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平凡与不平凡
被人戏称为“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碗水。
刘实原名邓洁，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学生运动的党员。解放前夕，他调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我当时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我们以前可能打过照面，但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我印象不深。他后来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刘实。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杯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刘实可能很久没听到用“同志”称呼他，很激动，就和我谈起他的“右派”问题。我跟他说：组织上会按现行政策处理的，请你耐心等一下。 然后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况。结果刘实突然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我一听，愣了，问他：你认识我？刘实就告诉我他是邓洁，把他后来的遭遇和我说一说，还说：我早认出您来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我一听就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我们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饭时间，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呀，于是我留他在我家随便吃了点。事情很简单，刘实到处给我宣传，我接到的信就越来越多啰。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
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他来过。后来平了反，影响比较大。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文革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原因是造反派说她不老实，她想不通，不服气呀。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文革”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斗争你，那斗争谁呢？你是执行路线下的领导者，当然得斗你了。但是你自己想想，你有罪，你就说，你没有，你就别说。耀邦也对我说过：你做过的，一定承认。没做过的，别瞎承认。
工人还对我说：你就得这样，一天三顿饭，还是得吃饱。简称为三个饱，一个倒。三顿饭都要吃饱吧，这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挺感激他们。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亲，她于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亲，于1973年去世。没有两位老人，这个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两位老人，我们两个都不会这么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们。
苏：你们聊天吗？
李：有时也聊，偶尔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书，也会说一说文学、艺术。
苏：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或是出席公众活动？
李：我没有跟他出访过，在退居二线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去的。访问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看了看，带回了一些样品，收获很大。当时我们正在做化纤的项目。
我没陪耀邦出席过公众活动，主要是我的工作忙，总觉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线后因为身体原因，耀邦带我去过一趟南京。另外就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参加过一次外事活动，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礼尚往来嘛，他们在1983年曾在东京设家宴招待过耀邦。后来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茑子带信给我，和我叙旧，表示慰问。我为了感谢中曾根康弘夫妇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为纪念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买了一幅湘绣，题了几个字作为礼品，托友人赠给中曾根茑子。
2005年11月，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还写信给我，表达他对耀邦的怀念，我感谢他们对这段友谊的珍视。
苏：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参加到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您这么热爱纺织事业！您的孩子们和同事都说，晚上9点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单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线，您就经常住在单位。
李：呵呵，瞎胡闹。
苏：我听说您现在晚上还做梦，说要赶紧的，参加会议去，不然要迟到了。
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给吵醒了。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原则。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
苏：从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历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纺织工业的历史也刚好差不多是30年。
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
苏：1978年，北京市民有五难，其中一个就是做衣难，这个问题是1983年解决的？
李：差不多。说起这个做衣难呀，话就长了。做衣难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为原料缺乏。没有原料，就没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为了解决原料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努力。生产要前进，你就会遇见很多像观念呀、技术呀、原料呀的问题，因此很多东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成绩。
苏：对啊。我知道国棉一厂、二厂、三厂都很有名。一厂出了全国著名的确良衬衣；二厂、三厂开发、出口棉涤纶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们的衬衫最初叫“冰山”牌，后来觉得“冰山”牌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于是就改名叫的确良了，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的确良，的确良。说明我们的衬衫做的是不错的。后来又改名，北京嘛，要取个能代表北京的名字，于是就改名为“天坛”牌衬衫。一厂经过几十次的试纺试织，生产出坯布，再经北京印染厂加工成漂白布，由大华衬衫厂、北京衬衫厂生产出成品。
苏：您当年穿过这个衬衫么？
李：我没穿。当时我们主要是做宣传，送了一些衬衫给一些领导和新闻人士。
苏：反响怎么样？
李：这些领导和新闻人士反响都很好。我们的衬衣质量好，另外，我们的价钱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块钱一件。
苏：“文革”一来，大家都不搞生产了，做衣难的问题到1978年就凸显了？
李：当时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普通群众的需求满足不了，连出国人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置装都很困难。上上下下对北京的意见都很大。
这个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在想办法，可北京一带不怎么产棉花，上世纪50年代北京郊区曾有10万亩棉田，可产出的棉花质量不好、又少，就改产了。之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原料，从各地调运到北京，
北京服装协会：纺织生涯的另一片天地
苏：您退居二线后没多久，北京市主要领导人段君毅、焦若愚又请您出山了。您当时是什么想法？
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市场需要，促进各地横向联合与协作，北京决定成立服装协会。在酝酿人选中，市领导找到了我。我热爱纺织服装行业，他们找我，我也就答应了。北京服装协会其实不仅是北京的，当时全国也就这么一个协会，也是第一家。要与中央各部委、周边各省区建立良好协作关系和交流，我们都是考虑了的。
苏：1984年7月4日，北京服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据我所知，现在这个协会运转得也不错。
李：反正还在发挥作用吧，在全国算是开了个好头。后来，上海、武汉、天津、安徽、陕西、南京、大连、成都等地服装（服饰）协会都成立了。为了加强与国际交流，联系日本、法国、韩国等国著名设计师来北京进行服装展演展示，鼓励国内外设计师多联系、多交流，培养我们自己的设计师。我们不仅搞展览展销，还率先成立了服装模特表演队，常常举行设计比赛选拔优秀人才。
苏：成立模特队，可是开风气之先。服装协会大有文章可作呀，像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可都是全球瞩目的盛事。我知道北京这几年也在提“打造时尚之都”。
李：我们为了美化人民生活，提升北京的服装文化，与国际接轨，1986年，提出了“把北京建成时装中心”，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1990年，改成建设“时装名城”。现在的提法又有点改变，就是你说的，“打造时尚之都”。现在做得还不错。
苏：就是服装文化？
李：对呀！让我们的服装体现我们的古都文化，上升到艺术时尚，使北京城既古典又时尚，既传统又现代，把它打造成世界公认的、有浓郁民族文化的时尚之都。
苏：您从1978年的穿衣难、做衣难谈起，从上世纪50年代一下子跨到现在了，从50年代的棉花原料，到60年代的困难时期，到70年代的化纤探索，到80年代的美化人民生活，到90年代的服装文化，最后到新世纪的时尚之都，您的身上，可是一部新中国纺织服装史呀！
李：呵呵，都是些平凡的事。
苏：您认为平凡，其实，这可不平凡。现在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您觉得现在的形势怎么样？
李：形势当然是好的。
苏：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
李：可以这么说。
【摘自：《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作者/苏峰 为馔写本文笔者同时采访了纺织系统资深同志孙建勋、杜茂恒、张培华、张平、邸长明、龙云泽及北京服装协会冯卫国、杜玉芬，和李昭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同时参考了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肖祖石同志的相关资料。因版面有限，对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