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
我出生在1945年11月2日（云南昆明），日本投降（8月15日）后没有几天（78天）。父亲给我起名，单字“凯”，从这个字就可知当时中国人对抗战胜利的激动和喜悦了。我的名字就是和日本紧密相关的，从小就接受反日，排日的教育，时至今日教科书、文艺作品还是充斥着这些内容，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等等等等。宣传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把当权者和人民严格区分开来，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其实对日本来说，人民和政府是根本分不开的，那些凶残的日本兵原来还不都是百姓。“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一种政治观点的要求，虚假的。还是《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说得较为分明——禽兽民族，就是没有人性。事实上，不论政府和人民中都有反战的，大多数人，兽性被政治调动出来，发狂膨胀。大作家莫言也写反日的题材，比如他的《红高粱》里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诸君是否注意过，莫先生也写中国人的残忍，比如他的小说《檀香刑》，日本鬼子看了也会自愧不如。所以这并不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而是整个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问题在于它是怎么被引发出来的，这才是问题的要点。
后来母亲和我说过一件事，令我困惑多年。46年南开从昆明复员回津，从武汉乘船过南京到安庆，在南京正好有一队日本兵撤退回国，母亲说他们并不像说得那么凶狠。他们已经交了枪，对中国人非常和气，特别喜欢小孩，那些日本兵还抢着抱你呢！（我心想那可怎么得了）你父亲吓坏了，赶紧把你抱回船舱，用酒精棉给你擦胳臂。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里也写过，抗战中日本医生无私地抢救孕妇和婴儿，后来看了一些材料这类事还真不是个别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在她的名著《菊与刀》第一章中就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为古怪的。在其他任何战争中，美国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主要对手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如同1905年那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争，我们同样与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但是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国家战斗。很显然，日本人并不具备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为了对付日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就是说要认识一个民族，不能只看政治宣传、道听途说，必须依靠科学——文化人类学。但，正如鲁思先生所说：“困难超乎想像”。
父亲先到南开报到，48年母亲带我到了天津，正好又赶上另一场战争。那时南开有三个校区——南院（就是现在的老校区，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十年）、北院和东院。我们先住在南院的东柏树村33号，战事开始前我们暂时躲到东院（现在的教育学院），进大门时我听到南边的天上不断轰隆隆的恐怖响声（那是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我清清楚楚记得母亲对我说：那是解放军在打炮。几天后我们返回南院，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小保姆小橘子领我去看热闹，我记得校门口的小树林里坐满了背着背包，身穿黄军装的大兵。回到家父亲正在和两个军官兴奋地谈话。小橘子把我们领到门后，教我们喊：穷八路！
几年之后，我上完了幼稚园，全家般到了北院，那时奶奶和大姑也到了天津。我家住在湖北村一号，那是我家住过的最好的一栋住宅。是日本人修的一座洋楼，窗子对着一片漂亮的湖水（和平湖），夏天湖面清波荡漾，湖边杨柳依依，还有石头台阶。一天外面打雷下雨，我和弟弟趴在窗口看雨景，突然，天上一声大雷，把我们冲到对面墙上，笑个不停，奶奶一声不响，盘腿坐在床上，不停地念经（她是虔诚的佛教徒）。这是个复式小楼，楼上楼下各有一间大屋（旁边还有较小的房间），楼上那间屋东面山墙上砌着一个拉门柜，母亲说是日本人放被褥的，日本人睡榻榻米，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以为也是一种拉门柜，很想把门拉上，钻在里面睡觉。
大前年吧，我突然想要寻访湖北村1号的旧迹，结果大失所望，她似乎早已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带着我们的两只宝贝狗，开着我的宝贝电动车，进了西湖道上的中医药大学院内（原来是师范大学）。一只狗名叫“美美”（我管她叫“老美”），是一只日本种的“博美”狗，前年冬天去世了，我很伤心，把她埋在河边的小树林里，但总觉得她没死，动物可是有灵性的。另一只是德国种的“八哥”狗，我给她起名叫“老虎”，院里的人都喜欢她，叫她“虎妞”。车进了大院，哪儿有什么和平湖，一片中国式的不讲什么建筑美学的宿舍、教学楼，就好像一切都凑合着用吧。我突然看见左边的楼群中间有一片所谓的“喷泉绿地”，早已没有什么泉，只是一个六、七米方圆的水泥圆坑，里面积满了臭水，上面还漂着垃圾。“坑”的前面有一小片绿地，有几棵大树，有年头了，树的下面堆满了建筑垃圾。还有一个生锈的铁栅栏。我影影绰绰记得，这就是当年我家门口的一个小花园，有几棵大槐树，种着花草，很整齐，前边是一堵砖墙。我常在里面玩，看蚂蚁，捉蟋蟀。只有这几棵树还是当年旧物，睹物思人，我给它们照了像，当永世保存。有了小花园这个坐标，很容易就找到了湖北村1号的位置。日本
洋楼只能“梦中寻”了，日本人盖的房子，那还是很有点建筑风格的，和小花园很相配，童年的印象中，就像旧时阔人家的宅院。今天取代她的那东西，真是惨不忍睹。似乎是一座简易的学生宿舍楼，倒也是两层，用一些破塑料、砖坯胡乱堆砌而成，就像地震那年的“临建”，只是大门的位置也还是一座门样的东西。南面湖的方向，也是这样的一座令人窒息的砖房，似乎把美丽的湖水挡住了。我穿过垃圾绕到房后，那儿有什么湖水，依然是这样的破砖烂瓦，你挤我，我挤你，根本没有出路。
当年湖的东面是一条幽静的柳堤，种着旱柳，上面有一条小路，我们上学就是从这柳堤上走去。跨过湖堤就是津河了，原来叫卫津河，是解放后起的雅名，老百姓叫它“墙子河”，那可是老天津城的护城河，应该算得上一条风景线了，可我总觉得它应该叫“卫生河”，它可称得起是天津的“龙须沟”了，是著名的蚊蝇滋生地，一出“老龙头火车站（东站）”就能闻到它的气味。现在倒是把它的河床用水泥包起来，仍是一条死水，不时有垃圾船来捞垃圾。倒是东岸卫津路边上的花种得还不错，好就得说好，对吗。我小时候这墙子河上可是行船的，有鱼船，拉货、拉砖的船（在大阪的旧照片上，我又见到），也有游船。有一年我国著名的戏剧学家华粹深先生，父亲的好朋友，请中文系的教师去青龙潭（现在的水上公园）吃饭，就是在学校东大门桥下的码头上船，蜿蜒曲折，晃晃悠悠直抵青龙潭。父亲把我们也带去了，六十多年了恍惚如在梦中。
南开大学校园里日本人留下的遗迹还真有几处。从东大门进来，沿大中路500米，右手边是著名的马蹄湖，即荷花池，每年夏天，荷花盛开，无论国内、国外我所见的荷花池没有一处比得上她的。周恩来总理每次到南开，都要登上湖边的木斋图书馆（行政楼），登高远望。是建校时卢木斋先生捐资建造的，拜占庭式的建筑，卢家是天津大族，我们一块去新疆的同学卢元宣（女）就是卢家的后代，绝对大家风范，她也是王彬的表妹，卢王两家是亲戚。沿着马蹄岛（上有周恩来浮雕碑，以前父亲每天早上在碑旁边打太极，他对总理的感情很深）上的正路一直走，过大中路就是南开大花园，那花园也是没说的，是我们童年的天堂。正对面就是思源堂了，原是教学楼，后归化学系，现在是南开医学院。这是唯一一座保留下来的民国罗马式建筑，以后修的楼，从艺术性上说，没一个比得上她，就说大石台阶上正面的四根八米高的罗马式立柱，那气派就像是到了欧洲。石阶有四、五米高，十米见方，前面还有一溜半米宽，二尺来高的砖墙，就像一个点将台。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占领了，我小时候听说她成了日本兵的司令部，后看回忆录，知不确，但确是日本人的宿舍，他们还在里面养马，弄得乌七八糟。上小学时，思源堂前修自来水沟，挖出了一条战壕，里面有钢盔、枪支武器，不是日本人的，大概是国民党的，这一带原是战场。大花园东边是胜利楼，是日本人修的，是座倒L形的楼，虽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常玩的地方，取名胜利，大概也和“凯”有关。再回过头说木斋图书馆，一年级时还住在北院（我很笨，留了一年级），一个比我大的女生送我们来南院上学，放学时路过图书馆，那时还是一堆砖头瓦砾，大女生说，是日本飞机炸的，后知不确。实情是四几年，南开已迁重庆、云南，校长张伯龄不知怎的得罪了日本人，他们就从海光寺的兵营炮轰南开园，炸毁了木斋图书馆和秀山堂（再没重建）。有个回忆录记录了当时守校人员撤退的情况。他们从思源堂后的围墙小门出来，下到墙子河，一个校工站在船尾划船，船上坐着南开教务总长黄子坚（钰生）等人。后面的炮响了，校工赶忙躲开，子坚先生说，哎哎哎，你别躲啊，你躲开，不把我暴露了。大家哄笑。据说，南开曾多次向日本方面索赔，还出了一本小书，名曰《日寇在南开的暴行》（我有），似乎日本人一直没搭理。但后来却援建了不少建筑，其中有“爱知会馆”，一座很气派的现代建筑，好像是供开会用的。还在主楼前送了一个“樱花园”，里面有中日友谊碑。新图书馆旁还有一座日本小洋楼，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牌子是范曾先生提的字，漂亮。好像也是他们援建的。这就是日本人，送你可以，索赔不理。研究所，我们民族语言学会还在里面开过会，和日本无关。他们有些什么研究成果，我不大清楚，当然也不懂。
政治宣传、学校教育、文艺作品不断向我们灌输反日、仇日思想，以至把我们弄的疲惫不堪，现在我根本不看这些东西了（反感血腥），但我必须
承认这些东西在我的“日本观”的形成上起了巨大作用，甚至深入到生活和心里的深处。一部50年代拍的电影《平原游击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中游击队队长李向阳是天津电车工出身的演员郭振清（天津人）饰演的，演得不错，很有气势。演日本大队长松井的是老演员方化，演得出神入化，文革中批判方老，说他演的日本鬼子“比日本鬼子还日本鬼子”。演出中有一个情节，松井抓住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叫小宝，叫他说出“谁是八路军”。小宝狠狠在老鬼子的手上咬了一口，松井拔出手枪，一枪就打死了小宝，眼都没有眨一下。李向阳打回村，见到小宝手心里还攥着一颗李向阳送给他的子弹——复仇的子弹。日本人兵败如山倒，松井准备剖腹，李向阳带领游击队冲进来，狠狠盯住老鬼子说：“决不允许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接着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小宝的子弹，装进弹夹，一枪打死了松井。松井扑倒在地，一个特写镜头：一只手（与小宝的手呼应）紧紧抓住丢在地上的军服，慢慢松开。评论很赞赏这个处理——暗示了一种永远不可消除的深仇大恨。这就是反日、仇日的主题。理论的解释却是出奇地简单——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只能以牙还牙。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我说过一件事，他年轻时曾在国家的外贸局工作，出差到日本，日本一个公司的老板非常欣赏他，想把他留在日本，宴会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断然拒绝。问为什么？答：“我鄙视日本民族。”他说，当时在场的日本人呼啦一下都站起来，低头鞠躬“对不起，对不起”。他得意洋洋，不知他说得是真，是假，反正吹牛是肯定的。我由于对日本占领南开、轰炸南开有点印象，年轻时做过一个梦。说是日本人进了学校（保姆说的“闹日本”），黑暗中到处闪着刺刀、钢盔。我心里急，要赶快回家，不知家里怎么样了。明末诗人汪元亮，被蒙古鬼子虏往北方，过太湖，写了一组诗，其中有两句：“对着蓬窗垂两目，船头船尾烂弓刀。”就是我梦中所见。直到访日前，我对日本人还是抱有这样的恐怖和仇恨的心里。
有时我也问自己，对真实的日本、日本人你懂得多少？回答也很简单：几乎一无所知。我是搞语言学的，而且是汉藏语言学，对政治、经济也没什么兴趣，只是有些好奇心。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近年来不断从海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奇闻：日本这个遭到原子轰炸，几乎被战争夷为平地的岛国，居然一跃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真是令世界瞠目结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尤其是和自身比较了一下，更是大惑不解。无论如何要去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
三、补 课
说起旅游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82年我去云南调查傣语，在硬座车厢里（研究生不能享受卧铺）遇到两个河南老乡，大概是某单位的业务员。这哥俩像是一对说相声的，幽默可爱。他们好像和赵紫阳很熟悉（赵是河南人），说老赵，你小子不够意思。老赵忙说，兄弟兄弟，好说，好说。也不知他们说得是不是真的。那时老赵还没出事，老赵去世后据说香港市民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伟大的公民。车子快到岳阳了，弟弟忽然说，那不就是《岳阳楼记》的那个岳阳吗（他还知道《岳阳楼记》）？咱去看看呗！哥哥说，你就得了呗。转脸对我说，这兄弟总吵吵去旅游（那时都是借工作之便，类似后来的公费旅游），到了地方，连门都没进，往里面看了一眼就说：咱走呗，就这意思了。到了地方，兄弟俩还是欢天喜地下车登岳阳楼去了。有个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艺术性很高，有一句歌词：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后来有人把这种旅游心态形象地描述为：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就拍照（现在特兴自拍照），回来一想，啥也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质量旅游”这个概念，力德兄的《欧洲文化寻根游》就是高质量的（美术史，文化史，中西文化比较）。这种旅游实际就是学习、考察，导游就是教师。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对身体也是善莫大焉，是一种享受。力德兄说是“腐败一把”，用词不当，公费旅游才是腐败。他还说，写游记是为了“回来吹吹牛”，我也没他这么强的虚荣心。我私下里倒是有这么点心思，写点东西，用李弢兄（新疆同学）的话说就是“检验一下痴呆化的进展系数”。生命在于运动，脑子也 需要运动，越用傻得就越慢。这个价值可比“吹吹牛”大多了。
小孩的二舅听说我要写日本游记，一下子给我拿来五本书。他喜欢读书研究社会问题，每本书上都画了很多标记和批注。这五本书我都粗略地读了一遍。合卷默想，我以前对日本、日本人真是太无知了。除了前面说到的《菊与刀》外还有《福泽谕吉传》，福泽谕吉何许人也？1984年11月，日本发行新钞，将原来旧钞上的圣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为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作家）三个文化名人，代表日本已进入文化大国。其中万圆大钞上的肖像就是福泽谕吉。文化大国发展为经济大国，而我们还是政治大国。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出身于一个贫穷武士的家庭，23岁创办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学堂，三次随幕府使节远渡欧美汲取新知、开拓视野，成为日本“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是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的著作《劝学》、《西洋事情》等不仅是明治时代的畅销书，直至今日仍风靡日本，《福泽谕吉自传》被列为日本国民的必读之书。他是日本从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人物，福泽先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终生不做官，以一个民间人士办教育，著书立说，影响了日本的政治，真正实现了“教育救国”。他教育学生要廉洁正直，不能压迫百姓。他说，“我从没做过愧对自己的事情”（知耻）。他对政治颇为了解，却不愿当官，当时日本的社会人人都想在官场平步青云（中国是人人都想当皇帝，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前些年有个酒广告“喝了贡酒，都能当皇帝”，这就是中国商人的水平）。美国人劝他，你若身居政府要职，可以充分发挥才干，大展平生抱负，既有金钱又有地位，何乐而不为？“对他们的好意，我总是一笑置之”。“我只好自求多福，一方面坚定开放门户的立场，另一方面大力倡导西方文明（民主政治），随着时代的前进，政府的开国论逐渐付诸实施，日本的社会也慢慢转化为西方的文明社会（道德高尚，经济繁荣），我的美梦终于成真，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如今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什么不满的了。”当时，虽然政府决定开放，引进西方文明，但官员们习惯于对国民虚张声势、作威作福。他非常厌恶当时的那种官场文化，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现在中国所谓“关系学”（里面包含很多违法行为，不正当手段），潜规则，形成习惯而且发展到全社会，这是非常可怕的。至今中国还在乐此不疲，方兴未艾。他说，“只要我不当官，就可以当个旁观者，在远处嘲笑那群虚张声势的傻子。”就全体而言官员的气质并不高尚。他们丰衣足食，住豪宅，用钱豪爽，“我总觉得他们非常丑陋（肮脏），令我厌恶。这可说是我个人的洁癖（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品德上）。”“洁癖”可以说是整个日本民族的特性。他虽不想当官，但他的言论却对政治社会有所影响（中国却是油盐不进）。明治十年（1877年）西南战争刚结束，社会也平静下来，他着手思考在日本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他写了一篇文章《国会论》，交给《报知新闻》的主笔藤田茂吉和萁浦胜人，说你们将这篇文章当社论刊登出来（在中国这真是岂有此理），世人一定会喜出望外。藤田、萁浦二人年轻气盛，拿着草稿欣喜若狂地回到报社，更在文中加油添醋，煽动东京的同业，过了两三个月，不但东京的报纸议论喧哗，连乡下地方都波涛汹涌，甚至地方的有识之士都到东京来请愿。一篇社论竟会使得天下大乱，一发不可收拾，自己也觉得害怕起来。其实国会论的种子在明治维新时即已埋下，明治初年就已经有了民选议院之说，社论仔细说明了开设国会的理由，竟然促成了帝国议会的召开。他说“我最大的志愿就是要使日本成为军力强大、商业昌隆的大国”。他很像是中国的宪政专家宋教仁（钝初），但国民党选举获胜后，钝初先生就被坚持专制的袁世凯暗杀了。中国和日本差别太大了，这件事似乎关系到民族性格的差异，所以孙中山说，中国决不能搞君主立宪，各种各样的伪宪政，最后都是改头换面的真专制。李鸿章曾经非常羡慕日本的国会制，但终于搞不成，他和慈禧说，我就是康党。深思啊，中国人。福泽说，在幕府时代，我就出版了《西洋事情》一书，但是并没有想到会在日本实施。没想到不仅成为了畅销书，新政府的勇气亦超越了《西洋事情》的内容，断然实施了更加先进的制度，政府的作为反而使我这个作者瞠目结舌（真是判若霄壤啊，叹！叹！）。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翻覆（这就是改造国民性）。“我一生中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国男女公民的气质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纯洁高尚，政治改革决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其次，希望能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宁静（不是人欲横流，必须遏制贪欲，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在这点上，大失其误，最近莫言先生严肃地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第三，投下大笔资金，研究有形或无形的崇高学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
第三本书是松本一南先生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松本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语言学家。他生于台湾（1925年）生活到十六岁，他曾被征入伍，随军走遍了中国。后又在东京大学研究中国语言，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风俗，著有《管子》《三国志英雄群像》《毛泽东传》等著作。他深感中日两国在许多方面并不十分了解，经常产生许多误解。为了增进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写作了这本书。他从历史遗产、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民族心理、思维和行为方式、价值观、社会意识、审美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富有启发性，堪称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化学。日本是一个南北长达数千公里的狭长岛国，状似一弯新月。两三万年前还没有人类居住，最早到达的是她的少数民族——阿依努人（属阿尔泰满通古斯语族），以后到了绳纹陶文化和弥生文化（前三世纪到后三世纪）时代，又不断从中国大陆迁来古农耕文化的居民。从语言学上说日本人和朝鲜(高丽)人关系最近，都属于乌拉—阿尔泰系的骑马民族。最早出现“日本”字样的文献是《旧唐书·东夷传》：“日本国者倭国（阿依努）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日本”的意思就是“日边之国”。又称扶桑国，是东海中的古国。扶桑是古代神话中的大树，据说太阳就是从这里出来。又有蓬莱仙岛的传说，杨贵妃死后，唐明皇曾派遣道士，到东海上去寻找贵妃的魂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有传说，杨妃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日本，日本的一个岛边还为她立了一块碑，显然是附会的。一海之隔的朝鲜，有韩国学者统计，有史以来遭受的外族侵略达一千次以上，中国受异族侵入的次数，就没法统计了。而日本一次也没有，只是在文永、弘安年间蒙古成吉思汗的战舰两次妄图登陆日本，都遭暴风袭击作罢。二战时军部还用“神风”命名了一支部队。外国人说日本人有“岛国根性”（国民性），历史上多次侵犯中国、朝鲜。
松本先生的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三点：一是日本人头脑灵活，转弯快，决不一条道走到黑。话说二战临结束时，美军登陆日本本岛，日军疯狂反抗。为减少美军的人员伤亡，美国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日本的长崎、广岛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我年轻时看过一个外国人（作者？）写的一本书，《广岛原子弹轰炸目击记》，那真叫惨不忍睹，触目惊心，同样是毫无人性。美国人那势头就是再不投降就把你日本民族从地球上抹掉（当时还真有这样的议论，苏联就极力主张）。这两颗原子弹确实是把天皇大人吓着了，天皇并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智囊团。为了保存日本民族，他老人家胸怀大义下了诏书，无条件投降，时间是1945年8月15日。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一出戏一样，令全世界瞠目结舌。昨天还是杀红了眼，满身鲜血的狂暴之徒，突然就像《西游记》里说的，摇身一变，满脸堆笑（还不是装出来的），谦卑恭敬，举着小旗，列队欢迎占领军登陆。那真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输了就是输了，只能痛痛快快承认，深刻地吸取教训。这场损失空前的大战使日本全体人民都认识到：靠暴力，靠侵略别人富强的路是行不通的。只能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发展生产。松本先生写道：“本国国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战争结束后，SCAP（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日本人绝对服从了直到昨天还被说成是畜生的美国人。不管多么不合理的法令，多么难以忍受的禁止事项，只要前文中有“根据占领军当局命令”的字样，就会唯唯诺诺地遵命照办。为了禁止与电车和公共汽车驾驶员谈话，也贴了‘奉占领军当局的命令……’这种标语。史无前例的占领行政运行良好，与其说是美军政策的英明，莫如说是得力于日本人这种‘胜者为王，败者寇’式的机会主义（灵活）。”更有吊诡之处还在于，8·15我们叫“抗战胜利纪念日”日本人叫“终战纪念日”，好像是在说：“不打了，不打了，好了，到此为止了。”就像小孩打架似的。
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日本人的国家意识，特别表现在对天皇的崇拜上。不管打得多么你死我活，只要天皇一声令下，立马缴械投降。尽管日本人明知，700年封建历史的天皇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但他却是国家民族的象征。“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如果日本战败，天皇不会因此受到谴责，“所有日本人仍将一如既往地尊崇天皇”。《菊与刀》的作者鲁思先生从日本战俘的供词中证明了这一点。顽抗到最后的战俘都把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他们都认为是在“遵圣意”、“慰圣虑”、“天皇领导国民进行圣战，服从是我的天职”。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和平信念归于天皇。对全体国民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坚称他为“热爱和平的陛下”、“陛下仁爱、反战”、“陛下被东条英机欺骗了。”这些一致认为天皇不受任何批评的论调，在美国人看来是虚假的，但只要认识到，天皇只是一个“象征”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这和我们中国人是不同的，当年中国人也曾三忠于、四无限（美国人无法理解这套东西，他们是怀疑一切），那是建立在对领袖人格的信任上，与民族无关。这种面纱一旦破裂，他们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老爷儿（太阳）是人不是神，康生是鬼不是人，汪东兴是狗不是人。”既然天皇说错了，那就是错了，必须改弦更张，低下头来，奋发勤俭，重建家园。战争的教训甚至改变了民族性格，日本从来都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东京人气质的第一条就是“爱打架”。松本先生说：“一言以蔽之，爱打架、性急、容易头脑发昏，就是不冷静、不理智。而现在人们认为，与战前相比，学校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拳脚相加的打架没有了。在民主主义的影响下，孩子们受到了蔑视暴力、尊重协商的教育，因此，与过去相比，武斗越来越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性急的性格改变了”。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这是一种崇高、圣洁的情感，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吧（但木心先生——见后文，说什么东西只要粘上了“主义”就全玩完）。二战后，这种意识已经深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大概是六十年代一家英文报纸上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个公共澡堂，一个男孩在冲洗处滑倒，旁边正在洗身子的手艺人模样的父亲厉声呵斥他：‘哭什么，你是日本人！’小孩立即止住了哭泣，显出一副男子汉气概。”这位学者感到，那位男子的话，暗示了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那位父亲不过是一个平头百姓，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教养，并不懂什么什么主义，这样的人随口就说出“你是日本人，就该如何如何……”这样的话，这是因为连手艺人和建筑工人也都在无意识（潜意识）之中不忘自己是日本人的缘故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近七十年，从来没有听到周围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相反倒是近来在网上不断听到，中国人在人家大街上吐痰、撒尿，在天皇居所前广场上喧哗、吵架，在人家的古建筑上乱刻乱写。国家旅游局已发文件，这样的人将取消今后出国游的资格。评论大多是这么一句话：真是给中国人丢脸。从评论看也还不是全体中国人都是“不知耻”的。松本先生说“因为中国人并不怎么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当然现在日本人高学历和高生活水平的人，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往往具有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所以，民族主义思想略为淡薄，但是普通市民大多国家观念很强，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是个了不起的国家，身为日本人是一种幸福。’”
第三点也和鲁思先生所说的“耻文化”有关，正确说，应是“知耻文化”。“耻”简单说就是失败、无能、犯错、犯罪（偷盗抢劫、贪污受贿，以及一切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福泽谕吉先生说，他那时官员的气质并不怎么高尚。一百年以后，特别是二战后的情况怎样呢？松本先生在评论日本的官员时说：“日本官僚能力很强，在世界上是有定论的，其好评突出有两点：（1）很少贪污，（2）行政能力很强。”能够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日本的官员‘很少贪污’”，多么自豪！只这点就足以令我们中国人惊醒了，够我们学一百年的。其实，用不了一百年，只要一个举措就可以“世风大变”，但是他们就是死也不肯迈出这一步。说得再通透一点，在日本是没有“钦定”这么一说的，全体官员都是人民严格选定的，行为不端者，獐头鼠目的家伙那是连竞选也不敢参加的。而人民是高尚正直，顶天立地的。松本先生说：“日本人像认真的工蜂，官员们也是出色的。”“完成了明治维新大业的志士们，并不是所谓能吏型的武士，而是被幕府和各藩当局视为被淘汰的、不合格的武士。而且，为使日本从从战后的一片废墟上站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富国的最大功臣，不是官僚，而是企业家、商人和劳动者。”
第四本书是陈希我先生的《真日本》。陈先生是一位作家，福建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博士，年轻时在国内呆不下去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他指了条路，远走高飞吧，怎么“远”？答曰：国外。想去的地方很多，但不是日本，对那个弹丸之地的小日本（慈禧太后说是“蕞而小国”）他从潜意识里就看不起。最后还是去了日本，“还不是因为钱”，借高利贷，还还得起。命中注定，随后女友也来了，一呆就是五六年。回国后在大学里教日本文学，并写有大量小说及随笔，获得过“人民文学奖”。不用说，这样的人对日本是有真情实感的，他写的书就叫《真日本》，但他又说：“任何言说都仍然夹杂着情绪乃至偏见，所谓真，其实也是虚妄的。人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人一说真，上帝就笑了”。
陈先生书中有两件事，我觉着挺有意思，中日两国的人，文化心里的差异，差得也忒大了，没法相通。有人说，骂人的话最能表现出一种语言和民族的特点，就是平常所说的骂大街，这点国粹，丰富多彩，通彻精妙，那中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全都是以性为基础，以家长为对象。《真日本》中说了一件事，真是令国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在日本，中国人常无奈于‘国骂’无法施展出它的杀伤力。我本人就亲历过一次：我的一个同胞向跟他一块儿工作的叫比嘉的日本人，使出国骂的杀手锏，没想到，对方听不懂，那同胞就用日语解释了一遍。对方大惑不解，愣了半天，突然问‘我妈妈那么老了，你还喜欢？’”
说到骂人，并不等于脏话，不像中国人满嘴都是污言秽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日本人的语言里，脏话出乎意料地少，听日本骂人的话，就像到了《镜花缘》里的 “君子国”。“狗”是不算骂人话的，有一个中国抗日电视剧，里面有个鬼子叫“犬养”，中国人就叫他“狗娘养的”，或直呼“狗x的”。希我君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叫“犬养”，这是他的姓，陈先生起初以为是他的外号，不敢叫。他说，这是我的名字，我就是狗，还笑呵呵的。狗在日本人心目中是非常可爱、忠诚的。拿狗骂他们，等于白骂。日本最普通的骂语就是“八格牙路”了，翻译过来就是“马鹿野郎”，来自中国的成语“指鹿为马”（指品德坏）。到日本变成指责人能力差的话，说白了就是“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家伙（野郎）”，简单说就是“傻瓜”“笨蛋”。在日本这就算很厉害的骂语了。有一次希我君听到一个中国人骂日本人：“天皇八格牙路！”这可击中日本人的要害了。对方想了半天，也回了一句：“某某某八格牙路！”那中国人居然哈哈大笑起来。日本人糊涂了，你们不是“无限忠于”吗？中国人拍拍他肩膀说，你太不懂我们中国人了。“语言美”也可以说是一种“洁”，一种高尚（有文化）。书中专辟一章“日本人的洁癖”。他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日本人更是。这美，其基础是‘洁’。我甚至认为，日本文化是以‘洁’为根基的。”这洁不仅是生活中的，而且是品德上的，我称作“圣洁”。“不洁”就是鲁思先生所说的“耻”，日本文化是一种“知耻”文化。希我君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佩服日本人的，但嘴上还是要说“模模糊糊”，没法懂日本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始人是赤身露体，不知耻的。后来用一片树叶或树皮遮挡，这就是“礼”，这就进入文明了。
第五本书是陆陪春先生的《傲慢的日本人》，1947年（比我还小两岁）生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1978年起，担任新加坡中文报纸《星洲早报》驻东京特派员。作者在日本居住了十四年，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作为在日本的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他以记者的敏锐眼光，密切注视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动向，在对日本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如实报道的同时，也对日本近年来出现的右倾倾向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状。这本书和我前面所说的几本有些不同，就是说它更多地是报道了日本的一些负面情况，但这些情况显然也都是真实的，不含有人为的夸张。这和日本人作家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我看过）不同，高氏似乎有点偏激的民族虚无主义，正面的情况他闭上眼假装不知道。近几年来陆先生在《星洲早报》“日本漫步”栏中连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日本的评论文章，在日本及东南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反映的这些负面情况，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针见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学者花野敏彦和镰田文彦二君，非常重视这些文章，进行了分类整理，将其中的一部分以《傲慢的日本人》（相对《丑陋的日本人》）为题翻译出版（1987年）。他们不像阿Q那样赶紧遮盖癞疮疤（为尊者讳），而是发表出来，请全体人民思考研讨。这完全是出于公心，为整个民族、国家着想。这就是日本人，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
负面问题最突出的无非就是战争责任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发行量世界第一的《读卖新闻》86年头条新闻：“自民党强烈要求停止在靖国神社合祀太平洋战争中的甲级战犯和一般战死者。”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25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7 人被判处绞刑（不久在巢鸭监狱处死）。其他战犯中，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人被判处20年徒刑，1人被判处7年徒刑。吊诡的是这些义正词严的审判，中国六十五年后广播电视才报道，高深莫测。这场战争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和二千万亚洲人。未曾想到79年春大平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神社悄悄地把东条等14名甲级战犯供为“军神”。日本投降后40年的和平环境使日本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日本因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变得骄傲，想把战争责任束之高阁。不少人认为“是苍天灭亡了我们，战争本身无罪”，“日本仅仅败给了美国，没有败给中国。”他们瞧不起中国的“反日”示威行动。
战后，特别是日本经济腾飞以后，日本国内的确出现右倾翻案风，而且愈演愈烈，无人否认，但这并不等于复活军国主义。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读卖新闻》曾对三千人进行调查，72% 的人赞成首相正式参拜。其实，这里头的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是为了把日本这驾恶魔战车重新开动，没有几个人会同意，但要是说，这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那大家都会同意（安倍首相用的就是这一手）。每年那些遗老遗少们，穿上鬼子服，戴上破军帽，举着太阳旗，手握军刀，在神社外群魔乱舞时，旁边的路人就会对他们嗤之以鼻“这群疯子”“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傻瓜。”这倒使我想起，当年张勋复辟帝制，那些专制主义的拥护者，穿上大清的官服满大街乱窜，老百姓说，这群人像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帝制不得人心，军国主义也早已成了历史的垃圾。一位日本前战犯吉田清治（72岁）在大阪召开的“怀念与铭记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争牺牲者集会”上讲述了这段悲惨的往事，他的讲话悲切、诚恳，令人感佩非常。龙眉皓发的吉田先生在讲台上慢条斯理地说，当时他是日本山口县属下掌握征用朝鲜人指挥权的劳务报国会动员部主任，他手下一个数百人的部队六年间抓了6000人。他说，他那时面目狰狞，手段残忍，被朝鲜人称为“抓夫魔鬼”。他们抓朝鲜人跟白人猎捕黑人奴隶一样残酷。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因如牛马般残酷驱使累死、病死或意外死亡的人非常之多。他记得有一次他跟十多名同僚出差到朝鲜半岛，把年轻妇女赶到路上，挑选可以派上用场的，若有反抗便拳打脚踢。仅三天就抓到一两百人，接着用轮渡载回日本（过对马海峡），由那些从前线回来的日军带到中国或南洋。干了三年，被虏走妇女大约有10——20万人。更令他遗憾的是，这些“安慰妇”在战后谁也没有再回到故乡，不少人已饮恨而殁，残生者也改名换性永居他乡。他还说，那些被抓到广岛和长崎的朝鲜人之中，有四万人遭到原子弹爆炸的灾祸。现在日本列岛上60万饱受歧视的朝鲜人，就是这些被虏来的苦力或安慰妇及他们的后裔。吉田最后说：“请允许我作为犯罪累累的战犯向各位供证，并希望各位把这些证言当作是我这个老人的遗言，牢记在心里……”。这就是现在经常挂在日本人口头的一句话，祝福世界和平，永不再战。陆陪春先生从大阪坐子弹火车回东京时，凑巧与吉田老人为邻，和他畅谈了三个多小时。他对我说，“在三年前，为了悼念被强掳来日本的已故朝鲜人，我曾自己掏腰包在南朝鲜国立坟场建立了一个‘谢罪之碑’，并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最近则准备在东京建立一个慰灵塔来悼念这些已故的朝鲜人。此外，在数年前，我也花了不少精力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写成两本侵略忏悔录《我的战争犯罪》及《朝鲜安慰妇与日本人》。”陪春先生说，吉田先生的态度是正确和庄严的，代表了日本的正气。而今天军国主义的残余分子还在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企图洗刷他们的罪名，吉田精神显得更加可贵，而军国主义的嘴脸显得更加丑恶。希伯莱人有一句箴言：人是什么，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真、善、美存在于人民中间，人民永远是正直、圣洁的。
其他一些问题似乎也不专门是日本的问题，很多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如劳资纠纷问题，我以前看过一个日本电影《野麦岭》，艺术性相当高。写资本家、工头怎么剥削农村来的纺织女工。使人想起中学时读的一篇课文，沈雁宾的《包身工》，不过陆先生说“日本的工蜂已经变懒了”，失业问题还是很严重。还有住房问题，60%以上的家庭都拥有汽车，无法避免城市停车难。水源污染问题，酗酒问题，小孩玩电子游戏问题，打黄扫非问题，“新人类”问题。我最不理解的就是日本人自杀成风，视死如归，视生命如敝屣，头也不回。1986年四月，年仅18岁的当红歌星冈田有希子因情场失意从一座七层楼的大厦顶层围栏跳下。这件事像瘟疫一样，马上蔓延全日本，不少青少年像神风敢死队一样，纷纷步有希子的后尘，从高楼跳下，掀起了一股自杀浪潮（有时一天数名），日本人还美其名曰“有希子现象”呢！《读卖新闻》“从1986年4月1日至23日，19岁以下的自杀者多达83人。这些人当中，动机不明者占多数。”日本医科大学救命紧急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心里学家黑泽教授在回答记者前出示了一份有关自杀的调查报告。说，青少年自寻短见，这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他分析说这是由于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在日本自杀不是个别现象，东京以西的静冈县的热海，就是“情死圣地”。日本作家中也是自杀成风，匪夷所思。作家三岛由纪夫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严厉的爱国主义深为赞赏，对日本战后主权受制于外国非常不满。三岛似乎很明确是为军国主义殉葬，网上是这样报道的：三岛1965年以自己的小说《忧国》为蓝本，自编自演的同名电影预示了他的结局。影片中一位忠于天皇的日本上尉在1936年的政变失败后切腹自杀。1968年，三岛组织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且保卫天皇。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三岛于1970年11月25日将他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当天三岛交付了《丰饶之海》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并指示将过去发表的“异类主题短篇小说”集结成书《殉教》，随后带领4名盾会成员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名骗至总监办公室内，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三岛在总监部阳台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日本人发财了，得意忘形，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呼吁“放弃物质文明的堕落，找回古人纯朴坚忍的美德与精神，成为真的武士”随他发动兵变，推翻不许日本拥有军队的宪法，使自卫队成为真的军队以保卫天皇和日本的传统，但是没有人响应，听讲者大声嘲笑三岛是“疯子”。三岛随后从阳台退入室内，按照日本传统仪式切腹自杀。我想这个三岛要是当年去了中国那一定是个魔鬼。最叫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川端康成（1899—1972）了，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自杀了。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属于新感觉派作家。生于大阪，自幼父母双亡，写的东西实在是好，都是伤感文学。1968年获诺贝尔奖，是日本的首位，4年后（1972年4月16日）在工作室自杀身亡，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时，不忍见樱花凋落、杜鹃悲鸣”来解释川端的死因，这大概也是位诗人。我的人生哲学（木心先生说，没有什么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看着川端康成先生的像，我觉着特像我们新疆同学吴泽林，泽林兄是川端的同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教授，他很有学问，为人风趣幽默，同学都喜欢他，泽林兄是决不会自杀的（也是“不如赖活着”的主儿）。希我君说，川端自杀的本身，就是让他的声望达到巅峰的作品。日本已经是世界经济强国，生活如此富足，功成名就，他却万念俱灰，一死了之，这是为什么啊？一休禅师说“入佛界易，入魔界难”，所谓“走火入魔”，魔就是“美”的最高境界。川端下了领奖台，就对人说“获奖未必是好事”。海子（女作家）也死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好的诗啊！莫言先生获奖后，有个傻记者问他：“你感到幸福吗？”答曰“不知道”。迄今为止还看不出莫言有川端情结，他还在那儿写作、讲学、开会、提议案，但我知道他也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决不跟自己过不去。实在不懂日本人，先去看一眼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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