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昭庆怀旧（上）
现在佛教在其产生地印度几乎没有影响了，而在中国却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不同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喇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其中藏传、汉传都属大乘佛教，南传属小乘佛教。在佛学盛行的隋唐时期，汉传大乘佛教依据“经、律、论”又分为八宗：即三论宗（法性宗）、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瑜伽宗）、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贤首宗、法界宗）、禅宗（佛心宗）、净土宗（莲宗）、律宗（南山宗）、密宗（真言宗）。这些汉传佛教宗派虽然来自于印度，但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却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八宗中净土宗与禅宗是对中国汉传佛教影响最大的两个宗派。
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意为“静虑”，用静坐思维的方法，以期彻悟自身，因为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禅宗是中国化得最彻底的汉传佛教宗派，几乎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禅的含义是坐禅、静思，禅宗的主张是以坐禅修行的办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也就是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此心即佛。净土宗以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为宗旨，故名净土宗，俗称“念佛法门”。这一宗派求佛的方法最为方便，简单易学，能背诵一两部佛经最好，不识字的文盲也没关系，只要经常手拨弄佛珠，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成为目前修行人数最多的佛教宗派。
律宗着重研习毗奈耶经，毗奈耶是三藏之一的音译，意译曰灭，或律，新译曰调伏。戒律灭诸过非，故云灭，如世间之律法，断决轻重之罪者，故云律，调和身语意之作业，制伏诸要行，故云调伏。这一宗派着重传持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因而得名。戒律是佛教行事的准绳，由印度传来的五部律学，除了迦叶遗部外，余四部都曾经传入中国；其中萨婆多部的“十诵律”，在隋唐以前，最为兴盛。曾任少林寺住持的慧光大师（487－536）造《四分律疏》，是我国律宗的理论奠基人。唐朝高僧道宣（596－667）弘扬四分律，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正式形成南山律宗。道宣律师在唐代高僧中，被称为是“外博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漪，存护法城，着述无辍”的大德。“四分律”经道宣律师的大力弘扬，在北方开展得很普遍，但是江南僧界仍多奉行十诵律而不知四分律；后经道宣的再传弟子道岸在江淮盛行弘布，又得唐中宗墨勅推行南山律宗，使最后坚持十诵律的东南一隅，也都改奉“南山四分律”。
许多人简单地把寺院叫禅寺、禅院或丛林，高僧叫禅师，这是不对的。历史上律宗比禅宗流行早，禅法传入之初，禅宗僧侣大多栖住于律宗的寺院。时日一久，龃龉丛生，所以禅宗六祖慧能的徒孙马祖道一便在荒山另建丛林，作为安顿禅僧之所，后世把佛教寺院叫做丛林就源出于此。天台宗和华严宗的寺院叫教寺或讲寺，前面讲到吴越国国师德韶弟子，著名高僧延寿禅师在净慈寺花十五年功夫撰写一百卷的《宗镜录》主张禅教合一、禅净合一，就是融合禅宗和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的教义。
律宗的寺院叫律寺，高僧叫律师，不过不是现代意义下替人打官司的律师。现在北京戒台寺就是一座律寺，中唐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是道宣大师的三传弟子，就是一位律师，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是一位律师。他原是一位博学广闻、多才多艺的文人，出家后守戒律甚严，穷研《四分律》，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成为南山律宗一代宗师。
按照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余》所载，南宋临安的佛寺主要有禅寺、讲寺、律寺。禅寺专修参禅，讲寺专主讲经，律寺专主持戒、传戒，分别叫做宗下、教下、律下，鼎足而三。禅寺又称“丛林”，在当时居多，下面又分成五家七派。讲寺又称教寺，以天台宗、华严宗居多。在禅寺、讲寺里，不学戒，不持戒，也不传戒，这是佛教在中国不断本土化的结果。唯有律寺主学戒、持戒、传戒，从这种意义下，可以说是佛教的正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宋室对江南佛教寺院作了评比，评定禅寺五山十刹和教寺（即讲寺）五山十刹。临安的灵隐寺、径山寺、净慈寺为禅寺五山之首，中天竺寺为禅寺十刹之一，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寺五山之首，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在教寺十刹之列。律寺主要有昭庆寺、六通寺、法相寺、仙林寺、灵芝寺等。
西湖的东北角宝石山的东边，曾有一座汉传佛教著名的律寺，全称为“大昭庆律寺”，通常叫它昭庆寺。清代昭庆寺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要超过灵隐寺，再加上南山的净慈寺和孤山的圣因寺，合称杭州佛教的四大寺院。昭庆寺濒临西湖，寺外有青莲池、万善桥，内有戒坛、千佛阁诸胜迹。北宋初年，昭庆寺是杭州最重要律寺，放戒是它的一大特色。自宋至明几百年间，昭庆寺每年三月三日放戒。每年放戒之日，海内缁素云集此寺，推其长老能通五宗典籍者登坛说法，坛上设法座，宣讲具戒，其徒跪而听之，此事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根据《佛祖统纪》卷十、《大昭庆律寺志》、《西湖志》卷十二等典籍记载，昭庆寺是后晋天福元年（936）吴越王钱元瓘始建，当时叫做菩提院。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南山宗僧人永智律师再兴本寺。永智，生平不详，因他高扬南山律学，《昭庆寺志》列其为昭庆寺律师第一代。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筑戒坛，每年三月修戒会。这与北宋初年的一段时间朝廷重视建立戒坛的态度是一致的。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曾诏京师（汴梁）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庆历二年（1042），京师慈孝寺也立大乘戒坛，同时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共七十二座。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初年，菩提院赐改名为“昭庆”，真宗并赐其额为“大昭庆律寺”。这是由于当时南屏山附近也有座昭庆寺，它是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为庆祝吴越王钱镠八十大寿，主持圆净邀请了当是杭州一批知名和尚，诵经放生，为王祝寿，并在每月初一，登坛设戒，居民行香礼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庆。所以菩提寺改名为昭庆寺后，加一个“大”与之区别，南屏山附近的昭庆寺往往被称为南山昭庆寺或南昭庆，而大昭庆律寺往往被称为西湖昭庆寺或简称为昭庆寺。但是，尽管如此，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菩提寺之名仍然行于世。如苏轼（1037—1101）即有《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诗一首，记昭庆寺的杜鹃花：“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
此后，本寺命运多舛，兴毁不断。由宋至明，昭庆寺戒坛四毁于兵、五毁于火，但是又屡毁屡修。也正是因其频繁毁建，诸家对其所记多有不一致之处。据《西湖新志》和《陶庵梦忆》所言，元代时昭庆寺被毁，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得以重建戒坛，并修白莲、绿野等寺内净社胜地。经过明代初年诸僧的努力，加上朝廷的重视，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间，昭庆寺地位昭著，得以受赐大藏，明英宗并作《赐藏经勅谕》。而且此时昭庆寺开坛说戒，十分昌盛。其后，昭庆寺又一再遭受火灾，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奉敕再建。明世宗嘉靖年间倭寇作乱，侵犯杭城，嘉靖三十四年（1555）官府怕倭寇据昭庆寺为巢穴，放了一把火把昭庆寺烧成白地。剿灭倭寇后准备重建，请风水专家研究昭庆寺一再遭遇火灾的原因，“发现”昭庆寺坐落在自狮子峰屯霞石发脉的一条火龙上面。风水专家建议把寺前的民宅全部拆除，让寺门直接面临西湖，门前挖一个叫做青莲池的池塘，造一座万善桥跨池进入寺院。
昭庆寺的戒坛在明代名满天下，田汝成的儿子田艺蘅在其所著《留青日札》戒坛一节中说：“杭州昭庆寺，每年三月开戒坛，为天下僧人受戒之所，名曰万善戒坛。”寺前跨池的桥梁就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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