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42：二十一、昭庆怀旧（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建仅十余年后，隆庆三年（1569）又被焚毁。万历十七年（1589），苏杭织造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而两庑栉比，皆市廛精肆，奇货可居。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东香客及乡村妇女儿童，往来交易，人声嘈杂，舌敝耳聋，抵夏方止，甚至“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好景不长，崇祯十三年（1640）昭庆寺又遭火灾，“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其后几年，由于饥荒，杭州居民半数饿死，香客断绝，香市随废。在昭庆寺的多次修建过程中，戒坛也得以不断重整。如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曾使戒坛增高一仞、广三寻。（仞是古代高度单位，相当于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寻是古代宽度单位，是成年男子伸直双臂，两中指尖的距离，两者相差不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为其上饰金像下加石基。

    清顺治十七年（1660），昭庆寺再进行重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昭庆寺戒坛又毁于火。其后，由宜洁书玉律师主持重修，并扩建戒坛。修建后的戒坛高二层，方六尺，前后相距三丈九尺，东西相距三丈七尺，周边并饰护戒神六十尊，中奉卢舍那佛，四隅列曾任昭庆寺方丈律门宗师四座：澄照、法慧、真悟智圆（允堪）、大智元照，他们被称为“万寿戒坛传戒沙门某师”。其实这位书玉律师也是宗师级人物，和允堪、元照合称昭庆寺三大律师。

    清代康熙皇帝曾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亲临昭庆寺。乾隆皇帝也在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二十二年（1757）二月和二十七年（1762）三月、三十年（1765）闰二月，多次来到昭庆寺。清乾隆十六年（1751），昭庆寺曾得到御题“深入定慧”之额。二十二年（1757）南巡杭州赠诗赞昭庆律学之盛。 

　　清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杭州，昭庆寺化为焦土。光绪四年（1878），由时任寺主的发朗进行重建，并使之“旧观尽复”。直到民国早期，昭庆寺仍然是杭州地区一个著名的寺院。时居杭州的弘一大师在出家之前也常去观瞻。

    1926年西湖周边拓建公路，拆掉了临湖的前殿、天王殿和寺院前的万善桥，并且填掉了桥下的青莲池，使得那时寺院与西湖仅隔了一条马路。时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又拆除了靠近湖边马路一侧寺院的大成殿，改建为一个篮球场；最后拆除了球场周边民房拓宽成少年宫广场，广场逐步改为花坛，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成为市民晨练休闲场地；寺院后侧的建筑大雄宝殿至今仍在，八十年代后作为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联欢厅。   　　

    因为昭庆寺地处杭州的西湖之滨，邻近湖畔著名景点断桥、白堤与宝石山，紧靠城区的繁华商业地带延安路、武林商街，背倚杭州的文教区（文三路），可谓位置得天独厚。恢复杭州西湖边断桥附近的千年古刹昭庆寺已不是一个新议题，多年以来一直被坊间热议，政协委员也提过相关提案，但至今还未曾实现。     

　　由于吴越之地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丰富的佛教文化，昭庆寺也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文人高僧与其有涉者甚多，有《昭庆伽蓝记》《昭庆记事》《喜日宗谱》等记其掌故。在《昭庆寺志》中即收有宋神宗、宋理宗、明英宗、康熙、乾隆等帝王的诏谕等，以及雍正、乾隆为昭庆寺所作的诗。 

　　同时，作为西湖风景的一部分，昭庆寺也以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亭、台、阁、轩、堂、花等景物得到很多士人的重视，世间士绅文人与其有涉或记其风物掌故者众。如苏轼、王安石、杨万里、王禹偁、董其昌、胡宗宪、于敏中等都对此描述赞叹过。明代才子袁宏道写有《昭庆寺小记》，张岱撰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都有昭庆寺一节，张岱的《西湖香市记》其实写的是昭庆寺的香市、

　　显然，昭庆寺不仅仅只是一所佛教寺院，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记载了钱唐地区的人文历史。同时，昭庆寺以及它所传承的佛教律学也成为钱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昭庆寺现在已经不存，但它仍然是中国佛教律学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章。            

    旧杭州城好几座城门外多形成各具特色的集市。老杭州人把各门的物产编成杭曲小调：“百官（武林）门外鱼担儿，坝子（艮山）门外丝篮儿，正阳（凤山）门外跑马儿，螺蛳（清泰）门外盐担儿，草桥（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太平（庆春）门外粪担儿。”钱塘门外多佛寺、楼台。出昭庆寺沿北山路，经看经楼（望湖楼）直通灵隐、天竺。古时往灵隐天竺进香之人，必由钱塘门出入，故有“钱塘门外香篮儿”之民谣，这里是西湖香市最热闹的处所。

    香市是宗教信徒进香拜佛和经商者形成的集市。西湖香市历史悠久，起源于唐宋年间，到元明时期已十分繁荣。明代才子张岱有一篇散文《西湖香市》，描写的就是明朝末年西湖香市的热闹繁华场面。南宋建都杭州后，历代皇帝都要御驾亲临各寺，敬香礼佛。后世作为省城，从最高官员巡抚以下文武百官也要亲自拈香。上行下效，四乡蚕农亦以杭州为天堂佛地，为祈蚕桑丰收，也都来“朝山进香”。即使贫苦农家也要借贷典当，一年开春到杭州来烧香一次，村村户户，世世代代，相沿成俗，形成杭州的繁荣“春汛”。

    每年的西湖香市，开始于花朝（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结束于五月端午。进杭州烧香者，大多来自江浙一带；北方的香客，以山东为多。香客大多为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他们常以村为单位，自划大船结伴而行。过去香市最盛的时候，杭城运河两岸各码头首尾相接，可停泊上千只香船。乘客无不口念阿弥陀佛，手拨檀香念珠，身挂杏黄香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线。苏杭各地都有“香会”组织，由长者领队带路，数百十成群，肩挂黄香袋，腰系红带，头裹白巾，结伙而行，要在一天之内，来回百余里，烧遍三山之香，名叫“翻三山”，三山即天竺山、小和山和法华山。当年昭庆寺附近乃是请香的香店集中的场所，春天一季就是全年的生意所在。

    昭庆寺香市规模很大，也不限于销售香烛。张岱在《西湖香市》中写道：“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容，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欱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 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尽管昭庆寺早已拆除，改革开放以后，西湖香市依旧如故，盛况不减当年。香客进城自有包租的汽车、轮船接送，食宿也进入了旅店、饭馆。大红蜡烛多的用口袋装，香火更是大把大把地上，尤其是年老的妇女，虔诚之心不改初衷。香客来杭，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当他们把座座庙里的菩萨拜毕之后，无不趁此机会成群结队游西湖、赏风景，涌进各大商店和商场忙着采购。春天游杭州在各景点可以不时看到肩挂黄香袋的香客，各大寺院里香客们更是摩肩接踵，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我初次来到杭州，在灵隐至上天竺的路上还不止一次地看见老年妇女身着送老衣、背个黄香袋，手捧小方凳，一路三步一拜，往三天竺上香。烧香毕，还要请庙里的和尚在黄香袋上盖个章作证明，以便百年后见阎王时好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