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团由两个单位组成。团里的另外一半来自陕西大山里的一个三线厂。至于为什么如此，据说是有竞争的考虑。
按过去以往的惯例，军品订货都是上级指定，同时又和各单位的传统产品类别有关。你过去做什么，后面有了新的订货，就还找你做什么。但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军品订单已经大大减少，同时为了节省军费，保证质量，开始引进了招标机制。上级出项目要求，底下各单位想干的就去投标。经过答辩，评标，最后由用户选出胜者作为中标方承担研制。
这个过程说的挺公平，其实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一个项目立项后，想不想干，能不能干，并非真的自己说了算。部里的主管部门和军方对让谁承担什么项目事先都有一个倾向。而参加投标的除了已经内定的之外，其他参加者只是在陪太子读书，走个过场而已。
我们单位在这个自适应电台项目之前，就做过一次陪读。那次是第一次履行招标程序，但已经内定由江西某单位承包。既然是招标就不能只有一家，所以就拉上了我们做群演。只是，那次我们有点儿用力过猛，戏过了，差点抢了主演的风头。
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只是陪练，所以我们单位领导并未重视，把事情交给了设计所，只是要求别把事儿做的太“水”，因为毕竟还要经过答辩，不能让人家太看不起我们。事情落到了我们设计室。我因为那几年一直在参与相关的资料整理调研，于是就被指定写招标文书。事情交下来的时候，已经离截至日期不远，此时上面的期望值并不高，只希望能到时交差就好。写好几章后交到总工程师办公室，几个头儿一看，不错！有那个意思！这样拿出去肯定不会丢人！于是一面要我继续，搞的漂亮些，一面要制图室全力保障，写出一页就拿去复写制图一页。那几天里，制图室负责描图的大姐小妹们穿梭往返来取完成的手稿，所长则是饮料零食供应不断，让我可是享受了一把。
答辩那天，除了部里和军方的有关代表之外，还有特别从北京邮电学院请来的教授。作为答辩一方，我们单位的一位副总工程师负责有关进度预算方面的问题，我则负责相关技术问题。因为知道好坏结果都一样，所以心里没负担。答辩进行的很顺利，还略有发挥，似乎给那个教授印象挺深。答辩结束后，教授还特别要认识一下，说要以后好好交流。
事情到此，我认为我们的戏已经完了。可事情却有了变化。参加答辩的部机关和军方都知道事先商量好的事，可那位北邮的教授却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他对我们单位的答辩印象很好，认为我们是此次答辩的胜利者，应该让我们承担这个项目。而军方代表听过我们的发言后也觉得不错，对原来的决定产生了动摇。于是意见就直接到了我们单位领导的桌面上：如果要你们干，你们觉得如何？这下就有了麻烦。本来我们只打算配合演出，真要改成主角，还真没有准备。
不是我们放着到嘴边的肉不吃，而的确是有隐情。这个项目，技术复杂，周期长，可给的经费并不多。而且这个产品性质决定了，将来订货量不会大，是个像“羊蝎子”一样的菜，看着挺热闹，一大桌，可实际肉没多少。我们单位这几年过得很紧，非常需要来几顿“肉”补补，如果把人员经费都投到这里面，真的是耗不起。不知道最后单位里的头头是如何和上面哭诉解释的，反正到最后，虽然我们抢了戏，可任务还是按计划给了原定的主角。不过，事后想起来，虽然这是早就知道的结果，可作为陪衬的群演，当原本给主角的灯光突然打到了自己身上，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
现在的项目，我们可是势在必得。有了上次的铺垫，上面对我们的实力也有了信心。几番勾兑之后，基本上就算定了。但是，竞争的环境还是必要的，对内，还要有其他单位的加入。对外，也不能就盯上Harris一家。既然不能算是最后的定局，那其他加入的单位也应该全程介入整个过程，包括考察。这就是这次联合考察的背景。
部机关和军方的人久居京城，都带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对外省市或下级单位，特别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流露出来。陕西那个单位的人，可能是在山沟里呆的时间长了，看上去的确有些土气。老Y背地里就吐槽，说他们“看上去傻乎乎的”。但毕竟都是部里的同行，而且人家也都是正儿八经从大学出来搞技术的出身，表面上的客气还是要有的。特别是听说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当地的银行行长，更让我们感到惊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让一个行政上不归当地管的部属单位，挤让出一个宝贵的出国技术考察的名额，给了一个和技术毫不搭界的人？
一个市级银行的行长，可算的上妥妥的银行家了！在电影电视里，那些银行家的形象，大致都是衣冠楚楚，仪表堂堂，戴一副金丝眼镜，豪车往来，身边一众帅哥靓女前呼后拥，气派的很！他们这次要来的行长是个什么样的呢？
谜底到出发那天得到了揭晓。陕西团队的人员里，几个技术部门来的人很好认，也很好打交道。毕竟都是吃这碗饭的，都有共同语言。只有一个是个另类。这位“爷”身形消瘦，一套西装罩在身上，虽说大体还算合身，但给人的感觉总好像是挂在衣服架上，不那么妥帖。头发是刚剪过，但却又好像剪得马马虎虎，并不太整齐，花白的头发更让人感觉到有些凌乱。面色黑红，很容易让人认为是常年劳作的结果。脸上的皱纹很多，很深，好像是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都浓缩到了这里。这形象，要是换一件搭裢，说他是关中平原收麦的麦客，绝不违和。头上要裹上个羊肚手巾，看作是陕北塬上放羊的老汉，也并非过分。可是，把他当成一位银行行长，委实难为了众人。
行长的这一形象让京城里的官员们彻底泄了气。私下里谈吐之间对其讥讽的口气几乎是不加掩饰。来自电子部科技司的官员是位女士，说话有些不管不顾，和几个人聊天时说：这哪里像个行长，简直就是个老农嘛！
行长的话很少，和我们基本没有交流。只是偶尔和陕西一同来的人谈点儿什么。有关他的加入，也都是陕西团队里其他的人后来零星透露出来的。
那个三线厂位置偏僻，城市不大。厂里有什么动静基本上很快就能传遍全城。厂里有人要出国的事，瞒不住市里的各部门。更重要的是，在这件事上，厂里还要有求于地方。因为是引进项目，就要动用外汇，而且还不是个小数目，这件事企业自己是搞不定的，必须要市里银行方面出面。所以银行就有充分的理由介入这件事。从明面上说，银行有必要了解这么大一笔外汇被用来干什么了。从暗地里讲，虽说是引进，但肯定也有风险，银行总不能白白承担这个风险不是？再说，这里远离繁华，难得长些见识，去趟京城都不是常有的事，好不容易有一趟出国的便车，让行长顺便走一趟，不算过分吧？也许是拿人手短，也许是难驳情面，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行长成为了这个技术考察团的成员之一。
在罗切斯特开始的几天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行长的存在。无论是和Harris 方面开会，亦或外出参观，他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或跟着众人。在开会讨论有关技术问题或者引进相关的事时，更是鲜于见到他的参与。除了语言障碍外，相关的技术问题更是和他熟悉的事毫不搭界，很难想象他能参与什么意见。只是几天过后，饭后在团长的房间里众人在闲聊时，团长提到，白天休息时，行长曾和他聊过几句，中心的问题是：把这个东西弄回去，能挣钱吗？看来，行长并非是尸位素餐，仅仅是跟着旅游来了。他对此事的成败与否，还是很上心的。对他而言，那些设备的技术指标参数都无关紧要，对他都毫无意义。要紧的是：从他手里真金白银出去的钱，还能不能回来，或者回来时能不能多上几成。这才是他的职责所在。这种心理，其实和那些牲口贩子准备从口外贩一群羊回来，要盘算一下能挣上多少是一样的。只是，牲口贩子对这个买卖是轻车熟路，计算起来容易的很。而对他而言，这完全是个“隔山买牛”的买卖，最后是个什么结果他完全不能掌握。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下，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想到这一层，我们对他原有的轻蔑褪去了不少，增加了几分尊重。
想来行长毕竟年岁经历在那，焉能看不出他和这个团体的差别所在。即便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人，也许早已经习惯了大都市里的轻蔑，可银行是干什么的他应该比所有其他人都清楚。他不过是要在这些让他眼花缭乱的信息中，找到对他最重要的答案：这买卖能做吗？
只是，行长不知道的是，这笔买卖远不是简单的或赔或赚的一个答案。有些事在买卖谈成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虽然团里的人来自不同地区，但相互交流时都是普通话，只有行长是个例外。行长虽然说话不多，可是但凡开腔，就是一股浓烈的陕西秦腔油泼辣子的味道，又冲又硬。团里的人所碰到的饮食问题，同样困扰着行长。想来也是，陕西人钟爱的羊肉泡馍油泼面，要的是入口时的滚烫和火辣，可这些感觉从美国鬼子的那些三明治和沙拉里完全找不到。更要命的是他与团长遭遇到同样的难题：没热水喝。尽管晚上回旅馆后可以解决一下，可整个白天喝不上水也的确是个难受的事。当时正值年底，十冬腊月，外面的天气冷也就罢了，进屋后如果再灌一肚子冰水，那可就要了老汉的命了！
在经历了几天的折磨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解决途径：美国人没有热水，可有热咖啡。那东西虽然喝起来苦涩不堪，可好歹是热的呀！于是，为了不让肚子受苦，行长决心让舌头委屈一下。从那之后，每当在会议室开会，或在餐厅吃饭，当问到他喝什么时，都会听到一句果断的回答：“俄要咖啡！”
当年我还不太会喝咖啡，觉得苦的很，喝的时候要放不少奶和糖。即使到了现在，对那些钟爱黑咖啡的人也是非常地佩服，没有真爱，真是做不到。对行长而言，以他的饮食习惯，我很怀疑他是否能接受往喝的东西里加糖加奶。和一碗加足了香醋和胡椒的羊肉汤相比，加那玩意儿简直就是邪教。靠黑咖啡取暖解渴，已经是他的底线了。
那句“俄要咖啡”成了我们一行人私下里聊天时的一个笑点。其实，这帮人是半斤对八两，在冰水和凉三明治面前，没有哪个是泰然自若的，只不过表现的不如行长那般坦然而已。
那次考察结束后，就再没有机会见过这位行长。项目已经落到了我们的手里，后续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作为陪练的陕西团队，自然没有机会参加后面的事了。不过对行长而言，也许是件好事，他终于不必再为拿出那么一大笔外汇的后果担惊受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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