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军统崔万秋不可告人的一段往事 ！（转）
邱行湘永远记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证”，作为第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七天后，十名获释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园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周恩来问。志向——在这些人看来，原本戎马倥偬的抱负在成为战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经过十年思想改造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解甲归田，从此与世无争——杜聿明说他要当木匠，杨波涛表示他更倾向做一名农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当一名搬运工。
“你们的志向很好，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历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周恩来微笑着说。邱行湘一行人对总理的话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继续说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身份就是国家干部”。周恩来挥了挥手说。从战犯到国家干部，从“将军”到“文人”，这样的角色转换让邱行湘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
1966 年那个春天，文强站在高墙之下目送着第六批获释人员背影，久久不愿离去，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回望到这一幕，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文强相拥而泣。“好饭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释。”文强反倒安慰起方靖来。事实上，文强的内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战犯名单里没有他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文强：“唯一办法是给表哥毛泽东写信。”文强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强的“特赦梦”彻底破灭。失去精神支柱，文强整日萎靡不振，神经衰弱，而他的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
1968 年，曾获特赦的原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当邱行湘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获赦人员告诉邱行湘，陈长捷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红卫兵冲进他的房间举鞭就抽。陈痛得满地打滚，而他体弱的老伴根本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凄楚的哀鸣声换来的却是红卫兵的大笑。等红卫兵扬长而去后，一直咬紧牙关、汗如雨下的陈长捷撕心裂肺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啊！”
作为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人员，沈醉却在此时“二进宫”，这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深得戴笠信任。当逮捕他的汽车路过功德林时，这里已经夷为平地，沈醉此时尚不知道未获赦的战犯已经转至抚顺，他有些惴惴不安：尚未获赦的战犯看见自己会如何作想？倘若地下有缝，他会钻进去的。清晨时分，汽车驶进了秦城监狱，沈醉被安排在单间，这是专门囚禁国家级要犯的地方，“还升级了”，沈醉自嘲，但是他想不通，自己犯下了怎样的弥天大罪，可是一连好多天，都没有人审问他。终于在半月后，审讯室大门为沈醉打开，气氛神秘，主审问：“在你所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你提到军统直属通讯员崔万秋这个人物，他和什么人来往最密切？”
沈醉立刻明白主审的“用意”，崔万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辑，经常写吹捧演员蓝萍的文章，作为投桃报李，蓝萍自然是崔万秋家里的常客，而蓝萍正是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多年后，沈醉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感叹：“一生中我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人帮帮凶的刑讯逼供下，没有承认认识与崔万秋有密切关系的人，事后我得到确切消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了要讨好正在企图篡夺党权的江青，还下条子要枪决我。”黄维倔强如牛，始终不肯“认罪”。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1975 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黄维代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宣读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这不是他本人所写，倒也读得朗朗上口，当他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放下讲稿，即兴演讲起来：“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我之所以要发明永动机，就是要把三年内战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啊！”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现场掌声雷动，在接过特赦证填写决定去向时，黄维坚定地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1989 年，黄维在全国政协七届会议期间不幸病逝，他的手里，还有一份“尽快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政策”的未交提案，特赦后很多曾经的国民党战犯都成了政协委员。1981年5月27日，杜聿明逝世，在临终前他拉着妻子曹秀清的手艰难地嘱咐道：“我死后你哪里也不要去，共产党待我不薄，出去会招人话柄。”让曹秀清伤心欲绝的是，当她发电报给台湾当局负责人蒋经国，请求他允许在台子女返陆奔丧时，迟迟得不到回音。这让曹秀清心寒之极，最终他等来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慰问。在杜聿明葬礼上，邓小平的眼圈红了，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恩仇都化作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