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朋友孙贤和教授发表在《文学城》关于大学生活的文章，情不自禁地也回想起自己进大学的经历和终身感恩的四年大学生活。我和孙教授同级和同龄，进大学前同样当过工人。不过，他当工人所做的工作比我苦得多。他扛大包给身体留下了至今还时时会折磨他的残疾。而我的工作没有在体力上作出太大的支出，虽然每天得接触有害气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杰。这可能是今天孙教授能成为世界级的电脑科学家，而我只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教书匠的重要原因吧。
1977年是个非常不平常的年份。“四人帮”打倒了刚一年，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的复出都成了这一年特殊的标志。但是，对我们自身来说，更重要的是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记得很清楚，那年年中过后，要恢复高考的“谣言”便频频传来。好多人便开始蠢蠢欲动，而我却无动于衷，尽管在那火红的年代我从来没放弃过学习各项文化知识。那时，尽管社会上还在批判读书无用论，但上海人没忘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区里有业余学校供在职人员选课学习。那时的业余学校不收一点学费，连教材都是免费送的。我们工厂领导连对前往学习的工人上班与上课时间冲突的情况也网开一面，绿灯放行，在那个时期太难能可贵了。我坚持了很多年去设在五四中学的业余学校选课，甚至连高等数学、电机工程课和材料力学这些大学的课程都选了。当然，即使如此，我们车间乃至我们厂很少有工人去上学。记得我与好友龚振耀一起去上材料力学的课时，每次空荡荡的教室里就一个老师和我们两个学生。授课老师不得不苦笑着用绍兴方言说是一个教授教两个研究生。
我对高考无动于衷不是因为我不想上大学，而是实在不忍心丢掉工作去靠已退休的双亲抚养来读完大学。我当是36元月工资，加上附加工资、理浴费、中夜班补贴费和接触有害气体营养补贴费，一个月有超过50元的收入。我每月工资到手后，除了留下自己的饭菜票钱，几乎一分不留的交给父母。每当他们向人家夸自己的孩子如何懂事，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甜。我父母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工人，他们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的压力，根本没有望子成龙的奢念。有一个懂事孝顺的儿子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很多同事规劝我一定要去搏一下。这其中蔡德泰老师的劝说至今记忆犹新。蔡老师原是上海电机专科学校（现上海电机学院）的老师，文革前创立有名的“边讲边练、讲练结合”的“蔡德泰教学法”。文革中被撸到我们车间当工人和技术员。后来，上海电机学院在60周年校庆时还为他在校园里树了雕塑。蔡老师说，小汪，你是一个极聪明的青年，不读大学是十分可惜的。我对蔡老师吐露了我的心病。他说我的想法不对，他说，读了大学你的经济收入会大大提高，你会对你的父母能更好的孝顺。你的社会地位也会大大提高。你不应该泡在这个车间里，不值得。这些话在当时听来是如雷贯耳。在这此前我真的从没想过我要去挣更多的钱。但决定我最后下决心参加高考的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一天中班下班前，我们大家如同往常一样，十点半后都已收工，并洗完澡、吃完夜点心，聚集在车间门口等11点铃声响后回家。我车间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同事吴忠彦与我聊天。当时，他已决定要参加高考。后来，他成了我们车间当年高考成功的两人之一，被录取在上海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他也劝我一定要参加高考。聊着聊着，我说，我会考虑他的忠言因他的名与“忠言”两字谐音。然而，他说不是的，关键的是我的名是兴无，与“信吴”两字谐音，我一定会相信姓吴的人讲的话。我当时感觉好像眼前一亮，一下从心里下了决心，一定要参加高考。回家与父母一讲我的决定，他们说不管有多少经济困难，一定要让我读完大学。奇怪的很，谁也没想到我究竟能不能考取大学，好像我一定考上似的。高考恢复的新闻播出那天晚上，我在里弄里的向阳院看电视新闻。一看到高考已成定局，马上回家，开始了准备高考的艰难复习过程，一发至高考完而收。
我们厂里首先举行了筛选考试。记得全厂有一百三十多人报考。那天其他的考题都已年代久远忘了。但一题终身难忘：写出《示儿》诗的作者姓名、诗的大概意思和时代背景。我的天，我根本没见过此诗，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于是，我秃笔一挥，一首打油诗成了：此诗作者不知道，时代背景更不晓，只怨自己读书少，回家读书一通宵。连今天想起来都感觉滑稽。全厂的筛选考试32个人通过可报名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77年高考，我幸运地成了这其中的一个。
2015年7月12日于美国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