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故事丨“旗民分治”内外城zt

 

 

清顺治元年（1644），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不久，顺治帝在皇极门举行入关后的登基典礼，并定都北京，八旗及随员约32万人也拥入北京。顺治五年（1648），清廷强令原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官、汉民、商人迁往外城，腾出内城安置八旗官兵及眷属，史称“旗民分治”。

稳固政权 内外分治

八旗是清代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的总称，满、蒙、汉军各八旗，共计24旗。据《八旗通志》载：“自顺治元年（1644），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

八旗进入内城后，被安置于内城和皇城之间，基本上按内城的八个门分布：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处于北部；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处于东部；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处于西部；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处于南部。

皇城以外，以棋盘街、鼓楼大街为界，东部自北而南依次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称左翼；西部自北而南依次是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称右翼。这八旗统称为京师八旗。

当初清廷将八旗如此分布，一种说法认为与五行相克颇有关联：两黄旗位于北部，为土克水；两白旗位于东部，为金克木；两红旗位于西部，为火克金；两蓝旗位于南部，为水克火。实际上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清军在入关前，就有八旗制度。在行军打仗驻防时，就是按照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的格局驻扎。到了北京城，也就依照这种序列分居在八门之内了。

定都北京之初，北京内城旗民混居，不仅居住矛盾突出，而且时常发生冲突。顺治五年（1648），为了稳固统治和缓解日益尖锐的居住矛盾，清廷下令将原居住在内城的汉民、商人迁往外城，即使当朝汉官大臣也不例外。从此，旗人圈占了北京内城。内城在北，外城在南，彼此被一道高高的城墙阻隔。这样，旗人与汉民不仅在行政上各有隶属，而且在空间上也彼此隔离，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称内城为“鞑靼城”，外城为“汉人城”。

内城人满 大肆扩建

清廷对八旗兵丁给予的政策极其优越。兵丁均按丁口授予土地，而且“各旗兵丁没有徭役、粮食等税捐”。同时，清廷还实行八旗官兵的食饷制度，给兵丁按月发放银两、按年发放米粮。居住方面，八旗兵丁的房屋由清廷分配，一般从军之人给房两间。之后由于内城房屋数量紧张，改为每人一间。为了解决京城闲散旗人的生计，清廷还增加各种护卫军员额将他们召入，发放银两。对于没钱婚配的旗人，清廷还给予赏银，资助他们婚配。悠闲优渥的生活环境，使旗人人口快速增长。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清廷的压力十分沉重，而最关键的是内城的空间有限，无处可居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因此，清廷又在四郊建房，将大量旗人向城外迁居。

康熙三十四年（1695），面对京城7000余名八旗兵丁无房可住的问题，清廷在内城八门外，每门盖房2000余间，合计1.6万余间，给无房的穷困旗人居住。康熙末年，又在京郊建房2500余间。雍正时期，在圆明园周边建房1万余间，在内城八门外建房3700余间。乾隆时期，在香山、蓝靛厂一带建房1.6万余间。到清代中期，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到48000余间，派驻移居官兵22000余名，包括家眷在内合计80000余人。由此，在香山、蓝靛厂一带留下了诸如厢红旗、蓝旗营等地名。

京师八旗官兵在京郊的驻防，一方面可以拱卫皇家苑囿，另一方面也疏散了内城大量增加的人口。此外，清廷还采取了其他措施疏散旗人，如将八旗兵丁派驻京外，有的迁移到东北；将汉军八旗下的部分壮丁“出旗”；任命八旗人员到各地做官。这些措施减缓了内城旗人数量的增长。道光、咸丰年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导致清廷连年用兵。八旗兵丁的数量开始下降，北京城内旗人的居住矛盾得以缓解。

外城留居 实施严控

八旗兵丁占据内城后，大量汉官、汉民、商人等被迫迁居外城，导致以往外城一些不被看好的地方成了“香饽饽”。外地官绅、文人、商人来到京师只能住在外城，这也造成了会馆的发展壮大。

外城相较内城空间更为狭小，人口增长造成的居住压力更大。清朝初年，外城人口约为14万人，到了乾隆末年约为19万人。对待八旗兵丁，清廷采取在内城八门外及四郊建房等措施缓解居住压力；对待汉民，清廷则是采取了严禁进京等措施，以控制人口增长。

然而，一些由于失去土地和自然灾害等破产的流民，仍源源不断地拥向京师，以求找个活儿干、讨口饭吃。清廷对这些流民采取驱逐的政策，将流民遣送回原籍。之后，清廷又规定，只有来京候选、候补及读书、经商等人，才能在京居住。而候补、就读及经商之人，往往停留一段时间就离开京城，因此对外城人口增长影响不大。

此外，清廷还限制退休官员留居京城，限期离京。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即使没有返回原籍的，也不能在内外城居住。在京城各部衙门的书吏，5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如有私自藏匿京城的要予以问罪查办。

在这种高压下，外城人口数量增长极其缓慢。直到乾隆中期，清廷才逐渐放松了对流民的限制。这也成了流民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来自山东、山西等地的谋生者逐渐多了起来，到清朝末期，外城达到30余万人。

清中期以后，“旗民分居”的格局就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嘉庆、道光朝后，由于清廷财政紧张，八旗兵丁单纯依赖国家粮饷的状况愈发困难。清廷放松了限制，满汉开始通婚，一些旗人为了自身生计开始务农经商。到了光绪帝“戊戌变法”时，移居内城的汉人数量明显增加。1900年“庚子事变”后，移居内城的汉民数量达21万，“旗民分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