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杀了多少红军官兵
作者：姚金果、苏杭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03年1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张国焘，字桤荫，又名特立，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他的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灭亡、共和民国初创的大转折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中西文化在碰撞，新旧思想在交锋……
张国焘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以红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为起点。
潘皈佛，红十师参谋长，原红二十八团团长，是这场“大肃反”的第一个牺牲者。据王宏坤将军回忆： “早先的肃反并不是公开进行，大家并不知道。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打了漕家河以后调到师部任参谋长。一天，副营长对我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到我营驻地附近的山沟里枪毙了，我很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到团部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还是在猜测，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外面抓的？没听说呀，外抓的要枪毙也只能交地方，不能带到我们部队上来呀，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出发，从麻埠向叶家集开，叶家集在金家寨以北，属河南固始的地盘。那里是平原，一路上我注意就是不见潘皈佛。后来才知道，枪毙的果然就是潘皈佛。潘皈佛是张国焘‘大肃反’受害的第一个。”王宏坤： 《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张国焘的专横和政治保卫局的肃反特权，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组织内造成一片恐怖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根据不可靠的“证据”破获了所谓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潘皈佛等九人委员会，准备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上并于9月15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从根本上消灭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的案件，并根据该案件指责红四军变东进为南下的作战行动是曾中生继续立三路线、反对中央分局路线，是对于肃反和红四军政治工作不加丝毫注意的必然结果，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等等，这样便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 消除了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同时为建立中央分局，尤其是张国焘的个人绝对权威打开了通道。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挥舞着肃清反革命在红四军中的阴谋这面大旗，确实令许多人不寒而栗。
徐向前回忆说：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 “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②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159页。
徐向前还回忆说： “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②
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疑”，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 “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 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的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晚年时期的陈昌浩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此时鄂豫皖省委尚未建立——引者注)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认为： 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尚方宝剑”： “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而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尽量设法使其改悔。……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 ‘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大开杀戒，杀害了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官兵。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其中在白雀园被害者27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据袁克服说：
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地主富农出身的，不是反革命的也清洗，如像袁克服当政委的那个团，连肃反到清洗共八十几个人，内中有连长、排长、支书、青年工作者等，思想上没有经过整风，当然多少有些毛病，如像调皮骡子及说些怪话的人，有一二年历史的、打仗打得很勇敢，很多被清洗出去时哭着不想走，该团的三个连长，换了两个，连长与指导员换了三分之二，政治处只肃了两个股长，杀只杀了两个，其他都送交上级去了。其他连长、排长、班长等被供出来而没有捉的共100多，虽然尚未影响到共产党员要求脱党，但是三二年以后，部队中就不敢加入党，因为支部书记一捉，一供说下面党员都是，当然大家都害怕。
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也说： 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
这种毫无限制的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其场面之大、情景之恐怖也是罕见的。张竞回忆说： 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至于许继慎，对于张国焘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承认。在白雀园火星庙的“公审”大会上，当张国焘宣布他的“罪行”时，他当众怒斥说： “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白雀园“公审”后，许继慎被押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关在政治保卫局的一间禁闭室里。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指示信，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鲍劲夫： 《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
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 “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主持白雀园红四军“大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1931年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通告第十一号——动员全党力量加紧肃反工作，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通告指出： “最近从多方发觉反动在苏区大规模计划的活动，企图举行暴动，推翻工农专政的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因此“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的争斗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党对肃反的策略是一面实行无情的镇压，一面要从积极方面改正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肃反争斗的基础上，消灭反动的活动的一切其他现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根据地地方肃反的动员令。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发动和指导肃反运动。文件要求地方肃反的范围涉及到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肃反的对象除了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豪绅地主、富农分子等外，还将青红帮、土匪、流氓、小马子等列入其中。而且从文件看，中央分局对肃反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的三令五申之下，根据地地方肃反很快便掀起了狂飙。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正是这两个法律文件，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力。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持下，政治保卫局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沈泽民： 《肃反工作和两条路线》(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471页。等原则行事的。
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倾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重点打击。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另一说是方英被关押，于1932年冬西征转战途中病故。等。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但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自夸说： “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的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尽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打着保卫革命利益、保卫党、保卫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旗号进行肃反，并且也利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心理，但由于肃反严重的扩大化，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引发了黄安五区，即仙居区群众的强烈反抗。
仙居区是黄安县党的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一个区。在肃反过程中，政治保卫局抓捕了区苏维埃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不久又抓了十多名干部，进而又将手伸向村苏维埃一级。群众目睹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批批遭到杀害，心情非常沉重，他们联名写信给县委、县苏维埃、县保卫局，信上说： “我们区出去的干部很多，一出去就被捉了，捉了以后也不知其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如果是反革命，请交回五区，我们开群众大会来枪毙，如不是反革命，可以调回五区工作，我们全体老百姓作保。”
信转到中央分局后，张国焘等人不仅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认为群众受了反革命的欺骗，要严加惩办。于是，县里和省里都派了便衣队，像老虎一样到处视察。老百姓知道，视察以后就接着捕人。这样，区级、乡级干部及老百姓等，更加恐慌了，就只派了一个区工委的委员长留在那里，其他所有五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搬到西山去住。当时还集中了两个赤卫队营共八九百人，准备保卫局来捉人时就打。
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九人带着手枪、绳索来仙居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锄头、扁担等“武器”，将王家冲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喊： “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随着口号声，大家一拥而上，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区委书记闻讯赶来，才说服群众还枪、松绑。余怒未消的群众在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刷标语、写传单，表示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反对乱抓乱杀。
仙居区群众反对“左”倾肃反政策的斗争，被张国焘和政治保卫局视为暴动，认为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采取了镇压手段。将区级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 “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黄安仙居区人民群众反抗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斗争，虽然以数十名同志被害的悲剧结束了，但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行动，以及在党内、红军指战员中、各级苏维埃和群众团体中存在的反抗与不满情绪，迫使张国焘等人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毫无节制屠杀的肃反政策能否继续下去，以及继续下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再者，经过白雀园“大肃反”，张国焘认为已肃清了一些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7—108页。，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阻力不存在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在敌人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的时候，红军需要休整，根据地人民需要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支援红军，继续坚持屠杀性的大规模肃反已经弊大于利，因此，他开始考虑改变肃反的一些具体做法，将以捕杀为主，改为以自首为主。这样，大规模的捕杀渐趋停止。1932年7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政治保卫总局及所属各县分局的所有人员进行整编，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撤销鄂豫皖区政治保卫总局。这样，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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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肃反：红军名将许继慎惨死于张国焘马鞭下(1)
摘自：李蕾 杨雪燕 著《张琴秋传》 长征出版社
阅读提示：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了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曾大搞大肃反运动杀害了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张琴秋亲眼目睹事情的发生经过。【】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曾中生和徐向前只有率红十、十一、十二师主力五个兵团出发了，并一举攻下了英山。按计划，下一步便是越潜（山）太（湖），进军安庆。
英山城内，曾中生和徐向前展开地图，这两个同样都是出自黄埔军校的人，想再一次以他们独有的军事眼光，仔细研究一下攻打安庆这个计划实施的可行性。
英山，距安庆400多里地，中间全是白区，敌人布防两个多旅，一旦接上火，即使敌人不再增兵，对付起来都相当艰难。何况，敌人不可能孤军支撑。而红四军长途跋涉，毫无后方依托，再留下一个团守英山，实际出征的就不足五个兵团，任你再怎么英勇顽强，经得起磨砺，待一路打到安庆，还能剩下多大力量发得起足以震动南京的大反攻？
徐向前和曾中生面面相觑。一想到红四军进军安庆将会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曾中生抑制不住热血沸腾起来。他不是要和张国焘过不去，可红军的损失，就是党的损失，工农的损失，革命的损失。红军是鄂豫皖苏区得以存在壮大的保障，军长旷继勋已经为此被撤去了职务，付出了代价，他曾中生面对难题，又将如何处置？这一夜，曾中生彻夜无眠。
他是红四军政委，作为指挥员，他有指挥作战权。而同时，他更有责任保存军队实力，不去作无谓的冒险。过去，他不了解张国焘，但通过短短的接触，他发现要想说服张国焘，简直不可能，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然而，从英山指向蕲春、黄梅和广济，路途相对要短，只有240里地，最为有利的是，这一带基本都是老区，群众基础好，敌人的把守相对空虚，占住了天时、地利、人和。在这条线上，红军一样可以尽可能地把动静闹大，敌人不可能置之不理，必回师以对，那样的话，也在一定意义上援助了中央苏区。
曾中生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南下蕲、梅、广比出潜太占安庆有更多的优势，于是他干脆把心一横，以保实力为上。第二天，曾中生又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的态度是明朗而积极的，为什么放着生路不走，偏偏要去走死路？这也促使曾中生果断地下了决心：兵发蕲、黄、广！
临行之前，曾中生把红四军的去向报告了鄂豫皖中央分局，留十二师一个团由许继慎率领镇守英山。南下的效果显而易见，共歼敌七个团，俘敌5000多人，其中有敌旅长王光宗在里面。缴获枪支1200多支，还有大批的粮食。有黄金20多斤，白银1800多斤，大洋7万元。部队士气由此大振。曾中生还派部队帮助恢复了当地的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军民沉浸在一片欢腾和喜悦之中。
张国焘却异常气愤，他感到曾中生这个人，将是他在鄂豫皖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他立即派陈昌浩去替换曾中生的职务，让陈昌浩把部队带回新集来。
通过曾中生这件事，张国焘打定主意，必须改组这支军队，特别是部队领导层。要结合肃反，把声势搞大一点，借此提高他的威信，巩固他的领导地位。他把希望寄托在对曾中生的打击上，认为只有对曾中生打击得越狠，才越可能接近他的目的。
张国焘发动团以上干部，对曾中生进行批判，指出他公然抗拒中央分局，擅自改变作战路线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证明他对六届四中全会带着很大的抵触情绪。可结果出乎张国焘的意料，大多数人反而认为曾中生的军事方针是正确的。不正是由于红军主力在蕲、梅、广的缴获，才改变了部队一天只喝两餐稀饭的状况，从而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吗？
张国焘看到众怒难犯，在他心里，反而更加坚定要改组军队领导层的想法。对曾中生，暂时只让他离开了领导岗位，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整治手段。来日方长，他放了曾中生一马，事情却从许继慎身上打开了缺口。许继慎北伐时期是叶挺独立团的一名营长，在着名的汀泗桥战斗中，与敌苦战18个小时，终于扭转败局，为叶挺团带来“铁军”的称誉。后来，叶挺出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许继慎继任叶挺团团长，在国共两党以及社会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就在红四军打下英山又掉头南下的当儿，许继慎奉命率领红十二师一个团留守英山。这时，有一个人来到留守司令部，自称是许继慎的旧友，说有人托他转交一封信。许继慎请进来人，一看，又是那个钟梅桥。这个钟梅桥几个月前到麻埠找过一次许继慎，说和许继慎是旧识。许继慎曾经名振一时，确实有许多相识，但这个钟梅桥，他却想不起来在哪里有过交往。这会儿，钟梅桥双手捧上一封信，许继慎一看落款，有些呆了，竟是曾扩情。曾扩情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许继慎立即警觉起来，问钟梅桥，你是干什么的？钟梅桥嘻嘻笑着，说，大家都是朋友，我敬你们的声名，在你们中间走走。许继慎勃然大怒，正色道，少来江湖上那一套，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却鬼鬼祟祟，两面穿梭，目的必然不可告人。来人，把这个钟梅桥给我绑了！
钟梅桥送来的原来是一封“劝降”信，信上说，蒋委员长很看重你的才华，非常欢迎你能为党国出力，若肯屈就，职位没有问题。你若还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与钟梅桥直接面谈。蒋委员长已经有吩咐，我定照办就是……许继慎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十分气愤，当即命人连人带信，一起交到了军部。
曾中生和徐向前很快审问了钟梅桥，两人看法一致，断定这封信是敌人的阴谋，故意使的离间计。部队回来后，他们便把这件事向鄂豫皖分局作了汇报。听到这些，张国焘眼睛陡地亮了，这不是“AB”团是什么？他才不像曾中生、徐向前想得那么简单，曾扩情为什么单单给他许继慎写信？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许继慎受到了严刑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折磨得死去活来，又是坐老虎凳，又是灌辣椒水。但许继慎钢筋铁骨，说他根本不认识钟梅桥。张国焘又指使人对钟梅桥施以毒刑，钟梅桥受刑不过，终于编造出一套许继慎等人企图发动兵变投靠国民党的口供来。
张国焘亲自坐镇，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要对许继慎进行公开审判。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之始，曾有一段时间想拉拢许继慎，一起来对付曾中生和旷继勋，他没想到许继慎是个爱憎分明的人，看不惯张国焘阳奉阴违的那一套。加上张国焘在军事上瞎指挥，许继慎对张国焘的态度就明显冷淡，这令张国焘十分不快，从心底对他产生了嫉恨。
公审大会在百雀园外的河滩上召开，张琴秋看到，遭受了酷刑的许继慎被用担架抬上了会场。张国焘端坐在主席台上，俨然充当了审判官。他对许继慎进行严辞审问：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搞兵变，你没有想到会败露得如此之快吧？当着大家，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你的罪行！
许继慎虚弱地躺在担架上，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听张国焘这么一说，居然一挺身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双目喷火，怒视着张国焘，用尽力气一字一顿地说，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大家都是看得见的。你撤了旷军长，逼走了曾中生，团以上干部被你抓的抓，杀的杀，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你这是借肃反之名，行剪除异己之实，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我许继慎，一生身经百战，对党、对革命、对红军的忠心，苍天可鉴，我不怕你嫁祸于我，但你祸害革命、祸害红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没有料到许继慎死到临头还这么刚硬，他命人将许继慎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张国焘自己走上前来，挽起袖子，一鞭子下去，马拖着许继慎虚弱的身体，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狂奔起来。太残酷了，张琴秋用双手捂住了双眸……
大肃反的凶焰不断蔓延，先从军队的各级干部到战士，又从军队蔓延到地方，据《皖西革命史》上记载，“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而据徐向前回忆录，“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幸存者只有王树声、倪志亮，而团、营、连级干部，就换了三四遍。”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邱县委全体干部被杀。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掉45名。英山苏维埃政府11人被杀掉10人。还有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肃反也肃掉了徐向前的结发妻子程训宣，王树声的弟弟、弟媳、嫂子也都遇难。许多根本就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忠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无辜遇害，有的儿童团员被害时才只有十三四岁。
张国焘的做法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人贴出了公然写着“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标语，相反，张国焘却认为肃反是非常有必要的，鄂豫皖苏区一时节血雨腥风，张琴秋感到惶惑。
彭杨军政干校一批一批来不及培训的新面孔，出去以后就莫名其妙地消逝了，而培训的速度根本抵不上肃反的速度。张琴秋开始产生了怀疑，这样的肃反运动，究竟对革命有利还是有害？她简直难以置信：杀掉的难道全都是革命的异己？这些人大多土生土长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来历可以毫不费力上溯好几代，应该说，他们在自己乡亲们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那么，那些所谓的罪证，又何以能够成立呢？鄂豫皖不就是在他们手中诞生的吗？他们原来不都干得好好的吗？再说，那些无辜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罪过又从何而来呢？
张琴秋几次向沈泽民提出自己的疑问，沈泽民开始还解释几句，嗣后，解释变成了搪塞，再后来，他干脆瞪着眼不吭声了，就让琴秋一个人嘟嘟不已。当琴秋含着泪摇着他的肩头反复询问时，他才说出一句：“革命，怎么能够不流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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