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才懂了一点（上）

1968年秋的那一天终身难忘。

我流鼻血了。

你会想，少年流鼻血很常见，不是什么大事。

我小学的时候不常流鼻血。那一天流鼻血也没觉得什么，堵上个纸卷，一会儿不就停了吗？但是鼻血继续流。换成了卫生棉，额头上敷冷毛巾，都无济于事。我开始恐惧起来，这样会不会把血流光？我要死了吗？

父亲回来了，立刻带我去离家不远的协和医院，当时可能叫“反帝医院”或“首都医院”，不过老百姓仍然习惯地称为协和。

医生开始用更专业的方式给我止血，但是血仍然在流。他们开始怀疑我有血液病，但化验结果，红白血球血小板等都在正常范围。看得出来他们也紧张起来，叫来了一位老医生。

这位老医生戴着一副眼镜，虽然是在那文革的特殊岁月，仍然透着一股明显的“洋气”，我父亲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父亲），是曾经留美的著名的耳鼻喉科权威张庆松。

张大夫曾任协和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作为协和系统美式体系训练出来的医生，他在那个时代居然敢公开反对两个新生事物：针刺麻醉和耳针治疗聋哑。他的话是：“我就是不信。”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父亲问张大夫，是不是应该注射维他命K？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维他命K，以前只知道维他命B和C。

张大夫说，效果太慢。

这两位有留美经历的知识分子开始用夹带很多英文词汇的中文来交流，当时我完全不懂英文，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张大夫自己操作，仍然未能止血，他说了句，“罕见的顽固”。他认为问题是鼻黏膜血管畸形，立刻用化学烧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一个多小时后，血终于止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回家后，连续两天的柏油样便。

一个多星期后，再次鼻衄，还是很难止住，但没有上次那么严重，又去了协和门诊，又烧了一次。

鼻血仍然常见，皮肤碰破出血，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止住。

我怎么了？一定有问题，但当时没有想清楚。在那个非常岁月，一些“大事”接踵而来，父亲去了江西干校，哥哥去延安插队，我自己在学校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健康。一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我个子高了很多，鼻血也很少再出现。但68年的鼻血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仍然隐隐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