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之死

H是我知青时代的同学。当年知青下乡，大多是插队式或者农场式；我们则是民工式。高中（也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由城里干部带队，组成连、营、指挥部，到山区修铁路。一个连队170人左右，除了两个连队干部，都只十几岁。连队半军事化管理，相对封闭，没有接触外部社会的机会，又都是同一届的，彼此原本就是小学或中学同学，至少是同学的同学，所以习惯上仍互称同学。只有“官方”场合才叫战友。

大家住竹篾搭的简易工棚，吃大锅饭。每餐一菜一汤，菜为时蔬，汤却永远是海带汤。修路是高强度劳动，挖、挑、推车，当地的山民见我们成天光着膀子流大汗的样子，也摇头感叹连他们都干不了。怪不得电影描写最苦的奴工，比方柯克·道格拉斯演的斯巴达克斯，便是修路。我看《为奴二十年》，就非常羡慕黑奴摘棉花。吃这么简单的饭食，干如此重的体力活，以现在流行的健康养生观，应该像老道格拉斯一样长命百岁。当然首先得意志坚定，——事实上两年不到，我们连队就有四个得了精神病。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连队同学找到我，把我拉进战友群，发现少了好多人。一问，原来已经死了十几个了。

H跟我同班，睡在我对面。他是肌肉男，白白净净，我想象中的“浪里白条”就该是他这个样子。我们关系一般，下路（回城）后有几年玩得不错。恢复高考后他学医，记得一次他把我带进医院，一个一个手术室去看胃切除、剖腹产、前列腺切除等手术。我换上衣帽戴上口罩，外表跟他们实习的同学没有区别。

各自成家以后，再也没有来往。听说他在一所大学的教职工医院做副主任医师，直到退休。去年我们铁建指挥部举办“45周年”庆祝联欢会，各连队都要出节目。有穿上红军军装做长征跋涉状的，有草原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有藏族姑娘抢着给解放军洗衣服的，有拉二胡赛马的，整个一唱红不打黑。同学发来一些视频，发现H参加了连队一级的汇演，他参演我们班的节目是三句半。听来听去，没一句押韵。当然，那半句也不押韵。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要演三句半呢，他不是会拉小提琴吗？当年住工棚的时候，每天收工回来他都要对着大叠大叠的五线谱拉外国练习曲。

这个问题一直没机会问他。我被拉进连队群，回应一圈男女同学的招呼寒暄，就不再发言。许多人喜欢用网名，没几个对得上号。直到十月的一天下午，我闲着翻看微信群，发现一个网名忽然变成H的名字。看着他变的！我当时想，要不要加他？到黄昏又想，要不要加他？吃过晚饭又想，要不要加他？——不是我优柔寡断，而是人老了，很多想法往往一闪而过，不像年轻时想到就做。有句话怎么说的？放慢生活的节奏……

事后想想，如果那天下午，那天黄昏，那天晚饭后，我跟他加了微信，也许他就不会死。几十年没见面，可聊的话多，可以拉住他不去做一件错误的事。当晚十点多，他试跑新买的走步机，跑着跑着忽然往地上一倒。他老婆也是市中心医院的医师，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术。按压了十几分钟仍无反应，急送医院，还是抢救无效。第二天得到死讯，几天后同学们送葬回来，传达了他儿子对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

他是代表连队准备节目到指挥部汇演的参演者，这回据说不搞三句半了，而是担任键盘手伴奏。估计那些红歌红舞，唤醒了早已消退的青春激情，他想把60多岁的身体练得更结实更年轻，新买了一台走步机。为了测试自身的体能极限，越跑越快，停不下来，终至倒地。说实在的，我这同学不胖不瘦，人们回忆他总是心情愉快笑容满面，亦无烟酒嗜好，更没有过值得一提的病史，尤其他本人还是医生，万不该出这样的意外。而意外竟然发生，联欢未成身先死，长使亲友泪满襟。

对于没有及早识别或问清他的网名，确认后又没有及时加他，我颇为自责。我撰了一副挽联，发在连队群。两天之后，永久退群。

事后，我总结：家里一定得备一台除颤仪。要是有除颤仪，我同学不会死。我开始不知道那叫什么，只在电影里看得太多了：一手一个“电熨斗”往胸脯上一放，电得人弹起来，直至恢复心跳。想当然应该叫“心脏起搏机”。搜了才知是“除颤仪”。其实不光是心脏猝死，几乎所有的死亡，救护车、急救室、手术台都是用它来跟死神作最后一搏。它才是生命真正的“最后机会”（last chance）。如果它都不管用，神仙都救不了啦。

我把除颤仪的图片、用法发给我的同龄人，没人理我。我知道他们背后都骂我：神经病。

2019.6.29.拍拉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