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老八路晋察冀一分区杨浩的儿子写的。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蒋维平, 1955年经特批被授予少校军衔，时年77岁。当时任解放军北京军区张家口251医院副院长。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
1964年7月12日，蒋维平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张家口251医院逝世，享年86岁。
1938年4月29日，一分区派出由陈正湘、王道邦带领的一团组织起东进支队，进入了房山地区. 就在这里，蒋维平带着儿子蒋志刚参加了八路军。当时跟蒋志刚同一批参加到一分区八路军的，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担任通讯员。这个小八路，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解放军中将、兰州军区副司令董占林。
蒋志刚和董占林参军后都被分配到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一团到冀中容城县之后扩军征兵，容城县有叔侄二人双双参加了八路军，也被分配到二营七连，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胡德林、胡福才。
蒋维平先在平西斋堂清水镇邓华支队，又去与邓支队邻近的杜家庄宋时轮支队。看到宋时轮手臂负伤，身边又没有医生，蒋维平当即留了下来。蒋维平最初是没有军人身份的，他是平西根据地抗日政权的党员干部，就足够了。一来二去，就留下来当了挺进军宋支队的医生，此时是1939年初，挺进军刚刚建立。注意：蒋维平参加八路军，最初参加的是宋时轮部队。后随宋时轮从门头沟一路向西，留在了雁北灵丘县上寨王震的三五九旅。
1945年初，蒋维平找到了在延安的晋察冀代表团。自从1938年蒋志刚参加八路后，父子就断了音信。此时他寻找儿子蒋志刚的念头一直未断，他要求到晋察冀所属部门去工作，以便能尽快找到儿子蒋志刚。
1943年，蒋志刚在一分区部队，已经被培养为连指导员，以后跟随一团二营教导员郑三生支援东团堡战斗受到重创的三团。主力部队缩编，蒋志刚改任副指导员，指导员徐正冲，因不知内情，屡屡向一分区政治部汇报“蒋志刚变坏了”的那个关键人物。
1943年，一分区正处于抗战的最低谷时起，一些原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没有抗过这个最艰难时期的考验，投奔到当时看似强大得多的日伪军一方。这也是一个至今很少讲到的话题，但在当年，部队的连长、连指导员以下，跑掉的干部战士不下上千人吧？
“跑掉”，我们称之为“开小差”，但从八路军跑掉的人不一定都跑到日伪军那里去了，也有跑回自己家的。可惜当年八路军的军纪不讲这一套，凡属开小差抓回来的，一律枪毙。所以，为了开小差后不被抓回来，就干脆跑到日伪军那一边去了。
我计算过，一分区八路军鼎盛时期近两万人，加上前后时间里所征招进来的人员再经历伤亡，总计不下三万多人。即使跑掉这一千来人，也不过二十几分之一，八路军坚决抗战的本质是不可撼动的。反之，杨成武对跑掉人员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凡被抓住一律枪毙。
这也形成了一个“悖论”，凡是同八路军交战的伪军人员，最负隅顽抗到底的，都是前八路军叛逃人员。在姚雪森的书中，抗战胜利，日军都已逃走，八路军围攻伪军把守的炮楼。伪军的炮楼，很容易缴枪，因为缴枪后还可以参加八路军；但凡叛逃八路军把守的炮楼，均顽抗到底，不肯缴枪投降，因为他们知道被俘后的下场是什么。
八路军叛逃的高峰，当时在满城县的三团一位连副指导员蒋志刚，因为常说怪话，跑到富裕的老乡家喝酒，受到连指导员徐正冲的多次批评，并且被汇报到一分区政治部领导那里。正当领导上打算对蒋志刚采取措施的时候，蒋志刚携枪潜逃，跑到保定投敌去了。
当时根据地理状况，一团叛逃到易县县城，三团叛逃，就去保定。几个月后，噩耗传来，据说是由于敌人内讧，自相残杀，蒋志刚等几个投奔到保定敌人一方的原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被日军集体枪杀在保定西关并陈尸多日。
我太太的父亲（彭澎），当时1943年任一分区宣传科科长，他过去与蒋志刚来往较多，知之甚深，认为蒋志刚不是那样的落后分子，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所以，他是极少数几个认为蒋志刚叛逃事件蹊跷的人之一。
问题就在于：连你都看出来了蒋志刚不是真的落后，难道日伪军就看不出来吗？
保定自抗战胜利后，从没落到八路军的手中，很早就被国民党军接管。直到1948年10月，保定才被占领的国民党军队放弃，落到解放军手中。我太太的父亲一进保定，当即和几个原一分区干部一起，到保定西关现场观看蒋志刚殉难（当时还不好说“牺牲”）的地方。
为什么他如此关心蒋志刚的命运？
1945年抗战胜利，蒋维平从延安回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的张家口，在军区医院效力。他曾经通过儿子参军时的老团长陈正湘、也通过过去挺进军卫生部部长、现在的冀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彭方复，寻找儿子蒋志刚的下落。彭方复托冀察军区的卫生部部长、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找人打听，最后找到了夫人当时在冀察军区卫生部工作、本人当时在冀察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的彭澎来打听。
在彭方复的帮助下，他们在宣化大校场——当年冀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见了面，在彭澎的告知下，蒋维平才知道了儿子蒋志刚的下落——两年前在保定被日军杀害了。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结局：儿子是被日军杀害的，理应是烈士；但众多人都证明蒋志刚是“拖枪投敌”的，背后的真相无人知道。蒋维平当时说：请帮我搞清楚，志刚不会投敌。
这不是秘密会见，因为涉及到一分区政治部抗战老兵的下落，当时一分区很多干部都在场，起码干部科长洪濮、干部科干事姚雪森，两个人都在三团干过，但蒋志刚“突然叛变投敌”的底细都不知道，所以只能听着，无法插嘴。
当时冀察军区政治部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都在一起，相距不远。当托付到保卫部部长杨卓，就是抗战时期的一分区锄奸科科长杨德才时，杨卓非常热心地答应帮助询问，但也是没有能找到结果，他说很多当时的知情的人都不在了，事情就这样拖了下去。
当时蒋维平见到他们多次说：不急，这是私事，别把公家的事给耽误了，有机会的时候给问一问就行了。
洪濮一听，立刻急眼了：这怎么能是私事呢？把命都丢了，是烈士还是叛徒，不搞清楚怎么行呢？
从1946年开始寻找，到1966年文化革命，我太太的父亲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军代表去“支左”，与当时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彭方复见面的时候，彭方复还在询问这件事的结果。但此时，蒋志刚的父亲蒋维平已经去世了两年多，他到死也不知道蒋志刚的牺牲真相。
抗战时期的一分区政治部，每年都评选出两位最先进的政工干部，而且都是组织科长黄连秋和锄奸科长杨德才、后来的杨卓。这两位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黄连秋是55年少将，杨卓是六十年代少将，两个人之间的私交极好。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黄连秋因病住院治疗，在京的一分区干部闻讯后都去探望。黄连秋最终还是没抗过去，在医院去世，终年七十岁。黄连秋住院病重期间，他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杨德才、此时的杨卓，终日守在医院陪护，直到黄连秋离世。
在医院里，抓住一个没有人干扰的清静时间，我太太的父亲（彭家老爹）再一次向杨卓悄悄问起了蒋志刚的事情。这一次杨卓说了实话：蒋志刚并非叛逃，蒋志刚始终是我们的人，他是接受了任务，伪装落后受命跑过去的，但是被识破，最后被捕牺牲在刑场上。
我太太的父亲（彭家老爹）说他当时一听就急眼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解放后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早说出来，给蒋志刚的父亲蒋维平一个交代。你不说出来，有谁会知道，让英雄牺牲了还在为这件事背黑锅。幸亏你今天说出来了，否则，这些英雄的下落至今都是个谜。
事后我太太的父亲对我讲起这件事，说1943年一分区在保定城里建起一个情报总站，站长是杨德才从锄奸科派过去的干事，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蒋志刚几个打入敌人内部的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从事情报搜集、主要是暗杀敌特和汉奸头目的工作。
但这个杨德才最信任的站长跟一个妓女姘居上了，还花光了一分区专门拨给他们的充裕经费，他报不上账，干脆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手下的这几个人。蒋志刚几个人被捕后，因为坚决不肯投降，最后都被杀害在保定西关外的空地上。
此事对一分区地下工作来说，这是一次很失败的地下活动，因为怕影响不好，始终没有对外声张。那一次是把打碎的牙齿咽进了自己的肚子。（后面删去。）
哪成想，这一瞒就近四十年，只有在黄连秋告别人世的病床前，杨德才在良心的驱使下在老战友中间公开了此事，人们才知道蒋志刚奉命打入敌后的英雄壮举。
我查阅房山区的革命历史，蒋维平的简历介绍不全，有错误；蒋志刚的英雄事迹更是一字不提，人们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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