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军特情部，即日本陆军特殊情报班，又称之为陆军密码班。在情报行业内，它归属于信号情报中，称之为通信情报。许多年前，一部史诗级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挤满了我的童年，也影响了两三代人。其中所说的故事便是围绕着中共情报部门中著名的烈士李白，他在上海潜伏，向中央发报，最后被对手侦知。这其中，第一次知道了侦听车，而利用电波侦听监听捕获对手，或者得知重要情报信息，便是通信情报的主要手段。
孙道临，王心刚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建立日军特情部
19世纪末，世界无线电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进入利用电波采用密码作为通讯工具的时代，仅靠直接获取的办法，远远不能满足各个国家对情报的需求了。因此，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即必须设法监听对方的电波，破译其内容，获取所需要的机密。
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成为专门负责搜集无线通讯情报的一个极为秘密的机构，包括密码的破译、通讯电波的监听和方位的测定等等。
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很早就开始设有极秘密的通讯情报机构（班）。如伊藤博文遗著《机密日清战争》中提到，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清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一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得一本中国小字典。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小数字。日当局分析后，判定这是清国人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并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电报密码。
但日本大规模地及有效地利用通讯技术破译对方密码则是在1921年以后。
1921年，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以及邮政省共同成立了电讯研究会，专门研究密码破译技术，而且在波兰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取得极好的成效。这是由于时任日本驻波兰公使馆副武官山胁正隆（曾参加侵华战争，后晋大将，逃脱战后审判，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三级金鵄勋章），曾研究1919年至1920年波兰进攻苏俄时的谍报工作，获知波兰军队对破译红军的密令非常成功。当苏俄指挥部用密码下达命令，由师一级传达到团一级时，便为波兰方面破译出来，因此波军对于苏俄方面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山胁正隆对波兰如此先进的破译技术很感兴趣。因此，1922年在他离任回国后，便极力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松雄推荐，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传授破译技术。
?1923年1月，科瓦列夫斯基应邀到日本东京，向由参谋本部所属各情报部门派人参加的情报讲习所人员，讲解密码技术。讲习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参加听讲人员还有参谋本部欧美课的4 名大尉，他们是：
俄国班的百武晴吉（后任日军无线电训练总监，拉包尔十七集团军群司令）。
英国班的井上芳佐（后为中将，其曾在39师团39步兵团任少将团长时，正是直接参与了对张自忠将军特务营作战，张自忠将军战死）；
三国直福（后为中将，1939 年 8 月任南京特务机关长）。
德国班的武田馨（后为中将，1939年8月任关东军高射炮司令官）。
科瓦列夫斯基讲课的内容有苏俄红军的乱数密码以及周期转置密码破译的研究， 还有欧洲各国常用的密码构成和破译技术。这比日本的密码技术先进多了。因为长期以来日本陆军的密码一直是使用电信符号，以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使用的罗尼式双重语置换机，当时已经非常落后，密码极易被人解读。因此，参加学习的人员在听了科瓦列夫斯基讲授的乱数密码后吃惊不已。可以说，这个学习班在日本特别情报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百武晴吉
1923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开设了监听所，开始直接监听国外电报，但由于接收信号机落后，使用的是矿石滤波器，未能如愿。直至后来无线电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真空管发明后，以真空管代替了矿石滤彼器，监听所才重新恢复。科瓦列夫斯基结束在日本的讲课，回到波兰后，日本参谋本部又将一批年轻的军官送往波兰，继续研究密码技术。这批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与波 兰人一起执行任务，接受波兰军人的直接指导。
现代爱好者制作的矿石滤波短波收音机
?1934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又继续派遣年轻军官到波兰。时值山胁正隆第二次出任日本驻波武官。 这些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主要是学习和研究苏联红军通讯的组织系统，苏军密码的种类、特性和倾向等。
1927年7月，第一批派往波兰学习的百武晴吉回到日本之后，陆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通讯课便增设了密码班。随着派往波兰学习的人员陆续回国，密码班的组织很快扩大。其中配置有专门负责苏联、中国和英国的不同组织。密码班的任务除负责编徘自己的密码外，还要负责密码通讯的监听、解读和翻译，以及培养教育密码专家。
1939年3月陆军密码班改称第18班，直属参谋总长，班长由第二部部长兼任，在派住中国的各军中，都设有特情课。
1940年出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土桥勇逸少将，就曾是这个密码班的班长。
土桥勇逸
日军特情班在侵华战争中的工作
1928年5月，日本陆军始在中国开始了特别情报活动。当时，日军为阻止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陆军通过监听中国军队的密码通讯，破译了命令内容，因而对蒋军的调动配置行军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同年6月，日本关东军将张作霖炸死后，陆军东京密码班破译了张学良与各方的密码通信，因而对张学良与各部分的关系了解碍十分清楚。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情报机关，因此，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的工藤胜彦大尉到关东军，对关东军监听 到的中国军队的密码进行解读与翻译，结果将其中的 70％的密码破译出来。 关东军虽然在兵力上与中国军队比较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监听、破译了南 京国民政府当局与东北军间的联络，南京政府与驻日公使馆的外交电报，中国政府的动向及外交政策都在其掌握之中，因此，在军事、外交方面部站在完全主动的位置上。工藤大尉因此功绩被授予“金鵄勋章”，这是日本陆军情报史上第一个获得勋章的情报军官。不过，当时日本特情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事前已基本熟悉中国使用的密码，而且还窃取到密码本。
1932 年 1 月，上海“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日本舰队密码班长森川，破译了中国的密码，获知中国空军准备轰炸在上海的日军的机密情报，结果，日军先下手，破坏了汉口的中国空军基地。
“九·一八” 事变后，关东军不仅设置了密码班，专门监听中国的密码电信，而且于1932 年夏，在哈尔滨设置了由在波兰军队中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缨井大尉任机关长 的对苏联的情报机关，专门观察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和动向。
日本派遣军特情班入驻天津
1935年，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继关东军之后，也成立了专门的特情班，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鹤田登实少佐任班长，此人是参谋本部密码班的元老。而天津特情班为今后的侵华战争准备，及侵华战争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情班成立后，配备有三台接收机，监听人员6名，破译人员2名，翻译1名。
日军海光寺司令部
1936年4月，中国驻屯军改编，地位提高，军司令官改力“亲补”（即由日本参谋本部直接任命），兵力增至5000人，因此特情班也随之扩大，任命工藤胜彦少佐为班长，人员由13人增至26人，信号接收器也增至6台。其任务是专门监听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商震、高桂滋、傅作义等部的动向。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于8月末将中国驻屯军扩大，组建成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特情班也随之增强，除增加信号接收机等大量设备外，还补充增加了工作人员50余人。除原有的驻天津特情班外，还在北平、归绥、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分室。
海光寺内日军军官
1939年10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也设置了特情班，已经升任大佐的情报专家鹤田登实再任班长，其开始在天津、上海两地穿梭领导特情班的工作。同时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在广东的日本华南方面军也设置了特情班，由田内一郎大佐任班长。
原民国外交部，今江苏省人大常委，曾被日军作为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1943年7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与华北方面军特情班合并，组成中国派遣军特情部，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部以下共计 543 人，其中文职人员，包括翻译官、翻译生116 名。1944年2月，特情部又进一步扩大， 军职与文职人员共计880人。到了1945年1月，仅军职人员即达711人，文职人员 280 人，共计991 人。由此可见日本对在华特情活动的重视。
特情班的主要活动便是研究中国的密码，以及掌握相关的各种知识。初期中国军队的密码基本上是由4位阿拉伯数字构成。这种密码既容易被发现，破译也比较容易。而且，中国军队在拍发电报时，缺乏保密观念，不仅拍电报人姓甚名谁都清清楚楚，就连收报人的姓名、日期都不加任何保密，原文拍出。因此，特情班便很容易掌握中国军队的编制、兵力和行动。
和本文无关，图为民国时期的电报码本
据日方称，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密码的破译率达到 90％。关于外交密码的破译，而日军天津特情班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就窃得了中国使用的密码书《二六电本》，对中国外交联络情报知道得相当详细。
1937年9月1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中，便已提出泄密问题，称：我军电报多被敌方译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机要室秘书毛庆祥，也曾就机密泄漏之原因向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蒋介石报告说：当系部队与部队间（横向）通电时有所泄漏。因为前方通信均用无线电及电话传递，并且大部使用普通密码和密码本。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对密码进行了改进，采用了“特种电码本”，即将原来的一字一码 的形式改为词组形式。经此改进，密码相对说来要复杂多了。但不久也为日本特情部所识别，破译率仍达到 70—80％。由于中国军队的密码被日本特情班破译，因而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各次战役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危害，这在中条山战役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941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其在山东、河北和晋北的第二十一、三十三至三十七各师团及第四十一师团，共计6个师团，以及第三、 四、九三个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共计10万兵力，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对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山西南部的中国军队再次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此即“晋南会战” 或“中原会战”。
此役，中国军队阵亡4.2万人，被俘 3.5万余人。日军己方战报死673人，受伤者2292人，以近1：20 的极小代价，打败了所有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中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特情部熟知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课（情报）参谋、特情部主任横山幸雄曾洋洋得意地声称：在会战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特情的作用，对敌情了如指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所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彼此作战一样，指挥若定。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决定此次作战时，在制定作战目标（是首先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在山西省的第十八集团军所部，还是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时，其第一课（作战）与第二课（情报）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第二课以日军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惨重，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日本军的最主要威胁，力主首先进攻中共军队；而第一课则以对中共军队兵力分布及兵力等情报知之甚少，情况不明，胜负无把握，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但情况明撩， 易于进攻取胜为由，竭力反对。结果第一课的意见被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采纳，于是决定首先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
日军在发动进攻前，天津特情班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迷惑中国军队和隐秘日军作战行动的措施。
让驻蒙日军渡过黄河，前往鄂尔多斯方面，佯攻兰州或延安；让日军第一军在黄河上游地区活动，宣传要打西安；让日军第十二军在开封北面的黄河地带实施渡河演习，宣传要打洛阳。甚至在日军内部除极少数人事前得到通知，已知作战意图外，连师团长也蒙在鼓里。而且，在连接作战区域的周围，严禁以飞机进行侦察活动。为探明中国军队的情报， 早在作战前的 4 月间，日军便将特情班由北平迁往新乡，通过通信情报，将中国军队的情况探知得异常清楚。
田边盛武
与上述相反，日军特情部在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中，却进展甚微。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夜出没于日军占领地区，袭击敌寇，给日军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由于日军对中共军队使用的通讯密码的破译一直毫无进展，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虽一再进行“扫荡”，但收效甚微。因此，1940 年当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百 团大战时，华北日军遭到重大损失。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 进攻作战。原计划出动20几个团的兵力，但随着战斗的打响，参加作战的部队扩大到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8月20日晚，战役全面展开。晋察冀军区以39个团的兵力，破击拆毁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正定以北的平汉路各线，同时攻占娘子关，破坏了井陉 煤矿；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46个团，破击由正定至榆次的正太路、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德石路，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第一二零师及晋西北区所属部队20个团，破击同蒲路北段汾离公路全线，并阻止日军向正太路增援，由此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9月20日至10月初，各部队以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为主要目标。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
日军遭到八路军的打击后，从10月6日起，调 4万余人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复“扫荡”，八路军转入反“扫荡”作战，直至12月5日将其粉碎，战役结束。
从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至 12月5日结束，历时 3 个多月，共计大 小战斗1824次，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其中日军两 万余人，破坏铁路470 余公里，公路150余公里，各铁路、公路沿线的日军 通讯设施，也被摧毁。这次作战，使日本华北方面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丧失了作战机能。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深感惊愕。
此役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已经极力想通过特情部查明中共无线电通讯，为此，扩大了特情班组织，特意任命情报专家横山幸雄少佐出任特情主任参谋。横山上任后，即以查明中共无线通讯为主要任务，但尚未有结果，百团大战即突然爆发。由于特情失去作用，情报课课长滨田平大佐及下属人员不得不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请求辞职。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一景
横山少佐为使日军特情班起死回生，不仅增加了10台接收机，而且调派了一批特情专家充实特情班的组织，其中有所谓中共问题专家山崎重三郎大尉。（题外展开：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军扶持和帮助下重建的情报机关便有山崎重三郎主导的‘山崎机关’专门从事朝鲜半岛的地图描绘标注以备战时需要。另有由野村吉三郎主导的‘野村机关’专门从事日本战后再军备以及海上自卫队的创立；服部卓四郎主导的‘服部机关’专门从事战后警察机构的再创立；有末精三主导的‘有末机关’专门从事针对苏联的情报收集；河边虎四郎主导的‘河边机关’在从事反共工作的同时更是壮大了日后陆上自卫队前身的保安队。）
但是，由于中共使用的是乱数密码，因此，在破译中共密码上遇到严重障碍。于是，横山要求笠原参谋长命令日军各部队千方百计大力搜集八路军的有关文件。参谋本部又增派密码专家井上正规少佐到北平，协助特情班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到1941年2月，特情班终于破译了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部给下属团级组织的密码电报，进而又弄清了以前毫无所知的中共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经济动态等情况。
继1941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之后，日军于1942年5月1日至6月20日，对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主力6个联队、独立混编第九师团2个联队、第一一零师团4个联队、第二十六师团2个联队、骑兵第十三师团独立混编第七旅团，共计5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将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一举歼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便是牺牲在此次扫荡中。
左权烈士
日军在发动“扫荡”之前，采取佯攻作战的战术，即以分散“扫荡”的 形式，对中共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以迷惑中共；与此同时，以天津特情班为首领导所有华北特情班集中力量查明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位置。首先破译了军区司令部使用的部分密码，随后又查明了六、八、九三个分区司令部以及中共军主力所处位置。但是，由于冀中军区的密码时常更改，特情班无法继续破译，司令部位置又变更频繁，且不时实行无线电封锁，停止发送电报，特情班对此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靠派遣‘大陆挺进队’，如‘ 益子挺进队’等化装潜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
日军益子挺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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