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小和邻居的故事

   屈指算来，都是几十年前的故事，悲欢离合，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不过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我住在上海新华路称之为“红庄”的地方，一直到出国。“新华路”这路名历史很短，原来叫安和寺路，这寺庙后来拆掉造了“安乐人造丝厂”，路名就用了不远处更有名气的法华寺，变成法华路。法华寺所在的法华镇历史很久，历来有“先有法华，后有上海”之说。60年代初，我念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就在法华寺庙的大殿内上课，教室里有红漆柱子，大殿后有两颗古银杏树。古寺在80年代拆掉，只留古树在告诉后人法华镇“牡丹乡”的历史。我可是在千年古寺里启蒙的，第一堂国语就是日，月，山，水，火。

  红庄的建造是抗战胜利后的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到了重庆，各种机关，大公司，银行也都搬到重庆，胜利后，大家都要回原来的地方。当时银行对单身职工提供宿舍，也算福利的一种，比如上海的“中行别墅”，“四明别墅”等等。话说号称“四行两局”之一的中国农民银行，总行机构当然搬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但银行的信托部则决定搬到上海，毕竟玩投资，炒股票上海方便些。

  这样，在信托部工作的母亲和同事分批“赶”往上海，为什么要赶？大家都要早一点去占位搞“接受”。母亲大概当时干得不错，第一批去上海有她的名字。但她不走，把机票让给我的阿姨，也就是她在重庆八年同甘共苦的亲妹妹，因为她要回上海结婚。母亲后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直飞上海的机票完全搞不到，银行只能让她先飞香港，然后去上海。她对香港的影响就是1945年的模样。

  大批农民银行的员工到了上海，在外滩找到地方开始业务，员工先由银行在虹口租房安置。这样购地造房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农民银行是否和农民有关不清楚，但钱总是不会少的，特别是做投资的信托部门，就像今天上海的高楼风景线，银行大楼始终是最亮丽的。

  如何找到新华路这块种茭白的农地，不是很清楚，但很荒凉倒也不见得。邬达克先生早就在附近建了不少房子，后人称之为外国弄堂。对马路还有一个哥伦比亚骑术学校。春日里，骑着马或去虹桥乡下踏青，或去龙华寺庙逛庙会，当然静安寺庙还是不去为好，马要受惊的。100米开外就是原法租界的边界海格路（华山路），租界当然在几年前就取消了，但直到今天，卖房子的中介还喜欢把红庄或外国弄堂称之为租界老洋房，实际真是“不搭界”的，新华路的“界”和华山路的“界”差一条横马路了。

  美中不足的是红庄选址紧邻“五洲大药房”，解放后政府改为第五制药厂，解放区的（蓝）天就变成了药厂的“天”，此乃后话。

  农民银行指派一位副经理（当时叫襄理）负责一切造房事情，可巧他正在追求我母亲，所以就把自己的私章交给母亲，一应文件和付款支票母亲都可先斩后奏。母亲后来经常不无骄傲的告诉我们，红庄的厨卫全套设备是她负责从美国买来的，至今仍在使用。那位襄理不知道的是，母亲那时已和父亲认识，正在热恋中。而且由父亲告诉她，美国什么牌子的东西好，甚至包括门铰链和门锁，近70年了，门锁还是在用，只是钥匙难配到。

  长话短说，房子“终于”造好了，1948年元旦，农民银行信托部的员工搬入新房子。从此许多人成了近70年的老邻居，而我们兄弟和众多发小兄弟都先后出生在红庄，开始了超过半世纪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