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人，两个人的老家相距不远。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大三，抱金砖，姥姥比姥爷年长三岁。
我从未见过姥爷，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留下的照片看，姥爷眉目清秀，颇有几分时装杂志上美男子的气派。母亲也说姥爷相貌英俊，身材伟岸，一表人才。
姥爷读过私塾，上过洋学堂，通晓俄文，也会讲日语。姥爷头脑灵活，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颇具组织能力，人缘也极好。
姥爷的职业生涯比较复杂，他做过高级技师，既能操纵车钳铣刨磨等洋机床，又能画图设计。辞去高级技师的工作以后，姥爷担任过中东铁路一个二等火车站的站长，举家到俄罗斯境内生活了几年。回国后姥爷又更换过了好几种职业，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俄文翻译。
年轻的时候姥爷热衷于政治，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基于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不久他就脱离了国民党。一九四六年东北解放以后，姥爷积极拥护共产党，被政府聘用为高级俄文翻译，协助苏联专家工作。
解放初期哈尔滨一家工厂曾经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不巧一个认识姥爷的人因涉嫌此案而被公安机关辑拿。在审查期间此人交代出了一份同伙的名单，其中竟然也包括了姥爷。后来此人在监狱里自杀身亡，案件虽然没有侦破，但庆幸的是他在临终前翻供承认名单是自己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瞎编乱造的。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事与姥爷毫无关联，可是因为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最终还是带着具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出狱以后，姥爷终日闷闷不乐，经常独自借酒浇愁。舅舅的长子出生时，姥姥离开家前去舅舅家帮忙，姥爷没有随同前往。就在这段时间里，姥爷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年仅五十三岁。姥爷离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不知过了多久才被人发现。姥爷去世后，棺木埋在了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墓地。文革期间那块墓地被开发成了居民区，姥爷的坟莹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无论是仪表还是性格，姥姥都与姥爷完全迥异。姥姥的身材瘦小，相貌平常，目不识丁，顽固地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出嫁前姥姥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出嫁后在城市生活了七十年，自始至终她都保持着出嫁时山东妇女的生活习惯和家乡的口音，执拗地坚持使用某某氏作为自己的名字。
关于姥姥家的情况，家里人都讳莫如深。我只知道姥姥的哥哥在继承了家产后，迅速地发达起来，成为当地拥有广袤田产的大地主，雇佣了大批的农民。胶东解放初期，舅姥爷被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枪毙了。
姥姥和姥爷订亲的时候两家的经济情况相差无几，后来两家都飞黄腾达起来了。姥爷的父亲自以为他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姥姥家，决定信守婚约从老家给长子娶妻，可是他不知道事实上那时候姥姥家拥有更多的财富。纵然知道亲家已经定居关外，姥姥的父亲也是不敢悔婚的。就这样两家人都抱着各自的委屈，装出诚信慷慨的模样分别娶了乡下的儿媳妇和远嫁了闺女。
听说要从老家娶亲时，已经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姥爷极为不情愿。可是身为长子，姥爷又是非常的孝顺，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带头的话，父母将无法张罗下面七个弟弟的婚事，所以他只好同意了。
结婚的时候姥爷只有十四岁，而且可能还是虚岁。虽然十四岁的男孩儿还不大懂事，但是姥爷对姥姥从一开始就不满意，尤其是瞧不上她的裹脚和文盲。
姥爷不喜欢姥姥，又不能丢下她，他觉得委屈，又万般无奈。姥姥也知道姥爷不待见自己，他们两个人由始到终都没有共同语言，更谈不上相亲相爱了。姥爷一辈子都不曾带着姥姥出门，即便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不准姥姥出头露面。
姥爷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相好的女人，两个人私下里交往过几年，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分手了。姥姥肯定也听到过一点儿传闻，可是在人前人后她都一直不闻不问。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她还记得女方的名字呢。
姥姥过门之后曾经回过了一次娘家，她在娘家一待就是三年迟迟不愿意回到婆家，最后姥爷的父亲不得不亲自带着姥爷把她接回了哈尔滨。从那以后婆家的人就以各种理由阻挠姥姥回娘家，以至于她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娘家亲人。
姥姥曾无数次地说起她家的果木林，她的父亲不准家里人吃树上摘下来的果子，从小到大他们都是捡落在地上的吃。姥姥特别怀恋自家种的杏儿，她总是说哪儿的杏儿都不如她家的好吃。我还时常听到姥姥念叨她的母亲，太姥姥始终都挂念着自己远嫁的女儿。
姥姥是一位非常善良和厚道的人，认识她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评价她。她一生接济过许多的人，自己却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假如姥姥有两个擀面杖的话，她就会寻思着谁可能会需要一个，然后主动地把擀面杖无偿地送给人家。姥姥觉得留在手里两个擀面杖挺浪费的，不如给它派个用场。
嫁到东北以后，姥姥因为想家而对山东老乡格外关照。曾经有过一个自称老乡的老头儿，每天穿着破烂的衣服到家门口来乞讨。姥姥每天都特意拨出饭菜，专门等候他的到来。后来她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实情告诉给了姥姥。原来这个老头儿家道殷实，有房子有田地，就是出奇的抠门儿。得知姥姥善待老乡，为了节省自己家的口粮才登门去讨饭的。
有一次太姥姥捎给姥姥的钱被所托付的老乡给私吞了，老乡在挥霍之后觉得没脸见人就自杀了。后来姥姥收到了他临终前托人交还的家信时方知此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姥姥总是忘不了这件事，她老是叹息他的轻生不值得，要是缺钱干嘛不直说呢，说一声拿去用就行了，反正搁在她手里也没啥用。
姥姥把太姥姥捎来的钱放在镜框背后，在不经意间把秘密告诉给了姥爷的三弟媳妇即我的三姥姥。不久钱就不见了，姥姥明知是三姥姥拿走了，也没有吭声。多年后三姥姥到家里来访，她走后姥姥才轻描淡写地讲述了这段往事。姥姥说三姥姥娘家穷，就当是送给她的私房钱吧。
姥姥搬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姥姥对我和哥哥总是客客气气的，唯独在我的姐姐面前才像是长辈。姥姥觉得她没有照顾过我们，所以就没有资格管教。姐姐小的时候曾经在姥姥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哥哥出世前后，爷爷奶奶带着一大家子人千里迢迢地来和失散了十几年的父亲团聚，家里整天乱轰轰的，母亲不得不把姐姐送到了姥姥家。
姥姥和姥爷把姐姐当成是心肝宝贝儿，两个人一天到晚地围着她转，一转就转了好长时间，直到爷爷奶奶带着叔叔姑姑们离开以后，姐姐才回到了父母家。因此姥姥特别疼爱姐姐，经常把好东西私下里塞给她一个人。
姥姥的箱子底层存有一件黑色绸子面的狐狸皮袄，是传统的中式大襟皮袄，像电影里地主婆身上穿的衣服。听说是有一年姥爷的父亲赚了些钱，许诺要给每个儿媳妇买一件呢子大衣。其他人都很高兴，唯独我的姥姥拒绝了呢子大衣，非要这件皮袄。
姥姥穿的衣服全是她自己亲手做的，不光是勤俭，更主要的是商店里早就买不到她所习惯的勉裆裤，大襟袄和尖足鞋了。姥姥的脚很小，四个小脚趾被裹到了脚底，骨头都变形了。可是在我们怜惜姥姥的小脚的同时，她却总是把自己的小脚引以为骄傲。姥姥认为与她年纪相仿的女人，如果是大脚就说明家里没有人管教，不是家境贫寒就是没有亲娘的孤儿。姥姥背地里笑话我奶奶的脚大，调侃奶奶是人没到脚就先到了。
由于脚掌使不上力，姥姥的脚跟结了厚厚的脚垫，不得不经常修剪才能走路。文化大革命之前，姥姥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澡堂子修脚垫。文革期间澡堂子停止了修脚的业务，她就只好自己在家里修脚垫。逐渐地姥姥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给姥姥修脚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姥姥一辈子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从未主动要求过修脚。每次我给她修脚，她都觉得过意不去。
姥姥喜欢和邻居们唠嗑儿，可是她为人实在，没有一丁点儿的防人之心。母亲担心姥姥可能会在外面惹事儿，就反复叮嘱她学习邻居杜太太。可是姥姥学不会杜太太的沉默寡言，还是经常背着母亲继续聊天儿。当时我们都不大理解姥姥，很多年以后才明白聊天儿其实是姥姥的乐趣呀。
姥姥喜欢种花和种菜，每年她都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满了东西。比如西番莲，美人蕉，夜来香，串儿红，喇叭花，眉豆角，丝瓜，豇豆和含羞草。姥姥还栽种了桃树，石榴树，枣树和葡萄树。
姥姥种的西番莲格外引人注目，各种颜色的花汇在一起，非常漂亮。入冬以后，姥姥把西番莲的根部收起来，加上土放在柴房里，来年春天再埋到地里继续繁殖和开花。
夏天晚饭后坐在院子里乘凉，洗完澡光着脚丫穿着拖鞋，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夜来香的骨朵一片一片地绽开，同时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儿，真是惬意极了。还有一幕难忘的记忆，就是湿漉漉的头发，滴下来的水珠落在院子里的石砖上，水珠迅速地渗干，一眨眼的功夫就无影无踪了。
猫儿喜欢摆弄院子里的含羞草，它们用爪子一划拉，含羞草的叶子立刻合拢耷拉下来，就像害羞似的。只要安静地过一小会儿，含羞草的叶子就会慢慢地直楞起来，恢复本来的样子。含羞草的花是藕荷色，花朵不大，在花丛中一点儿都不张扬。
喇叭花的种子是黑色的，形状有点儿像是小地雷。我喜欢采摘花种儿，把它们当成是过家家的玩具。可以拿来当玩具的还有美人蕉的花蒂巴儿，看上去有点儿像是带皮的小玉米。
有一年姥姥种的丝瓜和豇豆获得了丰收，长长的果实挂在屋前，高个子的人路过时都需要低着头。眉豆角每年的收成都不错，其中有淡绿色的，更多的是宽宽带紫边的像猫耳朵。姥姥用猪肉片炖眉豆角，她更喜欢把豆角切成细细的丝，用肉丝炒着给我们吃。
姥姥还会给鸡治病，她用一根缝衣服用的针，在鸡翅膀下面扎一下，放出一股些发黑的血，然后鸡的病就好了。胡同里有很多邻居都来找姥姥给鸡治病，大家都很信服她的医术。
姥姥擅长腌咸鸡蛋，她把鸡蛋放在坛子里，用大粒盐熬成的水腌制，加入花椒和料酒，腌好的咸鸡蛋个个都出油，一点儿都不亚于外面卖的咸鸭蛋。储藏室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还有一个直径五六百毫米，一米多高的大缸，都是姥姥用来腌制各种咸菜和酸菜的。每年秋季，在蔬菜比较便宜的时候，姥姥就颠着小脚一趟趟地上街买回大量的茄子，黄瓜，小水萝卜，豇豆角，西红柿和大白菜。
那时候北京冬季的蔬菜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老百姓称其为当家菜。政府号召大家购买贮存大白菜，价钱非常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几百斤大白菜，摞在窗下。为了防止白菜冻坏，人们拿出旧被子或者旧毯子盖在白菜堆上，再遮上塑料布之类的东西防雨。
为了省钱，老百姓还贮存大葱和土豆。应季的白菜，大葱和土豆都非常便宜。这些东西都能保存很久不会坏，可以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冬天菜店里就变得空荡荡的，白菜，大葱和土豆也都涨价了。有的菜店比较会赚钱，把一部分白菜腌制成酸菜出售。
在姥姥腌制的菜中，我最喜欢的是蒜茄子和酸菜。蒜茄子从冰冷的坛子里捞出来时，还带着冰渣儿，特别爽口。家里人都爱吃酸菜，有的时候是用肉丝炒酸菜，更多的时候是用煮好的白肉，切成薄片儿熬酸菜粉丝。酸菜汤里有海米，味道十分鲜美。按照母亲的习惯，我们都喜欢把酸菜捞出来蘸着韭菜花吃。
姥姥腌制的咸菜还有酱黄瓜和酱小水萝卜。豇豆是晾成干儿，等到冬天蔬菜淡季时用猪肉炖着吃，也非常好吃。西红柿酱的做法是后来姥姥跟别人学的，先是把西红柿切成丁，塞进装葡萄糖水的瓶子里，然后放进锅里蒸熟。之所以用装葡萄糖水的瓶子是因为其密封，细菌不会进去。做好的西红柿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到了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炒鸡蛋或者做汤，算得上是当时的稀罕东西。
姥姥是属牛的，为此她一辈子都坚决不肯吃牛肉，好像是怕触犯了什么忌讳似的。对于其他吃的东西，姥姥倒是来者不拒，从不挑食。她最中意的水果是杏儿，每年初夏时节当杏儿开始上市的时候，我和母亲都会记得给她买几次。
姥姥唯一喜欢吃的点心是蛋糕，不是西式蛋糕，而是传统的中式蛋糕，黄褐色的皮，里面是淡黄色的，她管它叫曹的糕。姥姥屋里有一个从娘家带过来的瓷坛子，如果里面没有了蛋糕，我们就会买了新的装进去。
姥姥一生都在固执地抗拒西医，或许就是因为她不肯相信西医西药，她才失去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小舅舅在小的时候染上了白喉，当时姥爷不在家，姥姥坚持用中药救治，结果没有保住他的性命。得知小舅舅患病的同学经西医治疗都得到了全愈，姥爷对姥姥始终都不肯原谅。
其实姥姥不相信西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失去小舅舅之前，西医也没有能挽留住她的长子的生命。我还有过一个比母亲年长的大舅舅，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不知道大舅舅患的是什么病，当时姥爷带他去过很多大医院，但最后还是没有能治愈他的病。
在姥姥很小的时候，她的老家流行伤寒，村里和家里好些人都因此丧生。姥姥没能幸免也患上了伤寒，当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太姥爷觉得没救了，阻止太姥姥彻夜不眠地侍候她。可是太姥姥却坚决不肯放弃，用棉花沾着药汤往她嘴里送，最后居然救活了她。据说给姥姥看病的郎中，事先就预言说如果她能抗过来以后的身体肯定会特别好。
事实证明郎中的话果然应验了，姥姥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极少生病，即使偶尔有点儿毛病，不用吃药也能很快的康复。姥姥在八十二三岁时摔过一跤，当家人把她扶起来时发现她的一条腿不能动弹。母亲动员她去医院，费了好多的口舌，姥姥才勉强地答应去中医医院。幸好那时候的中医医院已经大量地使用了西医的设备和诊断技术，通过拍片子查出她的腿骨折了。医生说老太太年纪大了，骨头很可能长不上了。结果过了些日子她的腿骨竟然自己长好了，后来也没有影响到走路。
还有一次姥姥患感冒，发烧到了三十八九度。当时她已经年近九十岁了，姥姥坚决不肯输液，医生只得给她开了几种药片。起先姥姥连药片也不肯吃，后来在我们反复地劝说下她才表示同意。过了两三天，姥姥的病就彻底好了，我们都以为她之所以复原的快是因为吃了药的缘故。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姥姥压根儿就没有吃过药，她把药片全都扔进了纸篓里。
在我的记忆里，姥姥满嘴都是假牙，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姥姥的假牙是上下两部分，每部分是整体的。每天晚上她把假牙摘下来，用刷子沾着牙粉清洁以后，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碗里，用凉开水泡着。第二天早上，再用清水冲一遍，然后塞进嘴里。姥姥的假牙做的很合适，一点儿都不影响她咀嚼，再硬的东西也能吃。假牙伴随着姥姥至少三十年，最后也没有摘下来。
母亲说在她和舅舅小的时候，姥姥非常重男轻女，凡事都偏袒舅舅。我也听到过姥姥自言自语地说过，她没想到最后能够赡养她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她甚至后悔以前没有把更多的疼爱给予我的母亲。
在姥爷去世以后，姥姥曾打算去投靠舅舅。她几次去了舅舅家，每次都觉得很失望。首先是姥姥看不上舅妈，她觉得舅妈要模样没模样，要本事没本事，既不会做家务活儿，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出息。其次是舅妈也不愿意和婆婆一起生活，姥姥心里像明镜似的领悟到了这点。
舅舅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姥姥觉得他们家屋子小人口多，没有她住的地方。姥姥最留恋的还是自己的家，她常说金窝银窝，哪儿不如自己的家好。
一九五七年舅舅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再次成了接受批判的靶子，不久他们全家就被取缔了城市户口下放到了辽宁农村。一九七九年舅舅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带着家人重新回到了城市生活。
一九六九年初冬，别无选择的姥姥只能跟着我们离开北京去了干校。三年后从干校回到北京，我们家搬进了楼房。在住楼房的二十几年里，姥姥基本上没有出过门，也没有机会和邻居们聊天儿了。姥姥每天站在阳台上向外张望，看着楼前来来往往的行人，还有楼门里进进出出的邻居们。姥姥的晚年非常寂寞，就是这样打发着枯燥无味儿的日子。
姥姥喜欢看电视节目，可是每次她都只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姥姥其实看不大懂节目里的故事情节，尤其欣赏不了相声。每逢看到相声节目，她都会不屑一顾地说：耍贫嘴，然后不大情愿地起身回屋去睡觉。
姥姥的晚年住在我们家里，心里时刻惦记着舅舅。因为自己不识字，姥姥只能通过母亲给舅舅写信。姥姥总觉得舅舅的来信太少，内容也是千篇一律，因此她又时常怀疑母亲是否真的按照她的要求写信寄信。私下里，姥姥也让姐姐帮她写过信。没想到有一次姐姐按照姥姥的口吻写的信捅了大篓子，舅舅在接到信后非常不开心，不久就中风了，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姥姥最喜欢干的活儿就是切菜，她的刀工特别好，可以把诸如土豆，萝卜和豆角之类的蔬菜切成非常细的丝。姥姥的这本领是在刚过门做媳妇的时候练成的，当时她不愿意按照她公公的安排去上学读书，宁肯留在家里去厨房干点儿活儿。当时家里雇了人做菜做饭，姥姥就帮着切菜，久而久之竟然练出了一手绝活儿。
随着日渐衰老，姥姥的视力越来越差，母亲不敢再让她进厨房动刀切菜。失去了厨房这块阵地以后，很快地姥姥就没有了精气神儿，整天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发呆。又过了些日子姥姥开始有些糊涂了，好几次她突然抱着一个小包袱想出门，嘴里还念叨着回家。我想在姥姥的内心深处一定另外还有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家，也许是在哈尔滨，也许是在山东乡下，但绝不是在北京。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早上母亲发现姥姥穿着睡衣蜷缩在饭桌底下，赶紧叫来姐姐，她们俩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姥姥拉了出来。从此姥姥就不肯吃东西了，母亲以为是天气炎热所致，每天坚持给她喂点儿水。起初姥姥还能勉强接受一点儿水，后来每次喂水她都呛得难受，就越来越强烈地抗拒起来了。
其间有一次，姥姥主动申请吃鸡蛋羹。母亲把鸡蛋羹端给姥姥，她吃了一口却咽不下去，呛得不住地咳嗽。姥姥感觉很难受，再往后连水也都喂不进去了。
医生说姥姥的食道已经退化，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不肯接受她住院。无奈之中，我们只能在家轮流照顾姥姥。母亲和姐姐负责白天的事，我则是白天照常上班，下班后再去母亲家，负责夜里看护。就这样姥姥拖了十八天，终于在八月十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姥姥去世之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她说姐姐办事靠不住，嘱咐我们夫妇料理她的后事。糊涂的时候，姥姥就黑天白夜地睡觉。病重期间姥姥从未提出要见舅舅，也没有说过让哥哥回来一趟。她只是数次喃喃自语，以无比羡慕的口吻说某某有福气，最后走的如何利索，没有拖累到家人。
姥姥的遗体是由我亲自送到八宝山火葬场的，我们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厅里，然后被里面的工作人员给请了出来。临走的时候我回过头去看了姥姥最后一眼，那一幕的记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在八达岭人民公墓买了一块墓地，把姥姥的骨灰安放在青山环抱之中，周围绿树成荫，环境清新幽雅。姥姥去世几年后舅舅坐在轮椅专程到北京来了一趟，他找人打开了墓穴，把姥爷的几件遗物放了进去。时隔四十年，姥姥和姥爷最终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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