成十年的灾难啊？古今中外追查失火的原因，都是追究谁点的火，没人追究谁造的火柴。而中国就是追究火柴是谁造的。放火的人是四个伟大的毛泽东，他自己已经承认文化大革命之火是他点起来的，但没人追究，一直没完没了追究火柴是哪个厂子做的。
在监狱审讯时，预审员对我说：你上了江青的当了。我说：不是，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他说：你不能这么说话呀。到今天，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文革这个火形成一个大灾难，怎么起来的，这个火是谁放的？而且，其余做火柴的人，有的早早退出，有的被吸收加入了梁效的写作班子，都没有事。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里面折腾，折腾了快半个世纪了，还没完。
在今天来看，我认为那张大字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并没有错。这是从我们当时的目的来说的，大字报本身只是想解决北大内部的问题，而且是要反左的那套压制不同意见、整人的做法。从我们对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理解来说，从组织观念来说，我们写这张大字报也没错。所以我写的回忆录里，没有检讨这个大字报，现在我也没检讨过。
另一方面，它的客观效果当然是不好的。我们使用的文字，上纲上线都是不对的。因为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利用了，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没有想到中央要派工作组来解决北大的问题，更没有想到毛泽东要在全国发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大字报直接给陆平、宋硕、彭佩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此我愿意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我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说的很对，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但是这个加马克思到底加多少还依然是个问题。我是在文革中看透他的，他的那个“五七指示”一出来，我就觉得，这就是他所要奋斗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蓝图。有帝王式的东西，又不完全是帝王式的，但也不是社会主义，什么都不是，就是乌托邦。
再有就是他那个“吐故纳新”的最高指示，我也非常反感。这正符合他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夺权的目的。他当时就是要打倒一切，整个夺权，换成新一代拥护他思想意识的那些人，或是些弄不明白而傻跟着伟大领袖的人。在北大夺权这一天开始，我就看出来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要打倒一切，要整个的夺权。如果要夺走资派的权，是夺某个人的权，整个国家都夺权是要搞什么呀？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当皇帝！
江青任何时候都要出风头。她在当演员的时候就要出风头，然后她跑到延安，找上毛泽东。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要把“四人帮”和毛泽东区分开。我认为江青说的一句话很准确，符合实际。她说：我是毛泽东放出来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江青自己也愿意当这条狗，她愿意出风头。她和毛泽东都认为，将来的天下是毛泽东的。就是毛泽东死了，再换人也是毛泽东的天下，他们坚守的就是这个。
江青想自己当女皇。说透了，毛泽东也是想让江青当皇帝的。但她这个人，没有水平也不懂事。可她一冲上去，就不会掉下来了。江青本来做不成大事，毛泽东却寄希望她能做成大事。我认为毛泽东为保证执行他的指示，他也愿意叫江青出来。但是，毛泽东后来看到她不能成大事，才启用了侄子毛远新。总之，毛泽东的态度就是让他的家人世袭他的位置。
江青这个人是想当女皇，但她没有当女皇的素质，不仅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也没有那个气度。通过和她近距离的接触，可以感觉在细节上，什么都得她说了算，什么都得听她的。别人不能有一点不同意的表示。我们这些学生、群众组织的领袖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有人敢顶撞江青的。
对于她的胡说八道，你可以心里不同意，在实际行动中可以不按她说的做，但是不能当她的面表示不同意。当你不赞同时，就别吭声，就不会被她抓住把柄、被她利用了。大概是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记不清楚时间了。她批评我们只反王、关、戚。她说：你们不要老揪住王、关、戚了，他们是刘少奇的小爬虫，你们要反大个的。让我反“大人物”，意思就是反周恩来。那我就装糊涂，不表示什么态度。
相反的是，文革早期，江青叫陶铸去支持卢正义，支持吴传启〔注〕，说他们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要陶铸去表态。陶铸耿直，就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不能去支持他。江青说陶铸：那你还是国民党呢。陶铸就顶了一句说：那毛主席还是国民党呢。两人当时就吵起来了，这是我听说的，他们可能是在中央文革吵的架。从那以后，陶铸就从第四位掉下去了，而且被迫害致死。
谢富治这个人在文革中是紧跟的。有人说他生活俭朴，生活俭朴不俭朴我不清楚，我没有跟他参加过什么活动，也没有到过他家里，不知道这方面的事。但他这个人是向上爬的，想升官，不问是非。只要是领导说的，对他有利，他就照办。他对江青那简直就是肉麻的吹捧。
〔注〕吴传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干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哲学所的负责人。同月２５日，教育部干部卢正义也针对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和教育出版社的领导贴出大字报。这两份早期的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后都曾上报给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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