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由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日本政府为了平息舆论，尽快实行殖民统治，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计划，策划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傀儡政权，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赶赴天津面见溥仪进行游说。
溥仪在自传中曾回忆道，土肥原贤二“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又说什么，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土肥原贤二的这碗迷魂汤令溥仪兴奋不止，开始秘密筹划潜往东北的行动。
此时蒋介石也从各种公开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仪的动向，为了挽留溥仪，蒋介石授意高友唐专程到天津进行劝阻。高友唐曾当过清朝官员，以遗老自居，是溥仪在天津张园的座上客，后来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这次衔命而来，一见到溥仪就开出了国民政府条件：蒋介石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恢复溥仪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选择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总之，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
然而溥仪早已不对国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觉得“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专门欺软怕硬，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他宁愿相信了日本人的所谓“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对高友唐带来的这些条件，包括他一度极力要求的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现在
溥仪也通通不屑一顾地加以拒绝，他甚至气哼哼地表示，“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仪的七叔载涛进行游说，仍然是毫无结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国民政府还试图通过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做溥仪的游说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庄士敦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在离华回国途中，分别受到张学良、宋子文的接见，他们希望庄士敦说服溥仪放弃满洲的计划，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接拒绝帮忙。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溥仪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走上了叛国之路。
据此，193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正式发布了对溥仪的逮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