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迁墓（三）
清朝被推翻后，湖南革命党人拟在岳麓山建烈士墓，秋瑾是首选入葬的烈士。浙江革命党人也没有忘记秋瑾，其战友褚辅成、陈去病等要求把秋瑾归葬于西湖原址；徐自华也到处呼吁，陈去病还为此亲自到南京，找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当面提出归葬秋瑾西湖的要求。后经湘、浙两省协商，又经民国政府批准，1912年秋，秋瑾灵柩从湖南启程，在陈去病、秋瑾妹妹秋理和湖南代表护送下，过洞庭，经汉口，搭招商局轮船沿江而下到上海。上海军界、学界到码头迎灵，沿途人山人海，万人瞻仰，恭送灵柩至绍兴会馆暂厝。隔了一天后，上海各界人士召开隆重追悼大会。会后，恭送秋瑾灵柩至沪杭铁路火车站，特开专列运杭。灵车途经枫泾、嘉善、嘉兴，各界人士纷纷到车站迎灵致祭；到杭州城站时，军乐齐鸣，杭州各界人士代表列队恭迎致敬。
秋瑾灵柩暂时存放在西湖秋社，等待择日安葬。1912年的12月9日，孙中山先生抵杭的当天下午，在法政学堂的国民党浙江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辞中说，“去年攻克南京，尤以浙军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革命同志秋瑾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不仅是游览西湖风景，而且为前来一临女侠埋骨之所，一伸凭吊之情。”又在白云庵写下“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的楹联和“巾帼英雄”的横批。次日上午，至凤林寺谒秋瑾墓。四年后的1916年8月17日上午，第三次莅杭的孙中山先去孤山，走到镌有克复金陵烈士名录的石碑前，他摩挲着碑文说，“辛亥之役可为纪念者，大抵皆为袁氏所毁，而此碑屹然独存，可见浙人保障民国之功矣！”旋即，又行至近旁的秋瑾墓，绕墓徘徊，久久不去，继而唏嘘言曰：“光复以前，浙人在东京首先入同盟会者，秋瑾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人间而不忘。”
不久，孙中山等相继前来西湖秋社，祭奠女侠英灵。第二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牺牲六周年纪念日，灵柩登穴入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墓式为六角方塔，工制精绝，柱础均镌联对，四面皆通，中为墓穴，并修建了风雨亭和秋瑾祠堂，这已经是第六次迁葬。
按理说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谁知五十余年后的1964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有些人提出：“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1965年1月28日，中共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在信中表示秋瑾墓是“土偶妖骸”。他忘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写着：“......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辛亥革命的烈士秋瑾、徐锡麟正是属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之列。这时中共主管宣传的胡乔木等人已经不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数典忘祖自打耳光。就对这些“死人”采取“革命行动”，把他们的墓迁到西湖西岸冷清的鸡笼山。当晚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西北管理处工人将钢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炸毁，然后凿开棺材，取出秋瑾遗骨以及陪葬遗物，随后遗骨被装入陶罐埋到龙井路双峰村边的吉庆山马坡岭脚已经准备好的土穴中。其他人倒也罢了，连辛亥革命的烈士秋瑾、徐锡麟也难逃此劫，是为秋瑾墓第七次迁葬。
秋瑾墓被迁走很快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左右为难的有关部门次年又把秋瑾墓迁回西泠桥原葬处，改为圆丘墓，墓表石刻冯玉祥题联：“丹心已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鉴于当时形势，这秋瑾的第八次回迁是悄悄地进行的。
一年后，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这位已经故去六十年的鉴湖女侠，回迁的墓又被平掉，尸骨草草装在陶罐中，移葬于鸡笼山东边马坡岭山脚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所以这第九次迁墓甚至不能算是一次正式迁葬。真理在人心，还是有有心人悄悄地记下了埋藏地点：自己十几年前亲手栽下的一棵小柏树下面，以备日后归葬。
到了拨乱反正年代，有人上书邓颖超，于是重建秋瑾墓排上了日程，首先要找回烈士遗骨。当时唯一的线索，只知道秋瑾的遗骨是放在陶罐里，移往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文革”中原来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已种了庄稼、树木，不再是旧模样，不过毕竟只有十多年，大体范围是知道的。幸好，当年亲手葬下秋瑾的陈而扬是个有心人。1978年的一天，陈而扬在马坡岭与附近双峰村村民来政富抽烟闲聊，忽而谈到秋瑾，陈指着旁边一棵小柏树对来政富说：秋瑾骨殖坛就在这下面。这柏树正是1965年陈而扬亲手栽下，此时已经有一人高了。事后陈而扬说，“他将秋瑾单独埋葬，并以小柏树作为标记，只是觉得秋瑾是个好人”。陈而扬曾是个草药郎中，退休后还常到西湖山里去挖掘草药，有时也会到埋秋瑾骨殖坛的地方去看看。
两年后的一个上午，鸡笼山来了几位寻寻觅觅的人。他们是受邓颖超指示，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指派来鸡笼山寻找秋瑾骨骸的。而那天早上，知道内情的来政富正好在现场，于是秋瑾遗骨顺利地重现人间。当年移葬时做记录的陈而扬知道在寻找秋瑾遗骨后，他激动地告诉文管部门：“秋瑾的遗骨埋在山下边。”根据陈而扬的指点，文管部门在一棕榈树丛中的一株柏树旁边，挖出一陶罐，将遗骨拼接，确系女性。因秋瑾是清政府在绍兴用刀砍头杀害的，颈部骨骼与常人死亡不同。骨殖坛挖出来之后，寻遗骨的人在地上摊开了一块随身带来的白布，将秋瑾血红色的遗骨一块块在白布上拼接。当拼接到颈骨时，他们发现了颈骨上留有的刀痕，便初步肯定了这是秋瑾遗骸。骨骸被取回去后，又经有关部门的严密鉴定，该遗骨属秋瑾确凿无疑。于是重葬秋瑾在西泠桥畔，还为她树碑立像。
1981年第十次迁葬秋瑾回西冷，重修了现在见到的墓。又在苏堤朝东拐向北山路转弯角附近重建风雨亭。亭为歇山顶，八柱，叶圣陶题写亭名匾额，楹联用的是上面第八次迁葬时的冯玉祥墓表题联。
死后被迁葬十次，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前六次处于政权交替时期，还可以说事出有因，后四次竟会发生在尊崇秋瑾为革命先烈的期间，情何以堪！真诚地希望从今往后，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捐躯的这位辛亥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的英灵永远安息，不再受扰。
最后说一说秋瑾的丈夫和子女。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出生于大户人家，从小锦衣玉食，两人在生活习惯，志趣爱好上也毫无共同之处。在看待革命的问题上，夫妻两个人也是大相径庭，各执一端，秋瑾心向革命，王延钧保守反对。然而后来在秋瑾离家出走，投入革命后，王廷钧也是尽力给予支持，并多次希望秋瑾回到家中和他复合，可见王廷钧始终是对秋瑾一片情深的，只是夫妻二人志向不同而已。1907年，秋瑾被害后，时过两年，王廷钧也因病而逝。
儿子王沅德出生于189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大学。他曾担任过湖北省汉口《江声日报》报社社长，以及湖南湘潭电灯公司董事长、湘潭膏盐矿董事长等等，还开办过湘潭十六总“棉纱油盐号”，是湘潭的首富。他仗义疏财，开明善良，每当家乡遭遇灾年他都开仓赈济灾民，做过很多对百姓无私奉献的好事。此外，他还多次资助革命活动，对地下党热心帮助。建国后，他主动将个人的田产和私宅上交给人民政府，受到了高度的表扬。1954年，他在湖南文史馆任秘书工作，负责整理母亲秋瑾的资料，第二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8岁。
1907年秋瑾的女儿王灿芝6岁时，秋瑾就惨遭杀害，8岁时，父亲又撒手人寰。她喜欢行侠仗义，酷爱武术，并四处拜武学大师学艺，立志长大后找谋害母亲的刽子手报仇。1927年王灿芝进入大夏大学深造，1928年赴美留学，并以顽强的毅力在美国纽约大学航空专科系统的学习了飞机工程，航空教育，驾驶学，无线电等课程。1930年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1931年，王灿芝打听到杀害母亲的仇人的下落，当她正要复仇时，却突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开始侵华，她只得作罢，抗日战争结束后，仇人也在动荡中死亡，这让她非常遗憾。1951年，王灿芝移居香港，开始着手撰写历史小说《秋瑾革命转》，全书共12.4万字，在台湾多家出版社出版。1967年，当她在家中吃完午饭后突然发病，被送往医院后，医治无效离世，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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