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35：十八、皇城寻踪（上）

                                                                 皇城寻踪（上）

    临安一开始虽只是战时首都的“行在”，但只要一日为都，有些功能就必不可少。在儒家文化里，都城的城市形态是有所规定的，首先贵为天子的皇帝得单独住在一座皇城里。赵构选择了皇城坐南朝北的独特格局，暗合南宋一朝偏安江左、遥望北方的现状。这一选择，直接影响了杭州几百年来的城市格局，繁华的市中心逐渐在皇宫以北成型，延续至今。

    其次，祭天地，拜宗亲等功能都不可缺少，又在京城内外新建圜丘、太社、太稷、先农坛、太庙、景灵宫等礼制建筑。它们相当于后来明清时代在北京建造的天坛、社稷坛、先农坛和太庙等。

    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经典《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经书进行解释。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因此祭天地的礼制建筑只能设在京城。《管子》中说：“……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郊，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人们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郊外载歌载舞，后世甚至把“郊”作为一种祭典的名称。南宋毕竟偏安一隅，国力的限制不能大事铺张，祭典又不可或缺，在京城的西南郊，慈云岭下建一座郊台圜丘，祭祀天神地祗。虽然规模小了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又在京城之西的城郊，倒也完全符合古礼。

    太庙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太庙在夏朝时称为“世室”，殷商时称为“重屋”，周称为“明堂”，秦汉时起称为“太庙”。太庙是供奉并祭祀皇帝先祖的地方。先秦时期，祭祀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记载。随着商、周以来纯粹宗教意识的逐渐淡化和人文伦理精神的凸显，宗庙祖先祭祀原有的宗教意义也逐渐减弱，强调尊卑、亲疏伦理纲常的蕴义日趋明显。起初各朝各代每年祭祀次数并不一致，但都远多于后世。东汉光武帝根据《周礼》所载“以祠春享先王，以禴（yuè）夏（据唐陆德明言，“禴”、“礿”二字相通，通常写作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开始规定，“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 以后朝代都奉行一年皇帝五次到太庙祭祀，因为时间在每季的第一个月，故称为四孟和腊祭。此外新皇即位送先皇神主牌位入太庙时，要重新排列神主牌。按照一般情况，建立皇朝的皇帝地位最尊贵，太庙里永远保留他的神主牌，称为太祖，然后按左昭右穆一代代排列，新的神主牌进来要调整昭穆位次。天子九庙，除太祖外，排满八位时，若再有神主牌进来，时代最久远的第一昭位的祖先要被请出主祭的殿堂，放入夹室。所以，一旦有新的神主牌进来，需要把远近所有祖先的神主集合在太庙里进行一次祭祀，叫做祫（读 xiá ）祭。宋代情况特殊，虽然开国的是赵匡胤，但直到赵构都是他弟弟赵匡义的子孙当皇帝。孝宗赵昚虽是赵匡胤的后代，因为是赵构的养子，不大好说话。直到赵昚死后，他的孙子宁宗赵扩送他的神主牌进太庙时，才最终确定赵匡胤太祖的地位。

     宋室南渡非常仓促，居然还能把太庙的神主牌都带到临安，太庙对于南宋立国的重要性由此可知。遗憾的是还未来得及建太庙，据说在那次金兵攻陷杭州时途中，背负太庙神主的太常寺官员慌乱中竟将祖宗牌位给弄丢了。这可急坏了宋高宗，只好下诏访求，还好高宗经海路南逃至温州，就寻回了祖宗神主，暂存于温州。回到临安后，高宗便命临安府在皇城的和宁门外修盖瓦屋十间，暂时充当太庙，又举行了一个仪式，将神主从温州奉迎至临安。绍兴十六年（1146），礼器局造成了新祭器，准备安置在新建成的太庙中，但殿室过于狭窄，以致无法陈列。于是便在七间正殿西侧又增建六间，通计十三间。理宗绍定四年（1231）临安城的一场空前大火又将太庙烧毁，直到次年新修太庙落成，才又恢复了往日风貌。1995年初秋根据《皇城图》，太庙的东围墙、东门址和大型房屋基础等遗迹相继被考古队员找到。以前只有北京保存完好的明清时代太庙，这次的发现则是中国经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太庙遗址。

    宋代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开国后认为轩辕皇帝为其始祖，于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诏曲阜县更名为仙源县，徙县治于寿丘”，开始兴修著名的景灵宫，“祠轩辕黄帝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曰‘圣祖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并且“琢玉为像，龛于中殿，以示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按照宋真宗立下的规矩，把杭州作为临时都城“行在”的南宋皇朝自然要重新建造景灵宫。景灵宫供奉的是列祖列宗，各代帝后的塑像，而太庙供奉的是他们的神主牌。皇城附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皮，还好刘光世、韩世忠家人先后献出了新庄桥西北原所赐的宅第建景灵宫，不过这使得每年四孟，皇帝都要沿御街几乎穿过整个临安城到景灵宫祭祀。《京城图》另有刘鄜王府，韩蕲王府，恐怕是后来重新所赐宅第。

    作为一国之都，京城自然应该有摄领全国政务的中央一级政府机构，陆续兴建秘书省、两相第、太医局和尚书六部等行政机构，和国子监、太学、武学、御书院等文化机构。大部分行政机构建造在和宁门到朝天门（鼓楼）这一段御街的西侧，文化机构则集中在现在的武林路和延安路之间的庆春路北侧。行政机构核心是三省六部，宋代虽沿用前代三省的名义，行政机构实际只有中书门下并在一起的一个省。一般情况下有两位宰相，职务为同平章中书门下，官衔为左右仆射（射字在此读作yè），所以有两相第作为他们的办公地点。

    除了中央一级机构，还有地方政府机构。浙西转运司、临安府衙等路、府一级都在涌金门和清波门之间的西城墙内。从吴越国时期起杭州城区就有钱塘、仁和两个县衙，直到清末，是当时有这种情况的唯一城市。那时十万人口以上的县就算是大县了，而钱塘、仁和两县光在城区就都不止十万人口。发达的工商业使得每年财政收入恐怕比一般的一个州政府收入还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官贵戚流氓地痞众多，治安形势严峻，比一般县城治理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所以确实也有分设两个县的必要。这种情况好比改革开放前杭州市属下的上城和下城两个县级区，只不过地域是东西分布不是南北分布。钱塘县的政府机构在钱塘门内今天的庆春路学士路之间的湖滨路东侧；仁和县的政府机构在今天的凤起路观巷之间的中山北路西侧。

    下面说说建造皇城的事。宋高宗定都杭州时曾有两种建皇城的方案，一是在城西北的西溪湿地新建皇宫，正所谓坐北朝南，北宋皇宫就在汴京西北面。另一种方案便是选择在城南的凤凰山东麓，在杭州吴越国王宫和北宋州治基础上进行扩建。据说赵构在看了临安城的规划图后，在西溪所在处做出批示：“且留下。”这种抉择，一是考虑到节省财力与人力；二是考虑到凤凰山一带作为全城的制高点，便于控制形势；三是每次离开皇宫到景灵宫朝拜祖宗，从皇城北上，赵构很可能会遥望北方，带几丝乡愁，就能保持不忘故国的思绪。高宗于是下旨，在凤凰山改建皇城，在临安城内扩建京城。

    1983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浙江省和杭州市三家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宋杭州（临安城）展开勘查。终于大体搞清楚了皇城的范围：大致东起馒头山东麓，西达凤凰山，北及万松岭路南，南至宋城路一带。东西直线距离最长约800米，南北直线距离最长约600米。

    高宗建炎三年（1129），即诏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1131）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修建宫殿，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初具规模。由于宋金对峙局面有所缓和，偏安政权逐渐巩固，经高宗、孝宗等几朝君主的不断扩建、改建和修建，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陆续在凤凰山麓耸立起来，至南宋末年，达三十座之多，和北宋汴京相当。不仅规模和汴京大内相仿，而且连宫殿的格局也和汴京相同。